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苏轼、辛弃疾都属于“豪放”一派，但是，如果对他们的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豪放只是他们词风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感情色彩、审美格调等许多方面，二者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苏轼词的旋律更为旷达潇洒，而辛弃疾词的基调却颇多深沉悲壮。这应当说是苏、辛豪放词风最重要的差异之一。

苏轼、辛弃疾词的这种超脱与执着、旷达与悲愤的区别，从他们的作品中大量的表现了出来。苏轼的豪放风格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流露出来的达观情怀。如苏轼在游赤壁前一年写的一首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有一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表面上是写词人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狼狈不堪。而苏轼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面对。实际上作者借此反映自己在政治风雨中的坦然与旷达，潇洒超俗和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在遭遇挫折时依然情怀不改。雨过天晴，回首往事，这些挫折坎坷又算的了什么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作者在人生道路上经历政治风雨的一种心理体验，只要能经得住狂风暴雨的吹打，必然会有风和日丽的到来。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胸襟和气度，他能够在逆境之中保持乐观情绪，解脱自己的苦闷，充分表现出他那种旷达开朗的性格。 而辛弃疾词的豪放风则主要表现为对抗金复国的强烈执着与英雄失路的苦闷悲愤的情怀。如辛弃疾的那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该词是借登临怀古，抒发爱国感情。辛弃疾从二十三岁南归，一直不受重视，二十六岁上《美芹十论》，提出抗金策略，又不被采纳。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在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这时，词人已经三十五岁了。一次，他登上建康的赏心亭，极目远望祖国的山川风物，百感交集，更加痛惜自己满怀壮志而老大无成，于是写下一首【水龙吟】词，抒写他的爱国热情不被理解、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同时辛弃疾借登临之际，抒发自己英雄失意、功业难成的抑郁之情。上片主要是即景抒情。起句破空而来，写出了天高水长、浩淼寥廓的无边秋色。接着用移情之法，明写山势连绵、山形各异，实写词人对中原沦陷、南宋小朝廷不思恢复的“愁”与“恨”。“落日楼头”以静态的景物写出了词人的悲凉和“愁”，“把吴钩看了”等句则是以动态的人物动作写出了词人的激愤和“恨”。落日残照是危机重重的南宋王朝的反映，那失群的孤雁也正好是词人自身的写照。下片连续运用三个典故，通过古人古事抒写词人的雄心壮志和坚持用世的决心，表现了他怀才不遇、年光虚度的愤慨和苦痛。面对南宋苟且偷安、投降卖国的黑暗现实，辛弃疾悲愤填膺。登高北望，望着沦陷的江北大好河山，感慨万千。词人通过塑造一个孤寂的爱国者的形象，表现出对中原故土的怀念，对朝廷投降派排挤打击自己的不满，发出了壮志未酬、英雄迟暮的哀叹。 从二人的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词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在自然环境的描写中体现人生哲理，客观的面对现实，顺应自然规律，超越人生苦难，在豪放中注入超脱；而辛弃疾豪放词中则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连结在一起，表现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忧愤，在豪情中蕴含悲壮。

苏轼与辛弃疾词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