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两大高峰的碰撞--李白与杜甫的相遇

李白和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分别尊称为“诗仙”和“诗圣”，二人在诗歌创作中各有所长，风格迥异，李白长于七绝，夸张大胆，想象奇特，清新自然，天然浑成，体现了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杜甫尤善七律，取典型人和事，呈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寓主观于客观，用个性化的语言塑造形象，浸透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代严羽评论李白和杜甫诗歌的风格时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然则如此不同的两个诗人在历史长河上却有着一次举世瞩目的相遇，并成为了忘年之交，两人结下深厚情谊，拥衾共眠，在两人以后的诗歌也可看出这次短暂的相遇对各自的重大影响，两人的诗风也互有借鉴。 本文将从李杜相遇前之李杜差异、李杜相遇时之情谊、李杜相遇后之诗风转变三个层面对其二人的思想碰撞及诗风转变进行层层剖析。 一、相遇前之李杜差异 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坛的两座高峰，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在艺术成就上各有千秋，难分高下。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两者都经历了玄宗、肃宗两朝，这是唐王朝由盛极走向衰败的动荡年代，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经过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发展鼎盛的时期，之后由于安禄山的叛乱，唐朝急剧走向衰败。李白与杜甫的青少年，都生活在社会经济比较繁荣稳定的时期，中老年则由于社会动荡，颇受战乱流离之苦。李白与杜甫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爱国，对祖国大好河山、劳动人民的讴歌。李白与杜甫的爱国热情，主要表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上，建功立业、平定叛乱、振兴国家是他们的政治追求，虽然这些理想都破灭了，但他们不息的追求、呐喊，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动。但李白与杜甫终究是两个性格迥异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反映的思想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出不同的、鲜明的特点。（一）李白与杜甫的政治理想的差别李白、杜甫在相遇前都是少有壮志的人，李白年轻时即好谈“王霸之术”，杜甫“七龄思即壮”，但两人的具体政治目标与实现途径却有很大的区别。李白在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是战国的鲁仲连、东晋的谢安，前者一箭下聊城，后者一战定东晋，但真正使李白倾心是鲁仲连功成不受赏的那份清高，以及谢安隐居东山、相机而动的那份洒脱，这些与李白自来自去、不受羁绊的为人为事的“口味”很吻合。所以李白的政治理想就是要象鲁仲连、谢安那样，相机而动，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一鸣惊人，然后不受爵禄，飘然而去，归隐山林，洒脱之极。“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是他心境的写照。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上，李白既不屑于通过科举，也不能象边塞诗人高适、岑参那样投身边塞，一步一步做起，他期望的是象吕尚、诸葛亮一样，受人赏识，委以重任，象谢安、鲁仲连那样，一出东山，谈笑建功。当然，他这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姜太公式途径不再有现实的基础了。杜甫与李白不一样，他的政治偶像是诸葛亮，诸葛亮的忠义、勤勉、献身精神正是杜甫骨子里的儒家道德规范。杜甫钦佩诸葛亮兢兢业业、契而不舍的精神，而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实践着。他的政治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通过辅佐君王治理好国家，因此他为官则“恐君有遗失”，在野则思“涓埃答圣朝”。在途径上，杜甫走的路也比李白实际得多，他做过参军、左拾遗，后又贬为参军，在成都时做过节度参谋等，不管在何职位上，杜甫都尽心尽力，去实践他为国为民的理想，不以官小、事小而不为。（二）李白与杜甫对劳动人民的态度。李白与杜甫都不是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在一生奔波流离中，却不同程度地走向人民，反映、讴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苦乐。这一方面杜甫比李白更加投入，更深刻。首先从作品的数量上看，杜甫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从《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句》至“三吏”、“三别”，随着杜甫对人民生活的了解的深入，这类作品也随之增多。其次从深刻程度看，杜甫对劳动人民生活的了解很深入、描绘人民生活真切感人，对人民苦难的根源，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本质：“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剥削的残酷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造成这种反差的统治阶级，杜甫也毫不留情地扯下其伪面具“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这些诗句出自一个“奉儒”的知识分子笔下，是极富进步意义的。李白无论在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内容的深刻程度上，都与杜甫相去甚远，他只有《都护歌》、《秋浦歌》(14、17)等几首诗，而且多用白描手法，没有触及本质。在作品差别的后面，是两者对劳动人民的态度的差别。杜甫经过一段离乱的生活，已完全融入到劳动人民当中，发自内心热爱朴实无华的劳动人民，“指挥过无礼，不觉村野丑”；由热爱而产生同情，由同情劳动人民疾苦而产生了对统治阶级的痛恨。李白也经历了与杜甫相似的离乱生活，但没有真正融进劳动人民，他仅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同情人民的痛苦，感受远没杜甫真切，如他写的《秋浦歌》(14)，感情很平淡。（三）杜甫的天下为公思想与李白的个人主义色彩。杜甫是一个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的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苦难，有时“一岁四行役”。流浪生活一方面使他能广泛地接触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真切体会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使他能反过来审视自己出身的阶级。杜甫自己是“奉儒守官”的家庭出身，享有不纳租、不服兵役的特权，即使是他，儿子也免不了“无食致夭折”，普通老百姓可想而知。所以他从人民的苦难反观自身，又从自身想到普天下的老百姓，由已及人，发出了“平人固骚屑”的慨叹。更为可贵的是杜甫一想到人民的苦难，就忘掉了自己的苦难，如他看到自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更多的无处栖身的“寒士”，幻想能有“广厦千万间”，能够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却宁愿“受冻死亦足”，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天下为公的精神，表现了杜甫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作为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他，他的思想已跳了封建等级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的局限，真正成为一个胸襟开阔的人民的诗人。李白相对于杜甫更加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他的骨气、傲气，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李白出身并不高贵，这使他一展宏图的愿望不能如愿，他的性格与封建道德规范也格格不入，他不愿受各种束缚，这使得他与封建社会制度的冲突不可避免，他的一生都在与之抗争。在这种冲突中，李白是属于弱势的一方。在现实社会中，他的政治理想一个个地破灭，于是他便走进了大自然，在自然中寻求身心的解放寻求思想的寄托，为此写下了大量的游仙诗。这些游仙诗、山水诗，一方面展现了李白不屈的个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个人主义的一面。他没有象杜甫那样由统治阶级走向人民，而是走进了一个更加与世隔绝的自我，他迷恋的水，更多地发泄自我的感受，他缺乏杜甫的责任感。“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李白逐渐脱离现实社会，孤独地遨翔在自己的天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华发长折腰，将贻陶公诮”，李白越来越注重自身的感受，虽然建功立业，救国救民的念头时常闪现在他心头，但他再也不愿委屈自己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把手段看得过于重要，以致目的——他的政治理想反而显得不重要了。其实李白的入世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宏才，证明自己不是“蓬蒿人”，他的政治理想是“潇洒走一回”，用功业为自己作一个“证明”，然后退隐山林，再回归到自我的世界中，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四）李白对封建秩序的蔑视和杜甫的忠君思想。李白是唐代诗坛的一匹野马，放纵不羁，他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充分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想象雄奇、夸张，不受格律的束缚，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李白对个性自由追求的另一面是对扼杀个性自由的封建制度的抗争与蔑视。他看不起醉心前程的人，不愿与之同流合污，认为是“白雪难同调”。对封建制度的设计者和理论家孔子，虽然被尊为圣人，他敢报以蔑视的大笑：“凤歌笑孔丘”；对封建帝皇的典型尧舜，他也认为“尧舜之事不足惊”；对封建权力的象征的皇帝，他时常不给面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皇帝代言人的王侯、权臣、弄臣，李白更是不放在眼里，他敢当着皇帝的面，让高力士脱靴，“一醉累月轻王侯”，这“一醉累月”并非真醉，无非借酒来表达自己的蔑视。至于“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更是表面上赞美皇帝，其实连皇帝也一起取笑了。笑与醉是李白表达自己蔑视的两种重要方式，有“仰天大笑”、“凤歌笑”、“买歌笑”、“累月之醉”、“酩酊”大醉等，这是李白特有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即使这种比较含蓄的方式，没有一定的勇气也是不能做到的，尤其是天子呼来敢于“不上船”，这对一般人权其荣耀的事，李白能看得如此之轻、满不在乎，也说明李白不是真正在乎功名富贵，这正是李白能够而且敢于蔑视帝皇、权贵的根本原因。杜甫对待封建制度的态度与李白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他积极维护封建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尤其是忠君更是其一生的追求。杜甫出生于为官家庭，满脑子是儒家的道德理念，性格中庸，这些构成了他的行动的基础，他一生想的是为君王出力，为其分忧，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把“致君尧舜上”看成是实现“再使风俗淳”的基本手段、途径，因此一生都在盼望君王的垂青，期盼“圣朝”的“尧舜君”能使他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行动上他时刻关心君王的言行，在朝则时常进谏，“恐君有遗失”，在野则用诗歌记录各种社会现象，希望皇上能够看到，采纳他的建议，真可谓用心良苦。他的忠君还表现在他的恋君情结上，他看问题、思考问题都是站在君王的角度，仿佛那不是他在思考而是皇帝在思考，他的思想时刻都挂在皇帝的宝座上，看到皇用回纥兵，就替其担心回纥的野心，听到官军打胜仗，就希望皇上能乘胜追击；看到关塞险要，就想到皇上用人得失，替皇上的宝座担心。但皇帝其实并不要他担心，不领他的情，失意的杜甫纵有“济时敢爱死”的献身精神，也只能“寂寞壮心惊”了，所以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普天下的老百姓，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走出了恋君情结的狭小的庭院，走进了爱国主义的境界，把忠君与爱国爱民结合起来，为民呐喊，为国分忧，批判封建剥削的残酷性，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五）李白及时行乐的思想与杜甫顽强乐观的精神。李白一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飘游不定，每当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受到挫折时，他不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法，他的通常作法是寻求解脱，出世的思想就会在他心中占据主要地位。他寻求解脱的途径通常是遁入山水之间和借酒浇愁。李白作品中山水诗占的分量很重，是李白出世的主要途径，他描绘了祖国大量的奇山秀水，也寄寓了他的理想生活方式。不管是忘情山水还是借酒消愁，都不时流露出及时行乐、颓废、虚无的情绪。如“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具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如此等等，美酒成了李白对抗社会的武器，光是游山玩水还不能使李白解脱，还要加上美酒，借酒不但可以浇愁，还可以装醉骂人，这其实是李白脆弱的一面，更体现了李白自暴自弃的性格的一面。基于对人生无常、虚无的认识，李白经常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情绪，这使得他对政治追求没有恒常的热情，时冷时热，得意时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失意时则“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不仅不能使他成就功业，还使他的诗歌颇受争议。这些思想是李白作品中的消极成分，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杜甫一生比李白更加艰辛，但他一生疾志不渝，追求自己的理想，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虽然有“一岁四行役”的艰辛，儿子“无食致夭折”的悲痛，但他始终不改初衷，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从不悲观消极。当他政治上失意时，他没有失望：“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陷安史叛军之中，他想的也是“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并没有绝望；从安吏叛军中脱身归来，看到皇上，感到中兴有望，不觉“喜心翻倒极”，始终认为“胡命其能久?皇纲来宜绝”，充满乐观的精神。杜甫不仅对国家命运充满乐观的情绪，而且对自己他也从不曾悲观失望，虽然不被朝庭重用，但他不改为国为民的信念，他看到“东郊瘦马”，想到的不是被弃的悲哀，而是“更试明年春草长”的进取雄心；携家逃难途中登“凤凰台”，他想的是“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丝毫不为眼前的苦难而悲观，《成都府》一诗中更是自我安慰“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乐观地面对命运的安排。杜甫顽强乐观的精神还表现在他能适应各种环境，如在成都草堂时他能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为农”养家；简陋的草堂，他也住得自得其乐，如《江村》一诗所描绘的一样，喝“蔗浆”也很满足，自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使杜甫始终保持正常的心态，坦然面对各种磨难。杜甫顽强乐观的精神，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使得他在创作中，不是简单地反映社会现实，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不是浅薄的现实主义。 二、李杜相遇及情谊（一）相遇一见如故闻一多先生曾将李白与杜甫的相见比作“两曜（明星）相遇”，说：“我们该当品（吹）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杜甫》）孔子与老子的相见是于史无证的传说，而李、杜相遇却史有明书。公元744年，杜甫与李白初次相逢于洛阳，他们在杜甫父亲杜闲的家里相识,两位诗坛泰斗一见如故，一同畅游了梁园（开封）、济南等地，度过了一段彼此难忘的日子。两人不仅有诗歌的往来，还结下深厚友谊，这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但年龄的差距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这在后来的文学史上也被传为佳话。李白与杜甫相会是在李白因触怒权贵放归山林时。杜甫在《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一诗中描写当时的情形是：“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人可谓情同手足。李白当时已经是诗名远扬的大诗人了，而杜甫还默默无闻。性格孤傲的李白和杜甫应是很投缘的。他和杜甫相处的那段时间里，两人时常喝酒论文，李白的诗歌造诣必定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曾有观点认为，杜甫《登兖州城楼》诗中，“浮去连海岱，平野入青徐”与李白诗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⑤、“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⑥”句式相似，视野比以前更开阔了。于是后人猜想，李杜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李白帮杜甫改诗⑦。虽然这一观点有待确认，但是我觉得两个同样喜爱诗歌创作的人在一起谈诗论文，肯定会互相切磋。李白当时又是诗坛泰斗，诗歌自成一体，作诗经验也比杜甫丰富，所以他会指导杜甫修改诗歌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后来两人各奔东西，但有诗互相寄赠。杜甫的诗中充满了对李白的崇敬，而且对李诗风格评价甚恰。此行，两人还另有诗作，李白作《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杜甫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杜访范，遂成千古佳话。《戏赠杜甫》一诗，因为没有编入李白的集子曾遭到前人误解，被疑为伪作。郭沫若先生力作辨误。③杜甫访范诗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开头，将南朝诗人阴铿比拟李白。李白便讥杜甫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因此，杜甫放言李白飘泊无定、愧对葛洪、空度时光、“飞扬跋扈”。李白借杜甫瘦了，劝他不要起早睡晚地写诗，不要太辛苦了。李白与杜甫相聚时间很短，但是相知极深。看似过分的语言，正是两人交情笃厚的见证。以“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写李白，以“作诗苦”写杜甫，道出各自的特征，皆极真切。（二）相遇后之赠诗杜甫在成都做节度使严武的幕客时，生活还算安定。闲暇时常想起与李白相处的日子，这时他们阔别已经十多年了。想起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好时光，杜甫总感慨不已，颇为怀念。如今正是仲春时节，蓉城景色秀美，心旷神怡，李白若能来此同游，那该是何等美事。一代豪放的诗仙，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将栖息于何处？想到这里，诗人不禁提笔做诗，写了一首五律《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日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在诗中对李白是这样赞许的：庾信的诗清新而不俊逸，鲍照的诗俊逸而不清新，而李白的诗兼而有之，其清新俊逸之风实在是无人可以匹敌的。杜甫还时常挂念着李白的衣食住行，担心他被贬逐以后的安全：“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些诗句对李白遭诬受害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三）相遇情谊之辩析李白大杜甫11岁,他们常以诗相赠.他们的友谊纯净如水。《杜甫诗集》可以见到１０来首，如：《赠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但李白写给杜甫的,找遍了《李白集》也只见到三首即《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有人借此认为李白对杜甫的情谊是寡淡的，因为他写给杜甫的诗仅存留3首。更有人认为《戏赠杜甫》不过是一种文人相轻的现象，他们之间的情谊不过是泛泛之交。对此，我表示不认可。评断两人的情谊不能仅凭借遗留的文献来作孤证，这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众所周知，文献的保存可能因历史原因而造成不完整。事实上，经过仔细研究两人的诗集，可发现由于李白的晚年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未能很好地编制自己的诗集，也许在安史之乱时期，一部分诗歌因战乱遗失也未曾得知。而相较之下，杜甫的晚年是抽出过大量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诗集的，保存性也会更好。虽然我们无法知晓遗失的那部分实际是否有两人的赠诗，但从现存的诗“醉卧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可见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若不是关系要好，岂会共被而眠呢？事实上，情谊是相互的，两人的相遇虽然短暂，但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也许两人通过交流，发现各自诗风差异巨大，但同时亦被对方的诗风特色所吸引，故一见如故，共同游山玩水，谈论诗作。就两人相遇的年龄来说，李白大杜甫11岁，可谓忘年之交。而在他们相遇之前，李白早已声名大作，而杜甫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晚辈，但就是两人如此大的身份差异，李白非但没有对杜甫轻视，反而屈尊降贵，甚至向杜甫请教诗作。这一点也可以以他的诗为证，他曾写下《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由于杜甫不在身边同游，“齐歌”引不起李白的感情，“鲁酒”也提不起酒兴，思友之情就象永不停息的汶河水。从此诗可见李白的谦逊的人格魅力和对杜甫的真挚情谊，也正是其谦逊的作风，使他遇到人生知己----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首诗中，杜甫极力推重李白的人品才学，痛惜其在垂老之年流离困顿，抱冤莫伸，甚至以孔子、贾谊的感伤，来比喻李白的不幸：“几年遭□鸟，独泣向麒麟。”这分明是在直指朝廷对李白处置不公。清代卢世称这首诗为“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引）。　但是，由于趋炎附势在人世间已经成风，文人相轻也成了文坛的通病，杜甫的言行，反而不能为某些人理解，他和李白相敬相重、生死不渝的情谊，反而使某些人感到奇怪，并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在李、杜诗中，饶有兴味地寻找一些“例证”，以推出二人“相轻”的结论。托名李白的《戏赠杜甫》，正因为能满足这种心理需要，反比寄托李白真情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更为某些人所乐道。至于杜甫赠送、怀念李白的众多诗篇，对“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这样的诗句，都置之不论，反而抓住“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这几句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在明显地贬低李白，将他同六朝诗人相提并论；充满思念之情的“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则被看作是讽刺李白作诗粗疏。其心胸的狭隘与想像的丰富，竟能如此奇妙地结合起来，可称是病态人心的一大杰作。杜甫以上面这些人来比李白，“盖以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杜诗详注》引朱鹤龄语）。这就像敦诚挽曹雪芹，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刘伶、李贺同曹雪芹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作为曹雪芹挚友的敦诚，他这样写，却完全是出于对死者的一片敬意。尽管杜甫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尽管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杜甫传》），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谁比杜甫更能不倦地向他人学习、更能由衷地赞扬他人了。不过无论是当代文豪，还是前朝作家，没有哪个人像李白那样，在杜甫心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承认王维“中允声名久”（《奉赠王中允维》），称赞高适“美名人不及”（《寄高三十五书记》），但惟独对李白才有“千秋万岁名”（《梦李白》）这样的推许。如果说，人的真情在清醒时常会被掩盖，那么，在梦中则会充分表现出来。杜甫对李白的感情，最真切、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梦李白》诗中。前人说这二首诗，声泪俱下，交情恳挚，似真有神魂往来，千古深情，惟此为至；反过来说，若无一片真情，也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唐宋诗醇》评这两首诗：“沉痛之音，发于至情。友谊如此，当与《出师》《陈情》二表并读，非仅《招魂》《大招》之遗韵。”读了这样的诗，如果依然无动于衷，以己之心，妄度前人，那也就无可奈何了。三、相遇后诗风转变（一）相遇后李白诗风之转变 天宝四载秋，李白与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但以游梁宋为最久。这时期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心情也是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绁鞲上鹰”《赠新平少年》。随着天宝年间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多，反抗精神也越来越强烈，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色。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即隐居于庐山屏风叠，密切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次年冬，永王李璘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便接受了他的邀请。不料李璘暗怀和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出狱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李白这时已五十八岁，在“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残酷迫害下，经常爽朗大笑的诗人有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垂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由此可见，李白的诗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安史之乱，晚年的李白也顿感力不从心，虽然他依旧想请缨杀敌，但无奈因病折回。安史之乱时期，李白的诗风是和杜甫极为相似的，都是爱国主义精神。李白诗风的转变，历史社会因素是一大因素，而他与杜甫的深厚友谊也是影响他诗风的因素。他们因性格诗风不同而相互吸引，也相互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唐朝的诗界，文人经常互相交流，两人在相遇前李白也许不会注意到杜甫的诗，但相遇并结为忘年之交后，李白对于杜甫是有一定关注的。所以，诗风的相互借鉴也是可以理解的。（二）相遇后杜甫所受的影响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作为晚辈的杜甫，对于李白，更有一种崇敬之情，在遇见李白之前，想必甚至将李白作为自己的偶像。因此，在与李白相交后，对其感情笃深，光是赠给李白的诗就有十一首，可见李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杜甫对李白的怀赠诗,根据其创作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识洛阳、共游齐鲁阶段;二是杜甫困居长安阶段;三是安史乱后杜甫居官和飘泊阶段。而李白，作为唐诗中的享誉盛名的太阳，他的光芒自然吸引各界文人，诗风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杜甫。杜甫在他后来漂泊西南时期定居成都草堂后，由于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一个暂时安定的住所，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杜甫的诗歌也由叙写动荡的社会生活转向描绘宁静美丽的自然界，创作了许多描写雨细、风微、花香、枝弱的清新小诗，赞美自然万物，憧憬美好生活，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有些作品也体现出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因而杜甫在漂泊西南时期也创作了一些浪漫主义诗歌。如广为人传颂的《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这首诗作于上元二年（761）年春，49岁的诗人以欣喜的心情描写了这场在成都草堂应时而降的春夜细雨。再如同年所作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可见，此时的诗人是闲适的，诗歌的格调也是轻快明丽的。甚至于诗人还写出了许多富有生活情趣的诗歌，如《进艇》：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甖无谢玉为缸。这首诗更是以诙谐嬉戏之词，抒写悠游愉悦之情，富有生活气息。 由此可见，杜甫后期的诗风也是有很大的转变，这里面有时代变迁的因素，有文人之间相互借鉴的因素，早年诗仙李白对其的指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杜甫不仅在相遇后逐渐明白了李白的理想,而且在自己晚年更为深刻地悟出了李白追求自由的天性,这正是李白思想的核心,也是李白的悲剧之源。李白寻仙访道是渴望摆脱自然寿数的局限而能生存于时空之外,淡泊名利则是渴望摆脱世俗之累而能获得心灵的闲适与安宁,其核心是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虽可望而不可即,却并不排除某种程度的实现。李白的辞官归隐、寻仙访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由的靠拢。杜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李白,这种理解同样来自杜甫自身的经历及思想的变化。长安十年的困顿,四处干谒的屈辱,冒死投奔的忠诚与无端被贬的打击使杜甫日渐心灰意冷,而安史乱后的时局使理想的实现越发渺茫,于是其政治热情日渐降温,归隐之志不时浮上心头,“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曲江对酒》)。其实在困居长安、求仕无成的日子里,这种隐逸之志便时有流露,“扁舟吾已僦,把钓待秋风”(《送裴二虬尉永嘉》 )。然而只有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杜甫才开始真正考虑退出政治,这无疑是艰难的抉择。在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被贬的愤懑、理想的落空及生活的压力使杜甫终于下定了弃官的决心,“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开始了飘泊生涯。杜甫在《咏怀 五百字》中早已自述心迹:“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如君非尧舜,未尝不可归隐山林。杜甫本对肃宗中兴大唐满怀希望,而肃宗不信忠谏,排挤打击玄宗旧臣的冷酷与专横很快让杜甫灰心失望,其先前在杜甫心中的“尧舜”形象此时已是面目全非。杜甫弃官出走的人生抉择固然是因为对昏昧的肃宗丧失了信心,而深层次上则是对自由人格的追求。陶潜的吟唱响在耳边，而李白的影子更是在他心中晃动。因而，杜甫自华州弃官，奔赴秦州不久便连续写下《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便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结语：后世敬仰的“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歌。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抱负，想为国家、为皇帝尽心尽力。因此他们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对国家有一份炽热的感情，国家强盛时那种欢喜、自豪感在他们笔下流露；但国家处于忧患时，他们又忧心忡忡，反对唐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正是这种共同的爱国情感和不同的诗风差异，使两人相互吸引，才出现历史上少见的两大诗界最高峰的相遇。他们的相遇千古流传，具体的情境已无法考据，但二人的情谊则永久地传为佳话，供后人接踵研究。众所周知，唐诗诗风因各种缤彩纷呈而绚烂，但也因互相交流，相互借鉴而推陈出新，李白与杜甫作为唐诗的两大高峰，虽然相遇时间短暂，但真挚的情谊却令人感怀，尤其是李白对杜甫后期的诗歌创作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思想的碰撞才能擦出火花，李杜的相遇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不是他们的相遇，我们难以看到如此高傲的李白竟然也有及其谦逊的一面，我们也难以看到沉郁的杜甫也有乐观浪漫的一面。他们的相遇，是一段友谊的佳话，更是唐诗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高峰的里程碑！

论唐诗两大高峰的碰撞--李白与杜甫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