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创作思想与作品特点

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天才女作家 通过犀利的文字及冷静的笔

触 重现了当时新旧文化交锋时代中人们内心的挣扎与灵魂的不安。张爱玲受中

国古典文学熏陶比较深 在其创作中 多以描写传统女性为主 在体现她们悲哀、凄凉的生活时 也讽刺了男权社会的传统礼教。本文在此对张爱玲的创作思想及作品特点做如下论述。

张爱玲创作思想作品特点张爱玲作为当代文坛上的奇葩 是20世纪上海名

噪一时的才女 在中国文坛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作为中国小说家中最为独特的

一位 张爱玲将东方文化中意味深远的意象与西方意识流相结合来构筑人物的心理迷宫 再加上蒙太奇在作品中景象中的应用构建 更以张爱玲唯他独有的那份

孤绝与苍凉构筑成专属她的文学堡垒 这些都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一、张爱玲的创作思想

张爱玲幼年处于时代变革阶段 作为满清名门望族 张爱玲的家庭仍延续了

富足生活 即使缺乏父母的温暖 仆人们的细心照顾仍为年幼的张爱玲带来了生

活温暖。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便被父母离异、继母进门与母亲归来所打破

对于渴望留洋的张爱玲来讲 母亲的家永远是最具吸引力的 而父亲的家则是沉

没的地方。在父母察觉到张爱玲的变化后 借故将其囚禁了一秋一冬 而这场幽

禁 则是张爱玲人生中的第一个大挫折 与其童年中的幸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张爱玲认识到封建大家庭热闹氛围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孤寂。这与张爱

玲后期敏感、孤傲、审慎怀疑的性格有着直接联系 在逃离父母双亲的生活时

时间磨灭了张爱玲对母亲的柔情 也让张爱玲从此成为了家庭生活的边缘人。

在时代战乱的影响下 张爱玲留学的梦想化成泡影、进入香港大学取得的优

异成绩化为一纸空文 这些经历都让张爱玲对和谐有序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向

往。在幼年生活与战争的影响下 张爱玲的创作风格习惯以悲壮、素朴、苍凉为

主 喜欢体现普通人的人生。尤其在作品人物选择上 多数作品的主人公为“软

弱的凡人”与“不彻底的人物” 张爱玲对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深

刻的描述 对他们在新旧文化脱节中对封闭环境的依赖产生了同情 同时对他们

心灵上的挣扎与碰撞进行了刻画 如作品中对银娣、振宝、玉清等人滑稽相的描

写不难看出 这些人即使认识到了国家改朝换代了 但仍无法摆脱旧习俗。

二、张爱玲作品的特点

一 作品中的悲凉——以《霸王别姬》为例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家世显赫的家庭 从小受到旧式官僚气息的影响 再加上

父母离异对其造成的打击 导致她在小说创作中 往往以不圆满的爱情为结局

处处充满着悲凉 且这一特点在张爱玲17岁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霸王别姬》中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海外张爱玲研究综述刘　

摘要:海外张爱玲研究大体可以1985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对挖掘张爱

玲小说的深层内涵或正或反地起了一定作用,但整体水准不够高,视野亦相对狭窄。第二阶段

的研究则日渐杜绝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走向内省、理智和成熟,在研究的广角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关键词:张爱玲研究;综述;海外

A回首张爱玲1952年出走香港至今,海外研究她的学术进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7—1984年)是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二阶段(1985年至今)是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尤其是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的研究热潮日益高涨,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乏独辟蹊径的真知灼见。其研究方法之新颖别致、佚文考证发掘、资料收集之严谨求实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虽然有的因太过痴迷而近荒谬,但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张爱玲热的深入体悟。毕竟张爱玲红极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 50年代后又独步港台、北美,行踪飘忽不定,同为海外游子的他们在心境的体察方面,往往来得更加恰切传神。

第一阶段以旅美学者夏志清、台湾的水晶、香港的林以亮等为代表,在文学史或专门论文评述中,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但又高估了她的才华和技巧,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几近认定张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未免有吹捧过度之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分析张氏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肯定其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和人生观察的透彻、深刻。水晶对其小说中玻璃与镜子的意象暗喻的把握颇有新意,同时采用比较文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倾城之恋》和《沉香屑第一炉香》及《秧歌》的多重变调复合结构、解读《半生缘》中的“潜我”和“他我”,都对打破20世纪40年代迅雨(傅雷)、谭正璧、胡兰成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尝试性地拓宽。

台湾学者唐文标、林柏燕、王拓等则以失之偏狭的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格调不高、情趣卑俗的倾向。在这一时期被公认为张氏小说核心文本的《金锁记》也被提到不同的位置,或褒(如夏志清称它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或贬,研究的笔力最为集中。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夏志清和唐文标最有代表性,他们都发现张氏小说对普通人生苍凉的感悟。由于开风气之先,故在具体操作上需要有超人的勇气和胆识,但在论断的精辟和准确上均有不少失之公允的地方,也有不少见解为后来学者所诟笑,但毕竟提供了不少理论上的依据可供参考。如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中提出:张氏是去矗立一个旧的死的世界,趣味主义地描写她所熟悉的腐朽、衰败、垂死、荒凉,而没有加以道德的批判。他还详尽分析了《传奇》,为她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画像,制表,写族谱。其分析方法未免过于机械功利,一味责难张氏抓不到时代进步的方向。但他为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付出了不少心血。有的学者如傅禺、董千里,则试图置张氏早年的申辩不顾,将她与汉奸文人联系起来,诋毁其人格。这一时期的论说多是平实地描述,其间夹杂着浓烈褒贬的情感色彩。其实张爱玲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当初面对迅雨的批评,她据理反驳,后来在美国总结其创作历程时,也承认有败笔如《连环套》,并给予更加严厉的批评。第一阶段的研究对挖掘张氏小说的深层内涵或正或反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每每使人感到似乎游离于张氏的创作观之外:“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

与装饰中衬托人生素朴的底子。”(《自己的文章》)当然,比起大陆学术界对她的长久漠视,他们初步的系统研究还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对港台地区张爱玲研究热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水准还不算高,视野还相对狭窄,在宏观把握的力度上还有待强化,评思的空间还有待全方位拓展,有许多还只是重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夏志清因有着强烈的反共倾向,尚缺乏象迅雨那样纡徐从容、洞幽发微的学术态度,往往是各立山头,各说一辞,看似热闹,实则激进多于平和。此外,既然作者不再是作品效果的权威定向者,她也就无须为作品的一切可能效果负责,因为作品的实际作用效果并不总是能由作者预计的。这样,像唐文标等以具体作品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没有必要局限于作家个人的“思想倾向”,并由此而追究其责任。

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今。这一阶段,海外研究张爱玲的论文数量日丰,并有多部研究专著出版,声势更为浩大。研究者已日渐杜绝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走向内省、理智、成熟,在努力挖掘作品审美内核的基础上,试图建构自己完整独立的理论观照体系。有的关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张氏小说创作中人物命运影响的细微之处,指出她在《传奇》中心理描写技巧的纯熟运用;有的借用张氏自己的散见于《流言》中的零星见解,深入分析其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营构,开拓新的研究角度。随着1995年张爱玲的去世,大量纪念性文章纷纷出炉,更加有助于人们在世纪末情结中,深刻了悟50年前乱世中奇女子的隐秘心态及鲜为人知的创作心理实录,对后人了解张氏真实人性的一面有着很大的帮助。创作上受过张爱玲影响的台湾知名作家如陈若曦、余光中、李昂、施叔青、龙应台等,都用追忆文字怀念,让人强烈感受到她的音容扑面而来。白先勇就曾将茅盾与张爱玲作过对比,认为张氏对上海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只是将上海及上海人的特性用极度精致的文字技巧忠实地记录下来,反而更真实,因为其心态是悲悯平静的。当然不少悼念文章还存在着应时应急的仓促之感。这一阶段无论是在“量”与“质”,还是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少了些急功近利、浮躁风扬的断语,更多的是平心静气的细分缕析,重新审视她作品中的“情欲”性文化、惶惑无依的漂泊感,从古典的传奇性与现代的人生感悟、女性解读的夹缝中,努力捕捉她作品中深刻的美学意义。有趣的是,不少文章由炎樱设计的《传奇》封面画中那高楼公寓凭栏独望天涯路的寂寞女子的写意里,来发现张氏心灵世界的奥秘。她始终关注的是芸芸众生的风俗的生存方式,认同着他们对于生存的依恋和执着,尽管有点自私卑陋,过分注重现代人性在金钱困境里的迷失。现执教于香港岭南学院的许子东就从曹禺《日出》、张恨水《啼笑姻缘》与张氏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轮动对比,来把握她独特的心路历程、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认为“用华美绚丽的文辞来表现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是她最主要的文学切入点”。为什么张爱玲一离开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其作品就失却了那令人压抑的魅力?许子东认为她对于都市环境城市情调的美学理解,不仅要在灯红酒绿的背景里才能创造,而且也要在嘈杂市声的氛围里才能欣赏。再者她刻意地将自己置身于与五四主流文学、20年代左翼模式的紧张对话关系之中、挑战多于承袭的飘逸姿态,也许正是她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所在。她为自己刻意选择了偏离于五四文学传统的边缘者位置,以一种感性形式的个人化姿态,貌似逃遁地进行创造性的反抗。张爱玲以她一生的创作所建构的是一个富于色彩的个人化的独语的传奇世界。这一阶段不少研究者运用理性的目光,发现张爱玲极度关心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由此产生出对生命本体的思考。有的还从隐叙法入手引出双重叙述视角的新概念以及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而将读者的鉴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审美层次。如许子东认为张氏写作领域独异之处,在于一个“没有完成”的“现代”给中国日常生活带来种种参差的形态,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延续的中国普通社会。香港林幸谦试图将张氏文本纳入到更为广大的阅读视野中,多侧面、多角度进行整合研究。他在《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中,从女性的“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指出张氏正是一位能准确描述宗法社会中男权对女性压迫情境的作家;又从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的角度,分析她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从西方女权主义对于身体论述的视角思考,说明她不但藉此寻找自己的故事,事实上也在寻找自我的定义,再接着去质疑男性中心社会下女权主义和女性自我的问题,揭示出沉默与匮乏的意义(《花凋》《连环套》等先前不为研究者重视的边缘角落)。张爱玲这种注重女性亚文化经验和性别政治的书写策略,无疑为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开拓出一种女性文本的书写策略和表现模式。有的论者从文化哲学、人类学的心理分析视角,解读张氏悲剧文化心理与意识产生的源泉;有的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探讨她与中西文学的关系;有的从平行研究的角度,观照她创作的精神特征。有的论者如香港陈炳良认为她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先驱。香港的郑树森还联系赖雅与布莱希特,分析她的喜剧始终都以诙谐的对话和滑稽的情境来剖析男女关系的社会基础,透视门第名利的世俗观念。张爱玲曾经说过:“两性互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可见其对两性关系的重视,但她笔下的婚恋世界,却多是畸变怪异的,包容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七巧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冯碧落之所以成为屏风上的绣鸟,都不是出自她内心的本真愿望。对人物深层潜意识灵魂如手术刀般地缕雕功力,正是张氏超越海派小说家(新感觉派、后期浪漫派、新鸳鸯蝴蝶派)的地方,同时又是与沦陷区上海泛滥的软性文学迥然相异处。对于这方面,显然由祖国大陆旅居海外的学者注意力较为集中,且评析也较为中肯。他们试图在反“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有特殊意识的理论话语,注重中国社会的物质形态和生活场景,发掘她作品中人物完全不同的意义。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候选人孟悦就在张氏作品中着力挖掘内在蕴含着的信息和功能,探讨深层本文的可读性,察觉出从人物居室的布局和情调、家具摆设、器皿、衣着,到日常出入的街道及场所,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如对《连环套》主人公霓喜的出场分析,进而摸索《传奇》中的叙事者问题,揭示张氏的作品里始终存在一个游戏于不同视域之间的、人称暧昧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转换和操纵着不同的视点,从而能够在不同疆界内进退有余。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李欧梵教授认为:时代可以像“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但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却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同样,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从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的通观角度来剖析张爱玲现象的奥秘,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从女人的‘神性’到情妇哲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氏已‘郑重而轻微’地提出她的女性观点,而这些观点到了90年代,依然是女性学者争论不休的焦点。”而张氏对世纪末视景的洞悉,才是她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旅美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司马新由研究《海上花列传》这部晚清小说及其叙事方式入手,得以和对该书有着极深功夫的张爱玲交往,在其为海内外学者公认反映张爱玲生平最翔实的传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里,边叙边议地评价了张氏一生的文学成就,见解新颖独到,深得夏志清的激赏:“把张爱玲称为当代中国第一位心理小说家并不为过,(司马新)借鉴艾德尔的方法,善于利用传记资料为张的小说作深入一层的诠释。”他在为此书作的序言中称誉它为替张氏作传的最好四部作品之一(余三部为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民国女子》、林式同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通观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对张爱玲创作观的基本看法:“诚然她放恣地编织过许多小儿女间琐琐屑屑、起起落落的恩怨纠葛,但她真正追求的是自由、安稳和现实的人生。”司马新注重挖掘其小说能够经时间考验仍能流光溢彩的内蕴所在,较富有立体感,并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注重文本分析。如他通过分析认为:“《多少恨》写得并不好,因为她没有站到作者应有的适当距离来看她的素材,而以某种情感影响着小说。”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学术界,张爱玲也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发表了一些专著,如池上贞子《张爱玲与〈传奇〉、中国和西洋的接点》、滨田麻矢《张爱玲——上海一九四0年代的都市小说家》等。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认为,张氏的作品揭露了传统家族制度对女性的歧视,并启迪世人:新的自由恋爱也只是用女性与货币交换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从而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较有影响的专著是旅日学者邵迎建所著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此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采用美国精神分析学者EH.爱理克逊的认同危机理论,借鉴李欧梵“浪漫的一代”之批评观共时性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精神史的研究成果,逐步应用于张爱玲成长期的认同形成过程,继而扩大到性别认同、民族认同的层面进行了考察。如对《茉莉香片》的剖析,认为反映了张氏内心深处寻找父亲的焦虑与渴望,读出“缺席”的母亲冯碧落的作用在于,聂传庆对两个父亲的感情,是母亲对两个男人的感情上的延续,并从“超人”与“地母(再生之神)”、“狂人”与“疯女人”、“梦魇中的母亲”等自己认识的角度,编张氏文学的系谱,这些人物都处于不确定的被动边缘位置。

这一阶段,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对于她的散文《流言》显然不如《传奇》那么热情,失之冷落。张氏对古典小说有着极深研究功夫,如《红楼梦魇》、英译《海上花列传》、《海上花注释》等。这方面关注者,除了司马新外更为寂廖,有不少评述还显得论断多而论证不足。如邵迎建编的文学系谱,枝蔓杂芜,不够严谨,见解虽然新锐敏捷,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有的仍认为她的不少作品脱离时代环境,逃避现实,走华美纯情的路线。张爱玲的《对照记》,电影剧本《一曲难忘》、《小儿女》、《南北喜相逢》及散文小说集《馀音记》、《人财两得》、《南北家亲》及《色戒》,译作《浪子与善女人》、《创世纪》都较不受重视。其实张爱玲1969年任职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后,已转入学术研究,从事小说考证及翻译工作,译有海明威名著《老人与海》。由于不少研究者的功力及视野不够,对张氏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翻译工作方面的研究缺乏关照,一方面是精细得不能再精细的《传奇》中每篇小说之汗牛充栋的长篇论文,另一方面却是对这位大家其他卓越成就的漠然无视。

随着世纪末的华丽苍凉消逝之后,她留下的不少谜语还有待今人去一一破解。年轻一代研究者中不少是从爱好者身份起步的,难以肩负正确全面评价的重任。从研究本身着眼,我们不仅要扩大研究张氏作品的范围,而且要加强比较研究。以前的研究大都限于她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对于其在海外所作相对忽视,这不利于全面认识她的创

作道路和成就。至于比较研究,既包括将她与现代作家和海外作家比较,亦包括对中外文学如何影响“流言体”形成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方面,目前还鲜有力作。无论如何,张爱玲的创作对人性精深的洞察和描写能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作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张爱玲的冷色性格与暖色爱情

内容：

初读张爱玲，我被她特有的阴冷、悲情、残酷的调子所吸引。看着她的作品，总是让你觉得浑身上下包括牙缝里都嘶流嘶流地穿着冷风，有时整个心都凉透了，还变幻着红黄绿紫的颜色。她把人看得一丝不挂，她对人物描写的句子，字字直往你心里钻，对人性的解读和对事物的敏锐眼光令我折服。可是，她对自己爱情的追求和付出却与她去塑造笔下人物的态度截然相反，她心中诚然一切却义无反顾，难道那些人物是她的影子，还是她是那些人物的影子？

冷色性格

张爱玲，从来就是个矛盾。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经李鸿章引荐与其女儿结婚，所以爱玲属于正宗的名门之后，可见不免骨子里有骄纵傲慢的贵族习气。这样大的家庭背景下，张佩伦之子即张爱玲之父便被熏陶出典型的遗少作风，染有弄风捧月之旧习气，更发展其性情暴戾等恶习。而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这样的一对夫妇，又给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增添了另一种叛逆的格调。

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母亲对爱玲的西式教育给了她对艺术的鉴赏力、女性思想的开放性和广阔的胸襟，可是我们始终是中国人，千年的封建思想是植根在每一人心的刺，很多人早已习惯，本来爱玲已经发现了刺，可是当她的父母离婚，愁锁深闺的她即使觉得疼，也无法拔除，只有忍着痛，揭开人世间的面目，个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逐渐清晰可见。

她从来就是有大志的，也许生活的郁闷也只能给她这样的期许。特有的才情和早熟令她在学校中脱颖而出。她说：“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我想没有西方思想的影响，难以有此年少轻狂。但令人感慨的是，她并不是“强说愁”。回忆那时，她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所以在如此世俗的世界，她也理直气壮地世俗着。她喜欢买漂亮的新衣服，第一笔稿费买了一支唇膏，有时候她自己也沉溺在纸醉金迷的生活，她需要，彻彻底底地需要。她只是看透了，看透了人性的弱点和丑陋，何不生活的安逸些呢？可她终究相信宿命，也是这种世俗与脱俗的交织使她变得迷人而捉摸不透。

《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是爱玲的成名作。她成名了，仿佛一夜间就青云直上般地坐到了上海文坛金字塔的顶端。虽然她此时早已富足，精神饱满，但是她仍是个“生活的低能”，不会削苹果，怕裁缝……这也正所谓各有所长吧。而且她总把很多事写得可笑至可怜，然而她这份情态也是从小的不幸打磨出来的，想来也觉得可悲。

一个仰慕读者渐渐走进了爱玲。胡兰成的悲天悯人、恃才傲气恰好与爱玲的大俗大雅、独立冷漠遥相对应。她的作品也因此越来越细腻，像是显微镜下放大的险象环生，亦是五彩斑斓的万花筒让你眼花缭乱。《金锁记》的凄惋绝伦，《传奇》的轰动一时，是兰成滋养了她灵感的萌芽。可是多情种子的兰成刚去武汉避难，就与小周结为夫妻，全然不顾爱玲。痛楚之后，她写了令我害怕的《十八春》，圆熟的风格和固有的命运无常相结合更叹她内心的凄楚和苦闷，顺着笔尖流出的是人生的苍茫蜕变，光芒的自私的她已经消失不见。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纽约。在那里，爱玲结识了赖雅。他比张爱玲大三十岁，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美国剧作家。他开朗外向的个性带领着爱玲好好生活，从此她便淡泊心志，宁静生活，世世尘尘已经不能流入她的世界。这也是一种缘份。

张爱玲的冷面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有时还冷漠寡情。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种矛盾，从她的作品中不难体现。例如在《十八春》里，世钧因误会被迫与曼桢分离，回南京后和他曾讨厌的翠芝互相扶持，最后他放弃了与曼桢的感情，主动拥抱翠芝与她结婚。他们心里各有所属，却愿意结合，这样的婚姻不可能幸福。结婚当夜，翠芝就哭着说：“世钧，怎么办，你也不喜欢我……现在来不及了吧，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吧？”人的心本来就是矛盾的，所以世界也是矛盾的。又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与玫瑰分别时，两人难舍难分，“是他哭了还是她哭了，两人都不明白。”情之所至，爱玲总是在喜欢的时候将事情翻来翻去，看看他们在这困境中怎么走才好。这也是现实，堕落、愧疚、挣扎，背叛，掉入井底的人们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该怎么走，爱玲没有教我们，我知道她会努力向前走，不会退缩。

暖色爱情

张爱玲对婚姻的阐述十分精辟。她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这话相当刻薄，但却一针见血。可是她自己对待爱情的方式却与她的个性和作品截然相反。“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书中的嘲讽口气恰恰是爱玲的真实写照。

在一开始的时候，兰成主动上门找她，可她利用“求而不得”的道理没有见他，让他失望之余，第二天又亲自拜访他，再加上5小时畅谈可把兰成套牢了。与胡兰成结婚三年，他们并不被别人接受，年龄的差距或汉奸的身份，让爱玲身边的朋友替她不值。可是爱玲却不管这些，“因为相知，所以懂得”，正因为胡兰成懂她，懂她华美的袍子和布满的虱子，也懂她内心的恐惧和叹息，他们一起谈天论地，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这么真实，这么自然，爱玲怎么能不依赖他呢？就算是恋父情结，她依然爱的坦坦荡荡。“遇见他之后﹐就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然而心里却是欢喜的﹐于是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可见，爱玲也逃不过爱情的魔力，她没有变傻也没有变笨，只是爱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份， 把付出视为快乐，把对方视为生命中的唯一。为了心中所爱，她可以不顾世俗眼光，可以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却执着于自己的选择，并以此为应尽的义务。

在她的笔下的男人，有伪君子的佟振宝，有自私的范柳原，有浪子季泽，有懦弱变态的聂传庆。有这些男人必然从在这样的女人。比如白流苏，他们两人的“爱情三十六计”可谓斗的激烈无比。白流苏为了躲避家里人的欺辱，就真的抢了给宝络介绍的男朋友柳原，把去香港看成是一把赌，赌赢了她也能抬得起头。还记得有一次柳原借机想让流苏吃醋，可她偏偏不，最后还是他自己热脸贴上冷屁股，流苏也是绝对的聪明。

我非常喜欢《倾城之恋》的感觉，两个虚情假意的人经过战争的恐惧，身无外物时，才发现“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流苏明白了爱情不是去争夺一个名分，柳原也明白了狂放不羁的他心中什么是值得牵挂的人，“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这让我想到，如果两个人从来没有过一生一世之约的不羁之人，人之将死之时才发现，原来是你，陪我走到了最后。那种感觉爱玲没有等到。

大学三年级时，在战争的枪鸣炮轰中张爱玲亲眼目睹了一对男女在空袭中却要借车子去领结婚证。望着并不十分“善眉善眼”的男人和亦不超凡出众的新娘，爱玲的思绪总是围绕着“生命到底是什么？”反复思忖着。也许在此时，她已孕育出几年后震惊文坛的杰作《倾城之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看得开，才不会去计较付出的得失，只是用心多爱对方一点。

爱玲又何尝不渴望这样呢？

其实每个女孩心中都有梦，哪个不曾幻想童话中的白马王子？张爱玲，她敢作敢为，爱得不顾一切，爱得如痴如醉，爱得让自己害怕和哆嗦。现实中的她怎可能有她自己作品中的潇洒啊！爱情里本来就不可能潇洒，即使她掏空自己，兰成终究是兰成。“还有爱玲，我与她亦不过像金童玉女，到底花开水流两无情。”滥情寡义的他早就不值得对他好，但越发至此的男人越有令人征服的欲望和难舍难割的温情。爱玲很爱他，婚姻出现问题，她不责怪谁努力去挽救，奔赴温州力图挽救，可事与愿违。但她仍然在经济上帮助兰成，可谓有始有终。虽然她的第二段婚姻并不是爱情所致，但她依旧情深意重。

由此，那个操纵着流苏、曼桢命运的爱玲再也不能高高在上地看着地上的人潮起潮落了，自己也曾经被牵制，被困住，难以面对自己的感情破裂也许这也是她和胡兰成分手后似乎失去昔日才华的原因吧。也许她从来不是导演，她以为自己是罢了。

爱玲就是一个谜，我甚至都不想知道谜底，迷雾中的朦胧之感才够的上苍凉的美丽。“‘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所以，她用自己的迷饰演了那种悲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一双慧眼望穿了人性的弱点与生命的无奈，是冷是暖，是悲是喜，饮者自知。我一直以为在我们年迈的时候，我们会回忆一生的遗憾，后悔的整夜睡不着。而现在我才发现，建立一个国家的成就感只能代表一个短时段，但感情才是陪伴我们一生的追求。即使它是虚空缥缈的，有时是庸人自扰的，但最终填满我们内心的是这份爱。所以，我们回忆的是自己有多少次感恩，有多少件对不起人的事，有多少天真留下……

记得某个早晨，路口的拆迁区已是废墟一片，有一张床板上却睡着一对年轻夫妇。妻子醒了，她便微笑着看着丈夫。此时，即便没有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爱玲，我相信你的性格和爱情并不矛盾。因为我也相信，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夏雪冬雷，此情不移。

Abstract

Zhang ailing's is the modern women writers of a unique scenery line, is a legend, deeply attracted people to read her work, reap happy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gedy means sigh. In her novel, the female image especially prominent. This paper from her several classic work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women in his novels, the main types and cause the cause of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Key words：Female protagonist Women type Tragedy reason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是现代女性作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一个传奇，深深吸引着人们去品读她的作品，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感叹其悲剧意味。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尤其突出。本文就从她的几部经典作品去分析女性在其小说中的重要性，主要类型和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张爱玲小说中，《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半生缘》《倾城之恋》这四部小说是塑造女性形象的经典之作。每部作品中，每个女主角的形象令读者看罢，皆感叹唏嘘，怜悯其悲剧命运。

（一）在《金锁记》中，女主人公曹七巧本是个麻油店主之女，是个普通女孩，健康、泼辣，有着要强的个性。在旧社会里，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在其兄的安排下，嫁给姜家有骨痨病的二爷做姨太太。后被姜老太太扶正，成为正房。从此开始了她畸形而悲剧的一生。

在姜家的生活是举步维艰的，没人关心，没人尊重，受人排挤，被人鄙视。慢慢地，她心理上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在分家之后，她怀着一种很畸形的心理：自己无法获得的幸福，别人也无法获得，包括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她让自己的儿子陪她抽大烟，不与儿媳同床，又在公开场合抖其隐私，逼得儿媳几乎发疯。在她的折磨下，儿媳终于死去，也彻底毁了她的儿子。为了不使自己的财产在女儿出嫁时受到损失，她通过撒谎，破坏了女儿与童世舫的婚事。女儿也在这样的打击下，天天沉迷在抽大烟的快乐中，终身与她为伴。她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对她的财产不利了。

整部作品以曹七巧为主线，刻画了一个原本善良的女人被封建社会意识毒害而变成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害人者。这本身就是悲剧的命运。

（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上海平凡女子葛薇龙到香港投靠姑母梁太太，本想成为在大学求学、毕业后独立自主的女性，但却受姑母指引，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求生存。原本清纯的她，在上流社会的沾染之下，渐渐变得爱慕虚荣，渴望奢靡的生活。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花花公子乔琪，并爱上了他。从此，她就彻底成了其姑母和乔琪利用的工具，帮他们赚钱和弄人。

一个清纯女学生变成了一个艳丽的交际花。没有结果的爱情，没有亲情的亲情，她夹在中间，挥霍着自己的青春。美丽总有凋谢的一天，交际花的命运，可想而知。

人们在小说的始惊叹她的清纯，在篇末却对她的堕落有着无尽的叹惜。她原本有着更光明美好的未来，却因为所谓的爱情和亲情，一步一步掉进深渊，埋葬了自己的一生。

在《半生缘》中，大学毕业的顾曼桢在工厂工作与沈世钧相识相爱。但两人的结合去面临重重阻力。一来家庭变化使得曼桢承担了养家重担，二来沈家无法接受她有一个做过舞女的姐姐，身家不清白，坚决反对。追求者的热烈让世钧心生误会。更不幸的是，曼桢在妹妹曼璐的设计下，被其姐夫祝鸿才强奸并有了身孕。两人在种种误会和阻隔下，各自成家。但过得非常不幸福。曼桢最终也选择了离婚，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多年以后，两人再次相见，虽彼此挂牵，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令人十分惋惜。

曼桢的爱情同样是一场悲剧，这与她的性格的懦弱是有关。人们总是感叹，如此相爱的两人，最终却没有美好的结局。悲剧的爱情，往往不是命运，而是人为的。

（三）在《倾城之恋》中，祖上曾盛极一时、如今家道中落的前清翰林白家六小姐白流苏嫁给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暴发户唐家的少爷唐一元，唐老爷骨子里根本看不起白家因循守旧、死要面子的做派，唐一元婚后依然游手好闲、拈花惹草，白流苏奔波于两家的同时，还要应对丈夫的风流新闻，心力交瘁。经历夫妻冷战、一元纳妾、腹的孩也意外流产、协议回娘家、家人算计、自杀、离婚等等，流苏深感寒心。偶遇印尼富商范天和的私生子范柳原，白流苏的种种表现令范柳原莫名心动。对白流苏念念不忘，于是俩人间演绎了一段爱情。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白流苏虽然几经努力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成功地逃出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荒凉感。白流苏逃出了狼窝，又落入了虎口，而且，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正式成婚的速度，但这种婚姻肯定是靠不住。

在以上四部作品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扮演着的重要角色。

二、张爱玲小说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类型

（一）交际花类型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这是一个豪华奢侈而荒淫无耻的地方，梁太太整天忙着找男人，和丫头、婢女争风吃醋，她给薇龙出学费是为了把她作为招引男人的诱饵。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然而那些美丽的衣服、漂亮的青年、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等等，对她太有吸引力了，三个月功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她的生活准则一次次打折扣，她既经不起物质享受的诱惑，又无力抵抗自身的“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终于成为第二个梁太太：自愿的妓女。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象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对于她，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畏缩不安的心只有在眼前的琐碎物质享乐中深深地埋没，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 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 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薇龙的悲剧来自于她自身的弱点，她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一步步走向堕落，体现了人的意志力量的脆弱无力，她无法战胜自身的弱点，对于物质的诱惑和情欲的主宰，人的意志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而这正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二）畸型女类型

《金锁记》曹七巧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心理畸形的毒妇人。十八九岁，曹七巧是个姑娘的时候，自己的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年轻的曹七巧是店里的“活招牌”。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她完全可以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的日子里，过她那个层次人的正常生活。那时的曹七巧是美丽的，像所有的少女一样。然而，旧时的女人，都想改变命运，再加上兄长的自私贪财，于是就把她嫁给了有钱又有权的姜家二少爷。那是一个得了软骨症的残废男人——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她等着二少爷死去好分一笔家财。真是“天赐良机”，曹七巧进了姜家“翻身做上等人”。可一进姜家门，曹七巧开始了向畸形人转变的过程。

曹七巧乃市井平民，来到了本不该属于她的姜家，是不招人喜欢的。地位低下，与大户人家不相宜，姜家谁也瞧不起她，丫头们背地里对她说三道四，跟着她觉得掉价。这都怪她出言不雅，龙生龙，凤生凤，她既是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见多识广”，村话粗话说惯了，来到姜家依旧是她曹七巧的“本色”——没教养，说话犯忌，言必涉及男女私密。她好搬弄是非，说她住的房子朝后是姜家欺负她；告诉老太太说“女大不中留”，要老太太写信给彭家，叫他们早早把云泽娶过去（姜家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摆明着丢姜家人的脸面儿）；说姜季泽在外面花天酒地，用了公帐上的钱……每句话都含刺，连一些丫头下人们都不知道的村话，而她堂堂姜家二奶奶大谈特谈，姜家的人谁爱听这话儿？

曹七巧是黄金的奴隶，戴着黄金的枷锁活了过了一生。当初进姜家为的就是钱，婚姻与青春是钱的交易品。她不满姜季泽乱花公帐上的钱，在分家时，她号啕大哭：“明算账，大哥大嫂不言语，我可不能不老着脸开口说句话。我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账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账，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得到钱之后，她又苦心地守钱。“你娘的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容易守得住”。为了守住她的钱，她付出了更多。分家后，她曾经爱过的姜季泽来访，喜悦之余，她马上怀疑姜季泽是为钱而来，真相大白之后，她毅然封杀内心的欲望，产生了“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的混账”的偏见。以致女儿长安还是十三岁时，不小心从茶几上摔下来，侄子春喜扶住了，被她看见就以为侄子是受了父母的教唆，看着她们家的钱，来打长安的主意，气走了侄子之后，她教女儿：“男人……都碰不得”。当女儿年轻时，有很多人提亲，男方家境一般的，她认为人家看中了她的钱；家境好的，看不上长安，婚事一直耽搁。晃了三十年，女儿大了，这时曹七巧就说：“长安自己长得不好，不是母亲不关心她的婚事”。活生生一个守财奴形象。

姜家二少爷终日在床上躺着，肉是软软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嫁给这样的一个废人，她肉体上得不到满足，言行举止中就流露出涉淫犯忌。不仅仅言语不登大雅之堂，而且把身边唯一的男人——自己的儿子训成烟鬼，成好陪在她身边。要儿子说出夫妻之事，然后又把儿子儿媳的私密事在牌桌上大讲一通，还略加渲染，说得“有声有色”。别人都听不下去，儿媳的母亲都无颜再见女儿，她还一个劲儿地讲。接连要儿子为她烧烟，把儿媳撂在病床上，导致儿媳最后没人照料而死。后来扶正的绢姑娘，还没熬过一年就吞鸦片自杀了，连儿子不敢再娶。女儿长安为了好不容易才交上的童世航而硬撑着戒烟，曹七巧倒好，在童世航跟前，有意无意地说女儿是个大烟鬼，棒打鸳鸯。这是怎样一个变态狂，虐待狂，自己没得到爱情，反而还嫉妒女儿，活生生地拆散长安和童世航曹七巧是个大恶魔，自己戴着黄金的枷锁不罢休，还要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两个儿媳，没死的子女也送了半条命。她周围的人恨她，恨她吝啬，恨她不痛常理，恨她搬弄是非，恨死了她。她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她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从一走进姜家的门曹七巧就错了。下层人变态地追求富贵的心理和正常的生理追求，与现实的压抑让曹七巧踏上了畸形化的不归路、

（三）懦弱女类型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一个典型的柔弱女，她的懦弱心理让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也在许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 故事发生在春节的第四天，许与沈到一家小饭店吃饭，遇到顾曼桢也在小店，此后三个人就常一起到饭店吃饭，外出游玩。顾在照相的地方失落一只红手套，沈不声不响，独自冒着雨，踏着泥路去找回来。第二天中午悄悄的递给了顾。顾因受伤风感冒没有来上班，许、沈正想要去看望她，顾遣弟弟到办公室送抽屉的钥匙，请许帮忙取出昨日打好的公文。两个男人吃饭时，就谈到了顾叫弟弟送钥匙的事情，好像怕人家上她家，对她的家庭有一种神秘感。 顾病愈上班，三人又外出吃饭，许因另有应酬。席间，顾坦白的告诉他：家里有祖母、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因负担家庭生活，先当舞女，后做交际花。她家住的房子就是姐姐的“朋友”送的。现在将要嫁给一个吃交易饭的祝鸿才，搬出去住。沈也说出自己家庭的情形，母亲和年轻的寡嫂带着三岁的侄子，开一家皮货店。父亲和一位从良的姨太太，带着娘家母亲及三个小孩住在南京。 沈的父亲病重，将事业交给沈接管，要他辞职回家，沈回南京后想念顾，请许陪顾同到南京来玩。沈的父亲，见到顾很像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舞女，他认为她们俩是姐妹。沈到上海看顾，就将父亲的话告诉顾，引起顾的愤怒和误会，她认为姐姐逼于生计，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沈家有所顾虑，趁早算了，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祝鸿才婚后发了不义之财，在外花天酒地。曼璐由于自己堕胎二次，不会生育，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小姨，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为恐沈来找曼桢，立刻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找到曼璐，她假说妹妹不愿见他，退还他私订之戒指。 曼桢住院生产，将不幸告诉同产房的产妇蔡金芳，金芳的丈夫帮助她逃出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来相求，仍不为所动。有一天路上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说是曼璐病死，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这附近。于是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一天看见鸿才老家带出来的女儿招弟，也看见自己的儿子。另一天，她看到从鸿才家出来一口小棺材，原来是招弟得了猩红死了。她进屋去看她的儿子也得了猩红热。鸿才不在家，女佣告知鸿才虐待小孩，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在鸿才家中照顾小孩十多天，最后，决定嫁给她最恨的鸿才。婚后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不理曼桢母子。有一天曼桢在诊所发现鸿才带了情妇和孩子也在看病，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 这时沈父死分家，婚后也搬到上海，心中常常想起曼桢。出国十年的许叔惠从美国回来，沈去许家找叔惠，不意遇见曼桢也在。二人一起离开许家，在一家饭店谈谈别后，沈才说出曾去找她，她家搬了，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给母亲的侄子张豫瑾医生。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俩见面，对望半，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枕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又半，她方道：“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道：“怎么叫幸福？”他和嫂嫂的表妹石翠芝结婚，没有爱，相爱的人不能结婚。论学历，她是大学毕业，不比其他女人差。其他方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她懦弱的性格，却注定她悲剧的一生。有些东西，比如爱情。一旦错过了，就不再。她与沈世钧如此相爱，原本排除万难在一起的。在她姐姐嫁人后，她承担起家庭重担，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拖累世钧。此时，已心生退意。再加上沈家对她的偏见，让世钧夹在中间，不知如何面对。后来，被祝鸿才强奸，让她觉得配不上世钧。种种误会，让他们越走越远。一次误会的决定：嫁给祝鸿才，更是让她悔恨终生。即使，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离婚，自己带着儿子过。但年华已逝，爱情早已在岁月中褪色。多年后，与心爱的人相遇，心中有再多的相思，也是回不到过去了。

三、小说中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

（一）特殊的时代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特殊年代中，让她笔下的女性不断做出让人惊叹的选择。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挺身走险，把自己押入一场爱情的赌局。张爱玲玲笔下的这些人物为了不断膨胀的物欲，可以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甚至出卖幸福，她们对物质的需要已达到一种异化的物欲，不幸的是，时代并没给她们大贵的命运，她们得到更多的是一个悲惨的结局。物欲横流最终吞没了她们，使她们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因此当“似睡非睡”的七巧回忆起“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时,这些只能和着她脸上的两滴泪珠,永远地埋进了她的坟墓；霓喜在一次又一次被抛弃后,最终也成为一点人气也没有的“外头人”；香港的沦陷虽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但她心中的悲凉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半生缘》中的曼桢和世钧是张爱玲小说唯一的一对有真情的情侣，但最后还是阴差阳错的分开了。终是没有逃脱张爱玲小说中灰暗、虚无的氛围。

（二） 个人的性格原因

生活环境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不是出身于下流社会，就是已衰败的贵族，即使属于中产家庭，生活也是相当拮据。所以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物质的享受成为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曹七巧出身于贫寒，小商贩精明的性格自然在她身上有所表现，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嫁给了名门望族，甘愿去伺候一个残废的男人。低贱的出身与生活的环境，形成她自卑而又不甘的心理，一味地对金钱的追求成为她想把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嫁到姜家目的就是为了钱，这个目的她达到了，但她毕竟出身于低贱，不可能有淑女风范，泼辣、刁钻、善于调情的生活习性都是市井生活在她身上种下的痕迹，这也是情欲在她心中嚣张的原因。这种“欲求不满”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回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阴险、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的姜老太太，情欲就是这样折磨着她。“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执着于人性的探索，人性的真实，人性的畸形、扭曲、变态也尽收眼底，她小说中展现的都是人类性格中的劣性，自私、虚伪、贪婪、软弱就是她所塑造的人物的特性。尤其是女性，有人说女人生来就是弱者，但弱者背后好似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自我拯救而是毁灭。女人大多数的嫉妒心里很严重。古希腊戏剧中的美狄亚正是因为嫉妒，疯狂到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能说张爱玲受到希腊戏剧的影响，但嫉妒确实是她笔下女性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最可悲的是这种嫉妒通常连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长时间的积累就变成了杀人的工具。

七巧因为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就嫉妒别人的和睦的婚姻，甚至无法容忍儿女的婚姻。儿女的幸福在她的眼里成了对她的恶毒的嘲笑。承受不了怎么办？她诱使儿女吸毒，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锁住女儿；她还通过逼新婚的儿子供出床上之事，折磨死儿媳妇。在情欲的折磨下，她不仅毁了自己的生命，还拉上子女作为自己的殉葬品。当她向30岁的女儿长安最佳的求婚者----童世舫暗示长安有烟瘾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寒而栗，一个极不正常的人丑陋的站在我们面前。人说“母爱如水”，应该是温柔的，跟子女是最亲近的。在此却是令一现象。《心经》里的小寒因为嫉妒将她父母的爱慢吞吞的杀死了。就是《花雕》中已经病入膏肓的川嫦也不例外，见到情敌余美增容貌平常，第一个感觉就是放心，已是垂死的人，嫉妒的心理还在作祟，真是可悲又可笑。

（三）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几千年男为尊传统的压抑下，中国女性自身带有很深固的奴性，尽管五四以来一直提倡妇女解放，但仍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也是由于这种依附观，从而陷入悲剧的人生中去。受五四影响，女性也开始到社会上读书、工作，甚至留学深造，但只是在形式上的改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女人最终应当靠男人生活，失去独立的人格，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奴隶、附庸、玩偶，从而沦为悲剧的化身。

《霸王别姬》中虞姬把自己卑微地比做楚霸王的回声，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川嫦看似传统又颇有心机的白流苏，费劲心思无非也是在男人身上以求生存。、烟鹂依照男权社会标准形塑而成的女子，没有出嫁时就依附于家庭，出嫁后依附于丈夫，性情沉闷缺乏主见。娇蕊家里人送她出去读书，目的也是为了挑个好一点的人。曼璐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多年，受尽男人的欺凌，最终还是把希望寄托于男人，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妹妹。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因为男人就是她们心中的主心骨，一旦垮了，一切都没有了。男性是构成女性世界的另一半甚至全部，男人是女性命运的支配者，更是施虐者。更不幸的是她们所依靠的男人，不是自私薄情的伪绅士，就是颓废窝囊的纨绔子弟，再或者是巧言令色的花花公子，对于他们来说，女人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件衣裳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更深刻的暗示了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是分裂的两半，最后的结果不是墙上的一滴蚊子血，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

在以男性权力为标志的社会里，男人本身只把女人作为可以随意摆弄的物品，当作一种附庸。女人对自己的处境和表现只能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好似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再反抗也是徒劳。即使有过反抗也一样悲剧收尾。白流苏勇敢的脱离婚姻的桎梏，为了生存还是又一次走进婚姻的围城。曹七巧不依赖于男人，把黄金作为她最大的寄托，为了财产泯灭了自己的情欲，转过头来又以封杀别人和儿女的情欲来作为自己情欲的补偿。娇蕊为了追求自以为的爱情，义无返顾的离了婚，在惨遭抛弃后还只有选择无味的婚姻。从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剧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上不独立，在没有钱的基础上只有依靠男性而生存。女性与男性永无休止的“斗争”是她们的生存哲学。这种“斗争”只是女性生存的迫切需求。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便是一种迫切的生存意识。在曼桢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第一批职业女性的影子，也看到了其中的心酸和无奈。就是在现代，社会虽然给了女性自强自立的条件，但仍会从内心不自觉的依靠于男性的女性，或许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已经留下了太深的烙印，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不是个人的，也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是特殊时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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