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均趋向深化，唐王朝陷入无法摆脱的危机。土地与赋税的问题尤其严重，两税法实行。统治阶级不顾农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的境地。这就加深了阶级矛盾，也加速着唐王朝的灭亡。当时，统治阶级中间有不少开明的人物，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危机而奋起改革政治。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地主阶级，早期仕途也十分顺遂，但在元和十年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司马。这次遭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的表述了他的诗论主张。

其主要有四点：

1. 为时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正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④。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

2. 讽喻美刺的创作手法。而白居易的讽喻美刺大体展示了他的两个基本倾向，也就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就像《轻肥》中俩个误入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一方天灾人祸，竟至人食人！

3. 著成去伪的创作态度。这一主张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些实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使诗更接近社会现实，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好比《观刈麦》中农人劳作环境的艰辛和朝廷沉重赋税的压迫，突出了下层民众的悲苦生活。

4. 关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方面，白居易总是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为了使诗歌发挥社会作用，他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显。

然而白居易在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也有两点认识是不恰当的：

第一， 他在强调内容真实性的时候，没有把艺术的真实同生活的真实区别开来。他对内容的要求已不止是真实，而是所谓“核实”。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就会排斥虚构、夸张、幻想，使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报导，甚至失去诗歌的特点，使之近似押韵的奏章了。

第二， 第二，白居易首先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艺术形式却重视不够。他提倡的“新乐府运动”就是由于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有的作品流于抽象说教，如《七德舞》《二王后》；由于强调通俗，有的作品直白浅露，缺少美感和韵味。

对于白居易后人虽是毁誉参半，但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作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勇气，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点，是永远值得人们钦敬的。

白居易的诗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