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的艰难历程

　　1955年初秋的一天，侨居美国的著名工程物理学家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从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中国。抵达香港后，他们受到来自祖国的科学家们的热烈欢迎。随即搭乘火车转往内地，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谁能知道，为了实现回国的愿望，这位世界闻名的导弹专家曾经历了5年多的磨难。

　　钱学森是上海人，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后进上海交大学习，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留学生并于第二年夏天赴美留学。此后，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由于在空气动力学和超音速飞行方面的卓越成就，36岁时便已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其间，他曾随美国空军顾问团去考察纳粹德国的导弹技术，被美国空军授予上校军衔。钱学森在国外事业有成，生活优裕。然而，大洋彼岸祖国的风云变幻，却时时牵动着他的赤子之心。

　　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共度中秋佳节，他们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此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美国一位海军次长甚至咆哮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极具军事价值的世界一流火箭专家回到“红色”的新中国。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钱学森，把他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进行残酷地折磨。后来，由于钱学森的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移民局不得不将其释放，但仍然对他进行监视。

　　美国当局的蛮横阻挡并没有锁住钱学森的归国之心，他和夫人蒋英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

　　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后，钱学森便潜心进行工程控制论的研究，1954年在美国公开出版了30余万字的英文《工程控制论》。钱学森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一方面是以此显示中国人在工程技术上的才华，另一方面则是要让美国当局看到他已经改变了原来致力喷气推进的研究方向，消除他们不让回中国的借口。夫人蒋英是一位在中国出生、曾到德国留学的歌唱家，她十分理解丈夫的处境和心情。那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经常闯入钱学森的办公室和住地。为了防止意外，她不惜荒废了自己的专业，毅然留在家中操持家务，以便照料丈夫和孩子。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钱学森总是在家里摆好3只轻便的箱子，以便随时可以动身回国。

　　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２０年，钱学森也因此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

“这件事要适可而止”

钱学森生前一直坚持不准给他写传。有人曾经想写，他知道后十分严厉地说：“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

1991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钱学森将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人员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态度冷静，没有因此而忘乎所以。授奖仪式之后，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

那几天，涂元季秘书也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上午，钱老把他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

涂元季坦率回答，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老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奖励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那个集体，那一代人。所以，‘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伤了别人的感情，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会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请你马上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从明天开始，不要再宣传了。”

涂秘书回到办公室，立即照办。《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有一个杂志，他们也表示尊重钱老意见，但下期的稿子已下厂排版，有两篇回忆与钱老交往中受到教益的文章，不好撤下来。

钱老闻知后说：“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钱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

在钱老毫不客气的坚持要求下，宣传他的活动才算告一段落。

从那之后，所有想出版刊登钱学森传记的组稿活动，都被钱学森办公室拒之门外。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因为钱学森党性极强，他对党交给的任务从来没有半点含糊。有一年，《中共党史人物传》要求写一个关于他的几万字的传略条目，他听说《中共党史人物传》是经中央批准的，就不再坚持己见了，但他把涂元季叫到跟前叮嘱：“写传不是为写而写，更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去写传，而是要通过写传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我们党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导以后的工作。所以，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千万不要写出矛盾来，我决不和任何人争功劳，特别是关于我们国家‘两弹一星’。我过去多次讲过，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你要按照这个观点去写。”

严师出高徒

钱学森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为中美两国都培养出不少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是拔尖的创新人才。

钱学森为什么能培养出拔尖人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一位拔尖的教授。

据他在美国的一些好友，如F·马勃教授和W·R·西尔斯教授回忆说，钱学森常常把自己在科学研究上的最新成果融入教学之中，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把科学上最新的东西讲给学生听，讲课内容其实比教科书上的高深多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课，就是边研究边讲课。等他的课讲完了，把讲义加以整理，出版出来，就成为一部世界前沿的科学巨著。

这样的教授，不愁教不出好学生！

钱学森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W·R·西尔斯教授曾经走访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明星教授，他曾经是钱学森在美国的最好学生。他说：“钱教授的考试非常难，他可能出四五道题，你只能希望解出一道，或者对其中一个以上的考题给出不错的开头，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做得不错的话，你会得到钱教授给的A。”

美国人考试的评分是A、B、C、D四等，“A”是最好成绩。

有趣的是，钱学森回国后也把他在美国的这套成功教学方法带回国内。他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任时，就给科大首届力学系的学生吃了一顿“杀威棒”。他的开卷考试只出了两道题，第一道概念题，占30分；第二道题是真正的考验，题目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道题可把全班学生都难住了。你若平时只会死读书不会活运用，根本做不出来。

考试从上午八点半开始，直到中午还没有一个人交卷，中间还晕倒两个学生被抬出去。钱老宣布说：“吃午饭吧，吃完接着考。”直到傍晚也做不出来，大家只好交卷。成绩出来，竟有95％的人不及格。

当然，钱老的考试并不是故意为难学生，在“教训”他们一顿的目的达到后，也得让大部分学生过关呀！于是他想了一个“怪招”：把每个学生的考卷成绩开方再乘以10，算是这次考试的最终成绩。这样一来，你若得了36分，开方等于6，乘以10就是60分。所以凡36分以上的学生都能及格；你若是一个特等优秀生，考试满分100分，100分开方等于10，再乘以10还是100分。所以考100分的人也不吃亏。对他这个怪招的合理性，谁也挑不出毛病，结果是80％的人都及格了，皆大欢喜。

及格归及格，但谁都承认自己的数学基础不够，于是钱老决定，力学系的毕业生延迟半年毕业，专门补习数学，所用教材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工程数学》。在半年时间里，每个学生光数学题就做了3000多道。由于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学生们受益匪浅，他们在后来的工作中成为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的在“两弹一星”工作中担当重任，出了好几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睡在板凳上的大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进行“东风—3号”全程试验和其他试验任务，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建设新的发射试验基地。该基地从1966年初勘察选点开始，到1968年末第一期工程主要项目基本完成，随后便投入发射试验任务。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基本发射阵地、技术阵地等验收合格之外，连通信指挥及配套工程都是十分简易的，更不用说各种生活配套设施了。

基地刚建成不久，钱学森便赴山西太原发射中心，组织指挥导弹发射任务。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于龙淮等随钱学森一同前往，于龙淮担任这次发射任务的组织协调工作，因此和钱学森一同在指挥中心值班。

导弹原定下午5时发射，因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先是推迟到午夜，而后又推迟至第二天凌晨。一夜没睡，一些年轻人有些撑不住了，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那个指挥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

看着身穿旧军装躺下的钱学森，于龙淮心中的不安和敬意油然而起。他想：这么一位科学家，如果待在美国，其工作、生活条件不知道比回到国内要好上多少倍，但他却毅然决然回来了。为了祖国的强盛，他如今和我一起躺在这又冷又硬的板凳上，我是一个年轻人，而他却是一位快60岁的老人呀！想着想着，于龙淮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钱学森回国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