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冰鉴》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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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鉴》如之何鉴——读《冰鉴》之悟富安中学刘瑛
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适用（曾国藩）。——题记青年毛泽东这样评曾国藩“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愚于近人，道与文二者兼具”。一代伟人皆能对曾文正公评之如泰，理当后者倾项仰之。
在我读过《曾国藩传》后，已为曾文正公的博大才识而慕倾了。今又再读其《冰鉴》一辑，更是不能以片言而能语之。读完此书，苦思数日，最终慨而曰之，吾辈枉生之，吾辈魍魉之物也。
曾国藩的《冰鉴》一书主论用人、识才、举士、致学。而尤以识士举才为要。
因本人钝驽，难悟其中之至知，只能凭个人的浅薄之见，略诉一、二，以资领悟之道。其一，才须操守，取人之式。纵观史略，此方之多者如汗牛充栋，又如泗水之汼澔，管鲍之举乃为典例，另有晏子车载于越父石，萧何月掠为韩信都是妇孺皆知之事。但相比于曾文正公则又远矣。《冰鉴》中曰：“取人之式，须操守之条”。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才时加考稽，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曾文正公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与质证，岂不更为实乎？”这确实为一好策。
其实古之取人之式各有其道，而曾国藩的“去其稂莠”则更有其实质。《冰鉴》中对“去其稂莠”的诠释是“而对那些不投在上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擢取，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与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做人才来培养与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正如曾文正公所言：“榛棘不除，则兰惠失色；害马不去，则骐骥气短。”
在曾国藩的幕僚中刘蓉是其最为赏识之才，他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识，在针对国家和平之时与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势中，刘蓉敢于直面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之虑，不能只顾自己的一时之取与名望之守中获得惬意，乃批评曰“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迥乎于“仁”之存处，指柬不能拘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之为。
其次《冰鉴》中着重论述了求才、用才之见。文中曰“求才如白圭之治”“用才如药病不逮下品”。在《冰鉴》中引用才“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此仍犹如伯乐识负货之马，西伯季求耄耋之姜公。曾国藩在求才之策上适推于“物之类聚、人之群分”的道理，用此法以达之人才的相互吸引，使人才能够结伴而视，接踵而引，结群而骛。在李鸿章所作的《曾文正公神道碑》中称誉曾国藩为“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因此有人评价曾文正公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冰鉴》另曰“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适才之用”。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史料中刘邦擢王陵之才，玄宗涕魏征之离，赵匡胤雪访赵普之宅，朱元璋辑朱升之策，无不体现于“适才之用”的典范之中。所以曾国藩有“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之说。可谓发之于肺腑，古今皆为警之。
后人有评曾文正公“历练与专任之效”“办事而传教之人”。读罢曾国藩的《冰鉴》一辑，掩卷沉思，实乃有“足为吾人之师资”。足以崔吾辈之警皞也!

读曾国藩《冰鉴》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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