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季羡林

写悼文，我会用这个名字，因为生前他很少被叫“爸爸”。我小时候没叫过他“爸爸”，年长了随儿女叫他“爷爷”。叫“爷爷”可能还顺口些，叫“爸爸”总觉得生疏。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也很少叫他爸爸。在外人面前，就叫他季先生。



　　我出生于1935年5月，当年8月父亲就去了德国。小时候，常以为自己没有爸爸，还为此遭到小伙伴的嘲笑。家里人常指着墙上一幅照片，说那就是爸爸。长到11岁，才和回国的父亲见上面。父子间的疏离，他心里是明白的，心知肚明。我的名字季承，是自己取的。原名季延宗，是祖父给取的，寓意香火繁茂。但我对这个名字不感兴趣。高中时，我在济南写信到北京，叫父亲给改个名字，但他拒绝了，说名字是祖宗赐的———直至“文革”“破四旧”时，我才有了个心仪的名字。



　　父亲对我的影响，身教甚于言传。我和姐姐都很刻苦，很朴素，也不图名图利。我们一家人都比较淡泊。郑重其事地给谁过生日，这在我们家是没有的。据说父亲九十大寿过得很热闹，但当时祖母、妈妈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我也没有参加。家里，父亲寡言，情感很少外露。



　　祖母，实际上是叔祖母，也算高寿（父亲儿时过继给了叔祖父），90岁走的。父亲在文里称她“季家第一功臣”。早年他在国外，后来又常年独居北京，只有寒暑假才回济南。这些日子，都是祖母撑起山东的家，照顾妈妈、姐姐和我。父亲对她很钦佩，也很感激，平素对她特别恭敬。但祖母走的时候，他所有悲伤的表现，就是陷入更深的沉默。妈妈、姐姐走的时候，也一样。相当长时间，家人都不认为家庭对父亲是重要的。相比对外人的热忱，他对家人显得冷淡。



　　90岁以后，父亲写了很多关于家人的文章。他写文章，不是说教，多为亲身体验，其中不少是关于家庭生活的总结，甚至是反思、反悔。这些文章，许多人都读过。我坚信自己读来，和其他人感受不一样，甚至不觉得别人能完全看明白。大家能看到一些道理，但可能会觉得那些道理正确而空洞。只有陪他亲历过家庭生活的人，才懂得季先生要说的是什么。父亲内心的情感是很丰富的，在他心里，家庭很温馨，家人的分量也很重。从他晚年的文章中，我才明白这一点。遗憾的是，祖母、妈妈、姐姐都看不到了。



　　去年11月7日，我们父子在医院相会。13年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很传统，牵挂我也不会主动找我，因为他是父亲，是长辈。



　　父亲严肃，但不严厉。



　　老了，他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我曾跟他开玩笑：爸爸，您成佛了，人间恩怨、家庭纠纷全看淡了，全超越了。听见我叫着爸爸，他点头笑了，跟我说：“我跟佛有区别。因为佛是要涅盘的，我不想涅盘，我愿意活着。”去世前，有一次父亲说起，最近几个月，他“最幸福”。别人告诉我，他提及我掉过眼泪，觉得很抱歉。这一点，我在他去世后才听说。作为儿子，惟一的儿子，我可能体谅他太晚。遗憾，很大的遗憾。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父亲什么遗言也没有留下。他想不到自己走，我也想不到他会走。他和我说，他的目标，不是100岁，也不是108岁。没想到，是98岁。严格地从医学上说，他身上的病有一二十种，但这些病几乎没什么症状，也无一是致命的。我们通常认为，他什么病都没有。他自己都说：“我是‘假冒伪劣’的病号。”



　　走的前一天下午，我在301医院陪他。记得他喝了点酸奶，很精神，还题了三幅字：一幅关于“国学”，一幅给故友臧克家的故居，一幅给汶川的学校。



　　4点半左右，我起身离开。我说，外面有个事，不能陪您吃晚饭了。



　　父亲最后一天的面貌，和最后一阶段的面貌，看上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很难联想，那会是永别。



　　现在回头想，征兆还是有的。



　　最后几天，他的左臂疼痛有点加剧，每天都疼。起初还可以容忍，慢慢地，变得难以容忍了。当时，我们和医生积极商量，怎么治疗，没意识到这是他衰竭加速的标志。



　　父亲走的那天，我坐在他待过的病房里坐了很久。很难接受的现实是，昨天那么精神的一个人，和我有说有笑的，今天没了。就几十分钟的事情。我看医院的记录，从开始抢救，到他走，不过45分钟。



　　医生说，是他的心脏，没有力量跳了。



　　现在，每每闭上眼睛，我眼前还是他坐在沙发上的样子。



　　从我第一天走进病房，随后几乎天天走进病房，到最后一次走进病房，见到的他，都是那个样子。

我的父亲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