易学与古代历史思维(一)

中国史学还在童年时代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时期史官精通《周易》，在以史解易中，显示出他们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促进了史学思想进步，对于易学体系形成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大史学家大多对《周易》有精深的了解。司马迁的家学中有易学传统，他自己在汉初的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易学对司马迁史学的影响非常明显。班固的易学特点反映了东汉易学风格，他写的《汉书o五行志》，对京房易十分重视，并且运用京易对历史变化作出解释。荀悦与荀爽的易学相通，荀悦在《汉纪》中论史反映出易学的印痕。袁宏援玄解史，易理成为他评论历史和人物的哲理的基础。

两宋的史学总结历史盛衰的经验教训，以易学理论解说历史变动，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欧阳修是大史学家，在易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写的《易童子问》等，反映出对易学的清醒认识，着重从义理上解易进而提出对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易学与史学相通。李光、杨万里在易学是以史证易的代表，把史学纳入到易学体系中去。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完成了使史学"会归于理之纯粹"。朱熹史学、易学都有成为他构建理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明时期的史学家在易学上多是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易学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船山易学的思维特征对他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产生重大的影响。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篇便是《易教上》、《易教中》与《易教下》，他的易学观点，成为评论史学的理论基础。

近代易学和古代易学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一般不再是在旧经学范围内论说《易》，讨论历史的易学有关问题，而是以史的眼光认识《周易》。顾颉刚解说《周易》的历史故事，把易学讨论纳入他的辨古史的范围。郭沫若用社会眼光认识《周易》，这些成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个大板块。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周易》的辩证法精华，为科学总结易学提供了范例，把《周易》这部书从神的启示变成"世俗人"的思维术。

在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从先秦到两汉易学的变化，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思考天人关系，总结历史兴衰，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时期，《易》是玄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史学家品评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的思维方式都受到易学的影响。第三次是，两宋的易学成为理学的要素，也成为史学家论历史兴亡、说历史因革的哲理依据，波澜所及，直到明清。近代易学与史学关系是另一回事。

从学术史上看，易学与史学关系基本上有三种范式。一是以史证易。这就是清朝《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的宋代李光、杨万里的以史证易。这是易学范围内的事，是以历史事实解说易理，说明易理的正确，因而它是易学中的义理派。要说明的是，以史证易，并不是从李光、杨万里开始。下面我们还要说到这一点。

另一种是以易解史，以易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类历史，洞察古今兴衰，评论行事上的得失。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主要一面，历史史学家受易学影响，对他们的治史产生影响，甚至影响一个时代的关系。易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不是以史证易派所能概括得了的，而且我们也认为只有从一个的角度认识易学对史学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提示易学变化与史学进展的关联。

还有一种是，把《周易》作为社会史的影子，或作为史料，这是颠倒了以史证易的路数。这本不错，但它同样不能阐明易学与史学的内在关系。

《周易》的天人关系的认识、通变思想等各种思维方式影响史学家治史。有的史家在史书的《序》和其它地方作出说明，有是史家没有说明，只是通过剪裁史料、行文叙事各种方式表达出历史思维的特点。分析史学作品，便能体会得到，看出易学对他在理解历史、认识史学上的影响。所以，在研究易学与史学关系时，要注意对史着的认真分析，要在原着上下功夫，要读其书，知其言，更要知其所以言。

应该说明，易学以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有正面的，这是主要的一面；但也有负面的影响。中国史学上纬神学历史观点、天人感应历史评论，很多和当时的易学思潮有关。这在适当地方也应当指出的。

我们着重从思维方式上看易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因此，这不同于古代易学以史证易，概括起来说是：以易解史，系统地讨论一下中国史学与易学的思维方式有怎样的联结。

《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指出，易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派六宗。其中义理派由王弼"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四库》的论说，展示了易学发展之大概，但未尽合易学之实际。易经易传与史学有不可分之联系，因而或谓易为史官文化，是有一定道理。论易而参证史事，仅是易学与史学联系一种表现，而非全部。无论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他们对中国史学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易学对史学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已有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把研究引向深入。一个重要问题是讨论易学对中国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这一课题，对于认识中国历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民族史学的变化，以及进一步总结继承文化优秀遗产，以推进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易学的思维特征，不只是研究凝结在《周易》经、传中的思维特点，还要讨论在易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史学家、思想家在以易解史中表达出对历史理解的方式。易学思维是多样的，但是从史学思想角度，从思维方式看，易学对史学影响至少可以提出这几个方面。

一、天人一体的思维，也可以说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的思维。从八卦卦爻形的阴阳乾坤天地的内涵，到大衍之数占着之法，都反映出《周易》是把天地人联系起来思考。《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察天地与自然之变化，才有八卦，才有《周易》，所以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是在这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历史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有一种历史观是把人类历史作为自然史的一部分来思考，可以说这是一种大历史观。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天人之间的联系，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历史发展的动因，是天还是人，是天决定历史的变化，还是人事作用决定社会的变动？思想史上的天人感应说，灾异说，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历史观点。与此相对立的是重人事的历史观点。

所谓天人之际的思维是整体的思维，又是把自然与人类历史，看作是阴阳相互的作用的体系，从《干》、《坤》到《既济》、《未济》是一个体系，各卦与整体又成为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的体系，每卦中上下卦又为相互的联系的体系。这个思想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体系观念确实包含在其中。从中国史学思想上看，天与人构成一个体系，其是"人"的社会有君臣父子夫妇组成的体系，而随着社会人所处的地位，又有大宗、小宗的宗亲体系。这是易与天地准的整体思维的各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

但是我们易学的象数派以图式演绎出世界变化历史变迁，表明自然与社会的联系，社会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作为一个整体。汉代孟喜京房之《易》把自然与社会作为先验图式展示出来。孟喜的卦气说是以六十四卦和一年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以及七十二候相配合构成一个大系统。（清人惠栋制出《十二消息图》）到了京房的八宫卦的编排的图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自然变化的作为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是阴阳的变化、发展；自然变化与社会等级礼治又联系起来。这个天人联系的编排，一方面论定了社会等级社会礼制与自然运行是一种先验的秩序，自然天象变化成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合理性的说明。孟喜以辞（君）、公、侯、卿与大夫与十二辟卦相配，很明显是封建礼制成了纲，是统率。这是其一。其二，社会人事、自然的变动都有一个盛衰的变化的过程。从复（）、临（）、泰（）、大壮（）、（）、干（）再到姤（）、遁（）、否（）、观（）、剥（）、坤（）。由一阳生，到干的六爻为阳，这是阳盛已极。此后便是垢的一阴生，到坤的六爻为阴，是为阴已至极的地步。可以说这是把盛衰的变化、盛极必衰的思想具体化、形象化。如果说孟喜的卦气说中，运动循环论十分化明显，那么在京房的八宫的编排中的运动情形就较为复杂，八宫卦中八卦中既有干、坤为父母，各统三男、三女；而八纯又为上世、以后则是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八纯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这样就将天、地、人、地、鬼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系统。从上世到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可以看成是一个渐变，如干宫从干、姤、遁、否、观、到剥，这是从一阴后到五阴生。。而从五世到游魂就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一世，而是发生新的变化。五世为剥，而游魂卦为晋（）"阴阳返复，进退不居，精粹气纯"。归魂卦为大有（）"卦复本宫曰大有，内象见干为本位"。这就是说一个事物在到了极点的时候，情况变化不是简单地作循环的运动。

宋代易学对史学的影响表现为贯通思考天人古今的变化与发展。《皇极经世书》就是贯通天人古今的一部著作。以元会运世日月星辰来编排宇宙与历史的行程，编列出由阴阳刚柔相交到人的出现、唐尧以后的中国的历史，从开物到闭物，人类社会历史在整个宇宙运动中只是一个极小的阶段。在这样的过程中，历史经过皇帝王霸各个阶段。再如周敦颐的易学也是编织天人宇宙的结构图式。把天地形成、男女出现到社会等结构的形成，用一图式展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易学与古代历史思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