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平简介

2. 功绩、言论、思想等贡献

3. 世人的评价

4. 个人的启发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项城、广州 最后更新：2009-11-04 17:25:28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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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

对袁世凯，人们有过许多称呼：袁项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宫保，是用清廷所赐“太子少保”衔，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前，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大总统，从他53岁叫到56岁，但长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提起父亲依旧称“先大总统”；洪宪帝，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卖国贼、窃国大盗，从民国叫到新中国，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他的后代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不是“无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泪”。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精研袁世凯20多年，能一眼辨认出袁氏手迹。“我读书的时候，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在中大教书时，也跟学生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这样讲了。”

“过去史书上说，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其实不是这样。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骆宝善忽然记不起袁世凯某年乡试所作的挺不错的联句，女儿悄悄递进来一张纸条：“光绪五年：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字是骆宝善的妻子刘路生写的。夫妇俩都是袁世凯的研究者，连女儿对袁世凯也很熟悉。

“袁世凯留下来的东西，是一批家书和向清朝政府报告的文牍。从家书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虑事情很周密，对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龄人之上。”骆宝善主持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的“袁世凯研究”项目，他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囊括了所有已发现的家书和文牍，将在2011年夏天出版，计30卷，2500万字。

这个人

袁静雪（原名叔祯，袁世凯三女）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军人派头：黑呢制服，站或坐时，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气时骂“混蛋”，气极了，“混蛋加三级”；待部下很客气，但他们都很怕他。有人夸张地说，袁世凯坐在那里，睛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时候，袁世凯吃饭时要奏军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道，每当军乐声起，总管太监张谦和的嘴就会因生气而变扁：“简直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统领军人，对袁世凯来说，“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国民党人杨思义回忆说，“袁世凯深知人情，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利诱，事情便可圆满。”

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名）3年，袁世凯不仅仅是湖上垂钓，他实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断汇总到他这里；留日学生回国，多绕道来拜，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他则视各人的才能，分别给待遇、给资助。所以许指严在笔记中说，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袁世凯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场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劻。

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龢、李鸿藻、荣禄；李鸿藻尤其器重袁，荣禄也附和。

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明白写道：“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凯大喜，赞他有才，叫他捐了个道员，然后上折保荐；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

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他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京城寿帖卖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达官亲王争相献媚。李泰棻笔记中说，此前那桐（大学士，当时与袁世凯都任外务部尚书）去请京剧泰斗谭鑫培为袁祝寿，想破例演两出戏，谭老板半开玩笑说：“中堂如肯给我请个安，我就来个双出。”话音未落，那桐已一请到地。

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给了清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启示：议会是个好东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议会，而俄国在这次战争之前没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劝告中国的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就可以继续位居万民之上而不受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8年，她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年为预备训政期。

1911年4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13个阁员中满族9人，汉族4人。

6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很快，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每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督军，与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其实质，费正清认为：“就是一省的温和改良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他们的士绅统治，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了他们在地方的政治、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也谈不上群众参与。”

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是灭亡了，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让我们看看总统大选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门大选会场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另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梭巡。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至少要两三天才行。

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的这支“公民团”，本色是流氓。他们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一干瘾君子烟瘾发作，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然“公民”无情，决不通融。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出足洋相。后来，他们在会场里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又是拱手，又是敬礼，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散会。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用的，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送不进去，“公民”们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惨遭挨饿。

第3次计票时，天已经黑了，议员们不得不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做出选择，袁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领了报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职后，文武官员都呼“万岁”。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两万多人的部队，是乘坐二人肩舆代步的，现存的一张照片中，那轿夫的肩头刚好在大总统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历代帝王都举行过祭天仪式的天坛，袁大总统也“祀天”，他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从新华门到天坛，沿途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行的礼节。

章太炎说，“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

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曾坚信在中国，皇帝是需要的。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经短期访问中国、因而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安排，为袁世凯当宪法顾问。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古德诺不幸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似乎在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袁世凯预先支付给顾问50万金的支票。唐德刚看过那篇专门写给袁世凯的《共和与君主论》原件后，评论道：“从法理、学理和史实角度来看，这篇谬论不算太谬，但古先生谬在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脱节。”

袁世凯语录

论国体
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
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然世凯深以吾国之未进步为忧也，深望我国民常处于不足，勿夸张自满也，深望以公诚推与，勿互相猜忌也。四万万心惟一心，国乃强。
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
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
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谈施政
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使内外相系，强弱相安，乃可巩固国基，争存宇内。
世凯向持锐进主义，不甘以畏难保守自居，数十年苦心经营，当为诸君所共见共谅。但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本。
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欲为实业家。
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
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
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
夫国家者国民之公产也，故效法列强先进之精神，当以国利民富为前提。
谈宗教
人民信教自由，举凡各教，均一视大同，毫无偏倚，不论其信教与否，亦不论其信仰何教，均须互相尊重，悉泯猜疑，冀享幸福。
谈二次革命
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平。
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谈道德善恶
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
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
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
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
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
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
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
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谈与日条约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谈蔡锷反对帝制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

袁世凯[编辑]

（重定向自袁世凱）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今项城市）袁张营村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重要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军领袖[1]，对近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恢复作出过重要贡献[2]，被称为中国近代陆军之父[3]，是中国警政、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4]，对中华民国的成立起到关键作用[5]。曾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中华民国大总统等职。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族，于清末投身行伍，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军，被清廷委以重任[6]，回国组建新军，襄赞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7]，自道员、总督、巡抚累升，至入值军机处，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是大清帝国的直接终结者，他用和平手段劝使大清皇帝逊位，临朝称制的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全权组建临时政府[8]，中华民国因而得以真正成立[5]，并完整继承晚清版图。

当选为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延续自己在前朝当政时的改革思想，积极发展民族实体经济，竭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在赣宁之乱和倭扰之患后，伴随着政局和社会乱象[注 1]，质疑共和立宪的声音甚嚣尘上。相较于落伍的君主专制及在中国踉跄而行的共和立宪，部分列强当时施行的君主立宪[注 2]被认为对拥有千年君主历史的中国地区更为有利，中外相关学者力谏变更国体以巩固国基。经国民会议表决，多数代表赞同改变政体[9]，袁接受推戴后，着手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华帝国，但在日本及反袁势力的摧挫中以失败告终[10]。袁于1916年6月6日逝世，受国葬礼遇，葬于河南安阳洹水北岸袁林[11]。

目录

  [隐藏] 

∙ 1 早年生涯

∙ 2 崭露头角

∙ 3 小站练兵

∙ 4 清末政局

o 4.1 戊戌变法

o 4.2 义和团

o 4.3 清末新政

∙ 5 东山再起

∙ 6 大清帝国覆灭

∙ 7 中华民国总统

o 7.1 临时大总统

o 7.2 正式大总统

∙ 8 与日条约

o 8.1 背景

o 8.2 经过

∙ 9 中华帝国

o 9.1 君主立宪背景

o 9.2 中华帝国结束

∙ 10 任内施政

o 10.1 文化方面

o 10.2 军事方面

o 10.3 经济方面

o 10.4 教育方面

o 10.5 政治方面

o 10.6 捍卫领土

o 10.7 禁毒禁赌

∙ 11 评价

o 11.1 中立评价

o 11.2 私人评价

∙ 12 家族

∙ 13 著作

∙ 14 袁世凯相关书籍

∙ 15 注释

∙ 16 参考文献

∙ 17 外部链接

早年生涯[编辑]

袁世凯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项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一个官宦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他的父亲因此将他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族谱的谱名字辈“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给他命名“世凯”。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绅，曾任陈留训导，父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叔父袁保庆曾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官至二品江南盐道道台。生母刘氏是项城县南顿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金陵等地读书。袁保庆病故后，复随堂叔袁保恒至燕京念书。1876年秋，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1878年袁保恒去世，返回项城，移住陈州，与当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结交，拜为金兰。1879年秋，再次乡试不中，遂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出身淮军，为庆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崭露头角[编辑]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云岘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兵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云岘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征朝鲜半岛。吴长庆的幕僚马建忠设谋，要袁世凯将云岘君拘捕，云岘君被掳至保定问罪后，当年年仅23岁的袁世凯，则以“通商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式陆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朝鲜政治又起纷争，政权内部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被“事大党”及闵妃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挥军队击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12]1885年，袁世凯被封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不满。[13]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紧张，朝鲜国王向清国借兵镇压，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世凯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清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清日甲午战争。[14]

小站练兵[编辑]

主条目：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海陆皆败收场，袁世凯奉命随军撤退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鸿章等大臣乃于1895年举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练兵。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15]袁世凯开始了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天津小站的练兵生涯，史称小站练兵，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15]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普鲁士风格曲调的《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6]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速度，对中国地区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5]

清末政局[编辑]

戊戌变法[编辑]

主条目：戊戌变法

慈禧太后

光绪帝

戊戌变法因戊戌政变而失败，对于1898年发生的戊戌政变，袁世凯是否向荣禄告密，存在不同说法。光绪帝重用的维新派人物寄望于袁世凯的新军，9月18日（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面劝袁世凯兵变，出兵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控制燕京政局。但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曾有恩于袁世凯[注 3]，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回天津后将谭嗣同的想法告诉了保守派势力荣禄（时任直隶总督），荣禄连夜赶到北京将情况告诉慈禧太后，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遭软禁。但这种观点有许多破绽。

近代根据史料记载，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17]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全面掌握政权。假如袁世凯真有告密行为，那么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慈禧的人，可谓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17]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在凌晨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凌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17]再者，根据清宫档案《知会簿》军机章京命令军机大臣值班情况看，袁世凯回天津之前，保守派已经采取了行动，可见政变非袁世凯回天津主动报告引起。[18]其实，1898年6月11日后，慈禧就为发动政变做准备，包括一系列孤立、监视光绪皇帝的行为[注 4]。[19]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责为族灭的叛国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17]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凯对于戊戌维新能否成功仍有争议，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七千人新军战力，并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九万人部队。然而，戊戌变法被镇压与袁的告密有直接关系。相传袁世凯听闻康有为已被革职待参，惧怕“围园诛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西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下狱，并诛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

义和团[编辑]

义和团在山东的排教行为，引起欧洲各国不满，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映，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界地。在此期间，袁世凯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20]、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21]、代理营务的徐世昌[22]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23]，实则是遏制德军。[24]

1901年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光绪皇帝的朱批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并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义和团，毓贤尤为显著，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列强入侵清国，严重影响治下中国人生计，导致反抗出现，进而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是列强宣战，进行扩张的出师之名。对此局势，毓贤无力驾驭，只因惧怕洋人，所以煽动民众闹事。[25]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26]，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世凯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为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爆发，山东省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清末新政[编辑]

主条目：清末新政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请建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后来参与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的建设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导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区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区。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凯在河间府举行河间秋操，为中国地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1906年又举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瞩目。

1898年政治改革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几年后，立宪声浪风生水起，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而领导这次政治改革的人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27]1907年丁未党争中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黜，林绍年请辞，因而袁世凯与张之洞替补调入朝廷，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但同时也让他疏远军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地区第一支新式警察队伍，及中国地区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于天津；同时，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升任摄政王后，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于是解除袁的职务，知道形势不利，袁决定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阳市）。在此期间，袁韬光养晦，隐居时仍关心政事。

东山再起[编辑]

参见：武昌起义及南北和谈

袁世凯军装照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后相继有多个省宣布独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注 5]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国知道清国国内，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军，于是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荫昌无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内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28]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29]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29]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布解散满人皇族内阁，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注 6]。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28]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30]

”

大清帝国覆灭[编辑]

参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及宣统帝退位诏书

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29]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选出孙中山为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非法代表。[31]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28]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政府，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世凯压制清室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袁世凯指使奕匡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1月16日袁世凯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凯遭到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侍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袁世凯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32]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注 7]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28]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28]袁世凯以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与南北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接受，袁世凯认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国不能及时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又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便成无政府状态，这样就无法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一定坚持己见，他不得不作废先前谈妥之事。期间，孙中山还以出让中国利益的方式企图向日本借款，以筹备与袁决战，但未能得逞。[28]袁为少生枝节，屡屡向孙妥协，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同盟会最终如愿以偿。[28]最终在袁世凯亲信的继续逼宫下，隆裕太后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优待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朝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统治宣告终止。她在《宣统帝退位诏书》中说：

“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

中华民国总统[编辑]

临时大总统[编辑]

参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1913)

在南北议和后，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还位[29]给袁世凯，并于2月14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议院发贺电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袁）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2月18日，八旗全体上函袁世凯称“北方人士既推（袁）公为中国华盛顿第一，南方君子复许公为世界华盛顿第二，实为中国全体人民所同钦仰之铁证”。[33]

袁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就职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履行约定迫使清帝退位后南京临时政府不愿交出实权，遂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注 8]，内阁代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使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虚职，希图架空袁世凯，并规定大总统到南京就职。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35]2月29日，北京兵变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

袁世凯就职后，坚持五族共和，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在施政上，袁世凯遇到不少困扰，《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但第一届内阁就与总统闹独立，内阁总理唐绍仪不仅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而且在执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时，更多地不是考虑整个国家利益，而是考虑与同盟会的向背。[36]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在没有证据前提下，孙中山指称袁世凯授意暗杀，袁世凯在5月3日的政府公文中表示，宋案应候司法机关裁决。近代部分学者认为宋是被孙中山派人暗杀[37]。宋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无恙，刚转进陈其美老部队改编的军营中，[38]还未仔细审讯，就离奇死亡。当时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径并未走完，各界也纷纷呼吁依循法律解决。但提倡“五权宪法”的孙中山却越过司法途径，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坚持诉诸武力，以造反的方式（史称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惨遭失败后流亡日本。[39]面对种种乱象，袁世凯颇为苦恼，于1913年7月22日发表《中央困难情形文》，他从选拔人才、财政和党乱等方面阐述中央的苦衷：

“

……经年国基甫定……乃忽有赣宁乱耗发生。……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议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济，则物色一国最高之才，使荷一国最重之任。……乃自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一年以来，原有赋税，地方节节截留，中央征解无几，而善后之费日增，旧债之期更迫，乃或利用感情之弱点，倡为无责之游谈，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借风作浪，节外生枝，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

”

正式大总统[编辑]

参见：北洋政府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国会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袁在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演说中，谈及个人从政生涯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实业发展等方面问题。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增订版，对大总统的权限仍然有众多限制。袁世凯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为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国会无视《临时约法》规定的临时大总统向议会咨询的权力，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世凯的意见。[40]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遂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在对国民党人的告诫中，袁世凯指出：

“

……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词，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单简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

”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袁世凯派员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作为临时替代机构，在召开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世凯指出内政紊乱是因部分人错误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还声明乱党人员失败后卷公款而逃，并谈及外交及司法独立问题。1914年1月，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等人及政治会议的意见，将国会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与日条约[编辑]

主条目：二十一条和中日民四条约

背景[编辑]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注 9][41]

————胡适对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涉的评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带。袁世凯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而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产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这一借款案的主谋正是时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42]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42]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43][44]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经过[编辑]

《中日民四条约》文本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削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45]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

“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

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46]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45]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

“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46]

”

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5月9日在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后将当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 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注 10]，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48]近年来一些新的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

……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49]

”

日置益的话让袁世凯倍感压力，袁世凯政府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存一份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注 11][51]。孙中山甚至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52]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周旋、拼命外交之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孙中山却秘密与日本人暗中联系，甘心接受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之条款，以换取日本的支持。[53][44]

中华帝国[编辑]

主条目：中华帝国

君主立宪背景[编辑]

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54]

————美国政治协会会长古德诺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9]。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注 2]。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注 12]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55]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9]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注 13]，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53]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9]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9]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

……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57]

”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58]:1416当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57]，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

中华帝国国旗

“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59]

”

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60]:7，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61]原令如下：

“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61]

”

中华帝国结束[编辑]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或表面支持君主立宪，背后却筹备讨袁），蔡锷这种表里不一的背叛行为亦遭人质疑。[61]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日本帝国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注 14][10]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注 15]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注 16]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临终遗言

1916年袁世凯葬礼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注 17]，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64]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62]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取消帝制后滇军仍坚持要袁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62]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62]。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62]袁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2]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11]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11]陵墓被称为“袁林”，占地近130亩。[65]

任内施政[编辑]

文化方面[编辑]

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十二章国徽

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66]汉族出身的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满清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伦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中说：

“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67]

”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

“

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68]

”

另外，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关史料记载，中国春节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69]

军事方面[编辑]

新军操练场景

1903年起，袁世凯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军教官，创办警、步、马、炮、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70]

对外军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鲜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71]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经济昌盛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武力的入侵。[72]

经济方面[编辑]

袁世凯对工业、农业、商业三者并重发展，甚为得策，尤其对中国的工业化有很大贡献。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73]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74]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75]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76]

教育方面[编辑]

1903年，袁世凯(中)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该馆监督和学官大臣合影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77]，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53]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53]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78]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79]

政治方面[编辑]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满清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成立。[5]袁世凯作为编纂官制大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80]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选人考试，以考察行政能力与一般知识为主。并建立廉政机构，设置平议院，专门审理官员犯罪案。[81]在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70]袁世凯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82]

捍卫领土[编辑]

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纪念邮票所示中国疆域，外蒙古在后来中国国民党统治期间独立。

袁世凯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利益。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令中明确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然而，英国公然表示不承认中国关于对西藏主权的宣示，以麦克马洪线制造了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领土争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用欺骗手段让中方在条约草案上“草签”，被袁世凯政府一口回绝，最终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而“麦克马洪线”也未获承认，成功捍卫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83]清末民初，外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独立，致使内蒙古局势不稳。袁世凯对此保持高度警觉，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大量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使内蒙古王公们放弃了分裂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人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袁世凯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84]另外，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保障了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85]

禁毒禁赌[编辑]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86]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87]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注 18]。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88]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89]

评价[编辑]

中立评价[编辑]

受孙中山政治继承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利益影响（未必为中国国家利益），为维护和宣传孙文派系发动“二次革命”、中国国民党颠覆北洋政府继而国共两党先后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官方版本的近代中国史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以负面居多，袁世凯的正面形象被忽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表示，中国国民党在1927年成功夺权后，对袁世凯进行了大量妖魔化工作。实际上，没有袁世凯就没有民国的建立。[90]因有史料支撑，部分学界人士对袁世凯的功过已经有比较不同的评价；袁家子孙表示，受官方影响，民间近百年来对袁的评价还是以负面居多。[91]而关于他的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遭人质疑。[92]

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各有建树，他和平逼迫清帝退位，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避免流血冲突的方式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领导的北洋政府开放党禁，解放思想，使中国在思想领域上出现自春秋时期后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经济上确立“私有产权”制，推行“自由经济”，使中国经济在晚清后出现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92]有人视袁世凯为一个真正的改革家。[93]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近代亦有不同说法。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如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53]亦有学者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情况分析，指出宋教仁是被帮会分子暗杀。[94][95]后来袁世凯欲建立中华帝国，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起初表示衷心支持君主立宪的北洋军人蔡锷也背叛袁世凯。称帝之举被部分人视为袁氏政治生涯中的错误决定，但当时部分社会精英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比共和制度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后来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不仅袁世凯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孙中山及后来者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对共和政体产生过动摇，事实上他们最后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蒋、毛二公虽然都有做皇帝之实，但力避做皇帝之名，袁公的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96]

1915年，日本政府企图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在外交压力下，最终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但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袁世凯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并拒绝了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条款，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97]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印度被英国殖民）。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98]再加上《二十一条》中的相关条款跟孙中山之前为筹款而主动提出的涉日条款相似，[44]因此以此深究实在有欠公允。袁世凯本人也号令全国教育联合会将签订条约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依此警励国人毋忘此日，誓雪国耻。[99]

私人评价[编辑]

在袁世凯任朝鲜总督时，李鸿章于1890年2月给写下“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1901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遗折中极力推荐袁世凯接替自己的职位，并称赞其“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认为袁世凯一定能顺利解决天津不能驻军问题。而慈禧的心腹荣禄在病中也举荐袁世凯。[100]

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冯自由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分子，他认为袁世凯在被光绪帝委以大任时却投靠慈禧太后后党。冯自由还认为袁世凯支持南方革命，并逼迫清廷皇帝退位是为了当上民国总统。因此冯自由声称袁世凯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投机分子。但近年史学界披露袁世凯并没有投靠慈禧太后[17]，另外在辛亥革命期间，北洋军的军事实力远胜于革命党人，称袁世凯投靠革命军，实无从谈起。也正是由于袁世凯主动积极的和平努力，使中国避免陷入严重内乱，而且也给中国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101]

中国实业家王锡彤称袁世凯：“……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以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则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其生平于政治外无嗜好，一切饮食，衣服，绝不讲求。未明求衣，夜深方息，日日惟国计民生是谋，以破烂不堪之民国，至三四年间，天下大势得以粗安，工艺商业，逐渐发达，国库渐丰，民生渐遂，有由来矣。特中国习染之污已不可湔，四围空气，异常恶劣，地位愈高者，左右趋承愈众，献媚希荣之术百出不穷，稍一疏懈，辄为牵动”。[102]

袁世凯外交秘书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称其：“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103]……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103]”，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的外交工作称：“此人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103]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103]……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积贫积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103]他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103]

民国政要张一麟评价袁世凯：“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非卓卓贤长官哉”。美国外交官马慕瑞称：“相较于同时代的国民党，袁世凯是一位敏锐，引人注目的外交官”。毛泽东称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仅次于曾国藩。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称：“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104]

北洋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称：“袁项城大总统志趣不凡，才猷卓越。……项城注重练兵，北洋新军规模宏大。光绪戊申年间，已编有陆军六镇，军容如火如荼，甲于各省。……项城阅览文牍，批答神速。礼官处派人赍呈公文，往往人尚未归，而公文已经批回。案无留牍，可想而知。洪宪一事，原非出于项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极力怂恿，成为事实。先是项城注意外国报纸，恒恐发言诋訾。逢迎之辈乃伪印日本《顺天时报》，每日进呈，证明赞成，以坚项城之意。嗣有蔡松坡通电反对洪宪，王聘卿乃以真正《顺天时报》进呈。项城始悟每日所阅《顺天时报》皆为赝鼎，追悔异常。盖宵小但知希荣固宠，以致项城身败名裂，洵为千载之遗恨”。[105]

上海美国法院法官雷宾斯·威尔弗雷在得知袁世凯准备称帝后评价称：“我本人认识袁世凯，对他的从政生涯有过深入研究，他是一个正直、而又毫无疑问具有爱国情怀的人。除此之外，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认为他的能力和他的爱国抱负成正比。既然他选择走这一步，必然是征求了身边顾问和智囊意见后做出的决定。……要应对日本企图接管中国的野心，在保有主权问题上，恢复帝制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造就共和政府绝非一日之功。美国政府的共和模式在中国不是朝夕间就可实现的。袁世凯想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目的是想最大限度地获取可以集聚的力量。……袁世凯和加富尔一样，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更乐于面对当下的现实，应用现有的政策去满足现实的国情， 而不是聚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不切实际的理想中去。如果这种政体的改变能够成功的话，中国就有能力加入协约国，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在现有的战争环境下，增大抵抗日本侵略、获取成功的可能性[106]”。

家族[编辑]

袁世凯与母亲的合影

周妃（左）、闵氏（中）、翠媛（右）

袁世凯与儿女合影

袁世凯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二十二个孙子、二十五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七十九人。

∙ 妻 于氏（河南沈丘县财主于鳌之女）

∙ 第一子 克定，娶吴大澂之女吴本娴为妻。

∙ 第一妾 沈氏（苏州人，未生育子女）

∙ 第二妾 李氏（朝鲜人，第三妾金氏两个陪嫁姑娘之一）

∙ 第一女 伯祯，嫁张人骏子张允亮。

∙ 第五子 克权，娶端方女儿为妻。

∙ 第七子 克齐，娶孙宝琦女儿为妻。

∙ 第十子 克坚，娶陆建章的女儿为妻。

∙ 第十二子 克度，娶富商罗云章的女儿为妻

∙ 第六女 箓祯，嫁孙宝琦儿子。

∙ 第三妾 金氏（朝鲜王族夫人之表姐妹，两班出身）

∙ 第二子 克文，娶刘梅真为妻。

∙ 第三子 克良，娶张百熙的女儿为妻。

∙ 第三女 叔祯，又名袁静雪，嫁杨士骢(杨士琦弟）之子杨毓珣。

∙ 第八女 环祯（早亡），

∙ 第十女 思祯，嫁邹文凯（北京宪兵司令）

∙ 第四妾 闵氏（又作吴氏，朝鲜人，第三妾金氏两个陪嫁姑娘之一）

∙ 第四子 克端，娶天津盐商何仲璟之女何慎基为妻。

∙ 第二女 仲祯，嫁薛福成的孙子薛观澜。

∙ 第四女 次祯（早亡）

∙ 第七女 复祯，嫁荫昌子荫铁阁。

∙ 第五妾 杨氏（天津杨柳青人，小户人家，精明能干）

∙ 第六子 克桓，娶陈启泰之女陈征为妻。

∙ 第八子 克轸，娶周馥之女周瑞珠为妻。

∙ 第九子 克玖，娶黎元洪次女黎绍芳为妻。

∙ 第十一子 克安，娶天津盐商李士铭的女儿李宝慧为妻。

∙ 第五女 季祯，嫁陆宝忠之子。

∙ 第十五女 玲祯（早亡）

∙ 第六妾 叶蓁（南京人）

∙ 第十四子 克捷，娶北京女招待王氏为妻。

∙ 第十七子 克友，娶京剧演员于云鹏的女儿为妻。

∙ 第九女 福祯

∙ 第十一女 奇祯

∙ 第十二女 瑞祯

∙ 第七妾 张氏（河南人，未生育子女）

∙ 第八妾 郭宝仙（苏州人）

∙ 第十三子 克相，娶那桐的孙女张寿芳为妻，后又娶陈炳焜女儿陈思行为妻。

∙ 第十五子 克和，娶盐商张调宸之女为妻。

∙ 第十四女 怙祯，嫁曹锟的长子曹士岳。

∙ 第九妾 刘氏（第五妾杨氏一个丫头）

∙ 第十六子 克藩，早亡。

∙ 第十三女 仪祯，在季祯死后，续嫁陆宝忠之子。

著作[编辑]

∙ 袁世凯 纂，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光绪廿四年（1898年）秋石印本

∙ 袁世凯 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光绪廿五年（1899年）石印本

∙ 袁世凯 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光绪廿八年壬寅二月昌言报馆石印本

袁世凯相关书籍[编辑]

∙ 沈云龙 辑，袁世凯史料汇刊（影印本），台北:永和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十五年（1966年）

∙ 清 张镇芳 修，清 施景舜 纂，项城县志，民国三年石印本

∙ 清 丁振铎 辑，项城袁氏家集，宣统三年清芬阁排印本

∙ 沈祖宪 辑，养寿园电稿

∙ 袁世凯 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光绪二十四年排印本

∙ 袁世凯 辑，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 沈祖宪 辑，养寿园奏议辑要

∙ 清 甘厚慈 辑，北洋公牍类纂，光绪三十三年排印本

∙ 清 甘厚慈 辑，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宣统二年排印本

∙ 沈祖宪 吴闿生辑，容庵弟子记，1913年

∙ 清 袁克文 撰并辑，洹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

∙ 刘成禺 撰，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 陆纯 辑，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民国三年序排印本

∙ 国事新闻社 辑，北京兵变始末记，民国元年序排印本

∙ 黄毅 辑，袁氏盗国记，民国五年序排印本

∙ 白蕉 撰，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

∙ 梁启超 撰，盾鼻集，民国五年序排印本

∙ 庾恩旸 撰，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民国六年序排印本

∙ 阙名 撰，袁世凯全传 袁世凯佚事，民国中排印本

∙ 洪宪公报 洪宪元年一月六日至三月二十四日（即政府公报），政事堂印铸局 发行

∙ 黄远庸 撰，远生遗著（即黄远生遗著），民国八年序排印本

∙ 张维翰 辑，民初文献一束，钞本

∙ 阮忠枢 等辑，居仁日览，钞本

∙ [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天津时闻报馆，宣统二年（1910年）

∙ [日]佐藤铁治郎 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书为上一书之新版）

∙ 金陵中立

袁世凯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