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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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汉代书法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历时400多年,包括三个时期: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公元23年——公25年为帝)、新莽(公元8年——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在中国书法史上,汉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个长达400多年的历史时期里,书法和书法相关的诸多方面都得了发展。包括:一、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诸体都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尤其隶书的发展最为显著。汉代草书是当时发展比较成熟的另一种书体。楷书、行书开始萌生。二、书法与仕途挂钩,促使人们对书法的重视,同时对这个时期书法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汉代的书法教育包括以鸿都门学为代表的专业高等教育及家学庭训式教育等多种形式进行。三、伴随两汉书法的繁荣发展,两汉的书法家队伍得到壮大。这些书法家有些名留青史,更多的是无名写手,他们有的专精一种书体,有的擅长几种书体。书法家之间,有的互相学习,有的还形成群体流派。如以张芝为首的西州草书流派,一直延续到西晋,影响久远。四、由于书写的需要,书法用具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和创新,首先是纸的发明和应用,西汉前期纸开始出现并用于书写,到东汉中期蔡伦创用“蔡侯纸”,末期左伯研制“左伯纸”。笔、墨的制作在汉代也得到很好的发展,最负盛名的有张芝的笔和韦诞的墨。五、汉末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等。

第一节两汉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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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承秦制,小篆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仍是比较重要的应用文字。在汉代的各种书体中篆书装饰性最强,所以篆书多使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和器物上。具体如下:
碑刻和碑额。西汉的篆书石刻形制简单,数量较多,但都不称“碑”并且大多书写比较草率,比较规整的小篆刻石有:《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等。东汉以后,随着碑刻的兴盛,篆书碑刻出现新的状况,一方面,碑文正文用篆书刻写的碑刻数量非常少,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小篆的主体地位在这时已经被隶书取代,代表书迹有:《袁安碑》《袁敞碑》,用笔浑厚,体势较宽。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隶书碑刻的碑额却是采用篆书书写。如:《孔宙碑额》《韩仁铭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白石神君碑额》等。碑额的篆书装饰性很强,由于受到碑额本身限制,单字的结构需随形变化,因而单字及整体章法显得比较随意,活泼多姿,别具一格。
砖刻和瓦当。砖刻的文字与小篆近似,如:出土于陕西西安三桥的《十二字砖文》,书法精妙,可与秦刻石及兵符文字相媲美。迄今出土的砖刻多集中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汉代瓦当文有隶书、篆书,以篆书居多,称作“文字瓦当”,是汉篆的一朵奇葩。在秦汉时期,瓦当文字的应用最盛。一般分为半圆形和圆形,以圆形为多,形制特别。文字围绕瓦当圆心安排,随其形状省改变形,将文字或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了篆书圆曲笔画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
铜器识和幡信。西周之后,尽管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已过,但它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作为日常用品的青铜器物,在汉代的使用仍旧比较广泛,出土的青铜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尽管,大多数出土器物上的铭文比较简单,但这些铭文对于我们研究汉代书法具有参考意义。到了新莽时期出现了比较精美的铜器铭文如:《新莽铜量》《始建国铜撮》等。留存至今的幡信仅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信》。这四件书迹均为篆书墨迹,古代篆书墨迹留存到现在的极少,因此它们的价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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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
印章。印章文字在战国时期已被广泛应用,到了汉代最盛。汉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比秦及以前更为丰富,尤以私印的种类最为繁多。汉印分铸、凿两种。西汉的印章多为铸造,其中以西汉末年新莽时期的印章制作最为精美。东汉的印章以凿印最有特色。汉代的印章文字主要是小篆、鸟虫书、缪篆等。后代人多以汉印作为篆刻入门的途径,作为学习的范本。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讲一讲许慎和《说文解字》
许慎(约公元58约公元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赞赏。他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
《说文解字》是许慎历经21年编著而成,书内归纳出了汉字540个部首。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是我们今天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如果没有这部书的流传,我们将很难认识秦、汉以来的篆书,更不要说先秦时期的古文。它不但过去对汉字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现在和将来的汉字研究仍有巨大的意义。

第二节两汉隶书

汉隶承秦隶发展而来,是汉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汉隶发展定型的过程,在汉字发展史上成为“隶变”,它是字体发展的一次飞跃,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
汉代的隶书发展大致可分为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内,传世的书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刻石包括碑刻、摩崖和砖刻;墨迹包括简牍和帛书。

一、碑刻、摩崖和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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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从出土的一些刻石上看,这个时期是隶书的蜕变期。如:《五凤二年刻石》孝禹刻石》等。刻石笔画古朴无波磔,体兼篆隶,不过整体形制基本上已接近隶书。
只有到了东汉桓、灵帝的时期,隶书发展到极盛时期,字体完全定型。迄今为止,陆续出土了大量的这个时期的碑刻,同时还有一些摩崖和砖刻。
东汉厚葬风气盛行,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高潮。传世的碑刻有200多种,可谓百花齐放,精妙异常,最能代表汉代隶书法展的成就。根据汉碑的书体特征和风格倾向,有学者将汉碑概括分为三类:一、方拙朴茂,峻严凌厉。这类碑刻有《衡方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张寿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刘熊碑》等。这类碑刻最能体现汉碑的雄强风格。二、典雅凝整,法度森严。这类碑刻有《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华山庙碑》《张景碑》《朝侯小子残碑》《孔宙碑》《韩仁铭》《曹全碑》等。三、奇古浑朴,诡谲多变。这类碑刻有《夏承碑》《礼三公山碑》《鲁峻碑》等。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府君之碑》,立于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碑文用笔以圆笔为主,转折折角方正,笔画粗壮古拙,结字雄稳厚重,章法丰满茂密。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衡方碑》作为汉代碑刻中雄浑厚重风格的代表,对后世书法家的影响很大。
《张迁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东汉中平三年(公186年)刻。此碑笔画坚实,方笔为主,结体取横势,整体风格朴茂。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18行,行40字。此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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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体现了隶书的风格特征。笔画粗细适中,方圆兼用,结体左右开张,伸缩、俯仰、开合自在生动,整体风格方整典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碑文笔画粗细对比悬殊,结字险中求稳,整体风格奇险中见平正。被人们视为平正风格的典型。
《史晨碑》,碑有两面,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碑文17
行,行36字。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
169年);后碑全称《鲁相
史晨飨孔庙碑》14行,行36字。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史晨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碑文笔势内敛,波磔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风格端庄肃穆,饶有姿致。
《曹全碑》,全称《汉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185年),现存西安碑林。碑文用笔圆腴遒美,纤劲流动,结体匀称,娟丽灵巧,风神秀逸。清人万经评其书云: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孙退谷评其书云: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至宝也。
摩崖有《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阁颂》《西狭颂》等,风格奇肆狂达、字势飞动,它们既有碑的雄强凝重,又有简牍的率意恣肆,是中国书法中具有丰富艺术内涵的代表。砖刻主要是墓砖。现在发现的砖刻主要有:洛阳、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等。

二、简牍书和帛书
简牍书迹是最丰富的汉代隶书墨迹宝库。近年来,随着出土
的汉代简牍的逐渐丰富,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简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学者们一致认为汉代简牍隶书的成熟程度不亚于碑刻隶书。当然简牍书中的成熟隶书,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西汉到东汉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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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上文提到西汉是隶书发展的蜕变期,对于这个蜕变期的认识我们主要还得依赖出土的简牍和帛书墨迹。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遣策》、3号墓出土的《遣策》和帛书《老子》;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9号、10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以及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等。其中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字体兼具篆隶特点。《老子》乙本,则收笔有波磔,已是隶书。1973年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简文笔画波磔定型,字形取横势,较之以前,这个时期的隶书已初步定型。
出土的简牍中,最有影响的是:《居延汉简》《武威简牍》《居延汉简》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0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发掘汉简20000余枚,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汉简中最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综览居延汉简,内容涉及面很广。字体包括隶书,章草。书写风格飘逸淳朴,自然率真。《居延汉简》为研究汉代隶书以及草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为真切的范例。
《武威简牍》,字体多是成熟的隶书,也有章草。写于西汉未年到东汉初年。先后于1959年、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磨嘴子、旱滩坡后汉墓中出土561件竹木简。包括《仪礼》简、王杖诏令简和医药简。除《仪礼》简端庄严谨外,其他大多记录日常生活事件,书写比较随意,用笔迅疾酣畅,流利奔放,刚柔结合,变化多端。它是研究汉字书法演变过程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他,如:197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的《甘谷汉简》字体为成熟隶书。风格接近《曹全碑》。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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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两汉草书

汉代的草书是当时正式书体的快写体,是汉代发展比较成熟的另一种书体。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草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章草时期、今草时期、狂草时期。而章草时期是从汉至西晋。有人说,章草产生于汉代,在汉章帝时期最为流行。章草究竟怎样产生?历代说法不一,但都没有坚实的证据。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汉代的草书主要是指章草。
从出土的大量的汉代简牍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代草书发展的盛况。汉代章草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笔断意连,字字区别。汉代早期的草书,多是当时隶书简易、便捷的快写,有人称它为“草隶”,这时的草书只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对隶书一些笔画的省略和速写,笔画中没有出现波磔。到了东汉时期,草书开始出现波磔,并兼具隶书的体势,达到了繁盛时期。这个时期出现很多有名的草书书法家,如杜度、崔瑗、崔寔、张芝等都擅长章草。而且,学习章草的风气盛行,大家以杜度、崔瑗为学习对象,争相效法。从出土的实物看,除简牍上出现大量草书外,在出土的一些陶片上以及一些砖刻上也有章草书。可见,东汉时期章草书的使用时非常普遍的。
今传世的汉代草书书迹有很多,在上文我们提到的《居延汉简》《武威简牍》等都有部分简牍是用草书书写。如:
《武威医药简牍》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简牍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牍文简劲便捷,率意自然。
《误死马驹册》1974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写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册文行笔劲捷,起止爽利;结字简约古拙,天趣烂漫。
此外,还有草书刻帖书迹,如张芝的《秋凉帖》
汉代草书的盛行,表明了当时书法家对书法独有魅力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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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这也招来当时儒学文士们的非议。赵壹就是首先对当时草书盛行的状况进行抨击的人。赵壹(生卒年不详),字符叔,汉阳西县(天水市西南人。主要事迹集中在汉灵帝年间(公元168年一公元189年)。著名辞赋家、书法评论家。《非草书》是他书评的代表作。文章专抨击草书。文中对草书产生的渊源作了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对当时的习草之风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并对这一流行时风给以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他对草书的认识和持有的态度。《非草书》是最早论及书法,对草书进行非议的一篇赋文,对后来书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简牍书可以称为丰富的墨迹宝库。从这个宝库中我们看到了汉代书法发展的盛况,加深了对隶书、草书的认识,同时我们也从中发现楷书、行书萌生和发展的痕迹。很多学者认为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定型的字体,它是从隶书的快写和简化中萌生出来。行书是介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字体,它是楷书的快写体。也有学者认为行书有可能早于楷书。不管怎样,从出土的汉简实物中,我们找到了楷书、行书存在的证据。如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陶瓶题字、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陶瓶题字、光和年陶瓶题字、永元四年陶瓶题字,尤其是宝鸡市铲车厂1号墓出土的无纪年陶瓶题字,已有相当明显的行书和楷书意味,标志着楷书、行书作为字体已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第四节两汉书法家

史书记载的汉代书法家主要有:曹喜、杜度、崔瑗、张芝、王次仲、蔡邕、师宜官、刘德升等。
曹喜(生卒不详),字仲则,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汉章帝建初中(公元70年——公元83年)为秘书郎。擅长篆书。杜度(生卒不详)字伯度,东汉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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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帝(公元75年——公元88年)时为齐相。擅长章草。崔瑗、崔父子都受他的影响。
崔瑗(公元78年——公元143年)字子玉,东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济北相。擅长草书和小篆。其子崔,字子真,也擅长章草,书法风格接近其父。崔瑗与杜度合称为“崔杜”
张芝(生卒不详),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书法学习崔瑗、杜度,非常刻苦,《四体书势》说他“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他最擅长草书,世人誉称“草圣”传世书迹有刻贴《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等。
王次仲(生卒不详),上谷人,擅长隶书。《书断》曾引用王愔对他的评论:“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书作楷法”。关于他的其他相关记载很少。无书迹传世。
蔡邕(公元132年——公元192年)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为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擅长篆书、隶书,创造“飞白书”。传《熹平石经》由他书写。
师宜官(生卒不详),南阳(今河南)人,约生活在汉灵帝时期。擅长隶书。
刘德升(生卒不详),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大约生活在桓帝、灵帝时期。擅长行书。
此外,在出土的汉代一些碑刻名迹上,也保留了一些书法家的名字,遗憾的是正史没有载录,他们的生平功业都无法得知,如《西狭颂》作者仇靖、阁颂》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纪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他们也是应该被历史所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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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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