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发布时间：2011-10-14

汪曾祺：尘心文心两相宜[枣读：136期] 今天是2009年6月13日星期六。枣读如约与您见面。今天的枣读，介绍汪曾祺先生其人其文，希望大家喜欢。
最烈的酒，酿最纯的文（文/熊阿姨）
汪曾祺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一条活鱼，不能分开几段研究。初看只觉此话令人让人莞尔，细想却发觉，老头儿相当高明——汪曾祺的身上有太多的特点，以至于许多特点之间都互有抵触，生平经历与文章风格有着令人意外的反差，单看文章或者但看人，都拼不出我们的那个的汪曾祺。
汪曾祺一生经历不可谓不曲折：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一传统文人家庭，在优渥的条件下接受了正规的传统教育，求学时却遭逢日本侵华战争，远赴昆明考取西南联大读中国文学，毕业时头一年因体育成绩、第二年因未为美军做翻译，虽度过了条件艰苦的5年，最后仍没有取得大学文凭。在北京工作刚刚稳定，即遭遇反右运动，划成右派下方张家口，每天对着不同样的土豆画马铃薯图谱。文革中从牛棚直接启用回京，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修改创作，与江青打交道，伴君如伴虎。然而这些曲折与离奇，在他的文章中完都变成了趣闻轶事，旷达中全然没有文人的自怜自艾。若不是看了他人的回忆文章，哪里知道那些偷鸡贼、给葡萄喷波尔多液、被武戏演员失手撞掉门牙的小品故事背后，有着如此压抑痛苦的大背景。
世人皆称汪曾祺文章轻灵雅致，他自西南联大读书始，师承沈从文，文章优美、健康、自然，充满了一种古典抒情美感。然而现实中的汪曾祺，性格率真洒脱至极，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曾经回忆，联大时候汪曾祺长发、好喝酒、衣衫褴褛，颓废不羁。因翘课过多受朱自清微词。汪曾祺有一次喝得烂醉，走不了路，坐在路边，被演讲回家的沈先生捡到，让两个同学扶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才醒过来。而半个世纪后，聂华苓回忆1987年汪曾祺去美国爱荷华时，居然还是类似的情节:“他知道我家的酒放在哪儿。一来就从酒柜拿出威士忌,自己喝将起来。在一个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几个作家抬着他回五月花公寓。第二天,醒来发现房门大开，钱丢了，房门钥匙也不见了。”哈哈大笑之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到，那些清丽的散文小品的作者，居然是如此李白一般嗜酒豪放之人。
汪曾祺家学极好，自幼跟随祖父、父亲学习诗文，书画技艺超于常人。由于家境殷实，在吃用上也多有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养成了贵族式的美食品味。可遭逢战乱，求学时的西南联大条件异常艰苦，伙食既少又差，只能勉强填报肚子。下方农研所的时候，几乎把所有品种的马铃薯都烤了吃了一遍，精细的胃口足足委屈了近三十年。汪曾祺因深厚的戏曲功底和惊人的捷才，被江青直接征用做革命宣传，免遭不少折磨。而其灵动淡远的文学风格，却在文革结束，七八十年代才渐渐在文学圈内得到推崇，幼年即积攒起的才气，到了六十岁了方得到应有的声誉地位，在声名影响上，不得不说是一种大器晚成。 同学中有位北京姑娘，读小学时与汪曾祺的孙子同校，96年上一年级时，有次去找汪孙玩，恰好见到了传说中的“著名作家”汪爷爷，十多年过去了，汪老给她留下的印象依然深刻：
那是个“很可爱”又“有点小帅气”的老爷爷，抓了把糖果塞给了她，“非常的慈祥”。当时已经76岁的汪爷爷“裤子总是往下掉，一直不停地提裤子，最后把毛衣（藏蓝色的）塞在裤子里„„ ”看得小姑娘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一年后，汪老去世。
几年后，小姑娘成了中学生，在语文书里读到汪曾祺的文章，想起了多年前的那把糖果，哭了。

赤子心怀，素淡文章（文/菡黍）
《孤蒲深处》

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 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秦少游· 秋日三首
汪曾祺截取秦少游诗中“菰蒲深处”这四个字作为自己小说集的书名，汪小说的意境，倒也配得上诗的意境。汪很多小说的背景似乎都可以换成菰蒲深处外的小沙洲，如同桃花源，与世隔绝，自有洞天。汪曾祺的小说似乎看不出年代，把《受戒》和《边城》放一块，那样的风景人情，会让人以为它们写于同样的时代。沈从文之后，中短篇小说写得如此有诗意者，大约就只有汪曾祺了。师从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却是另一种路子。汪曾祺的古文、国画、戏曲底子，让他的小说比沈的有着更浓厚的传统文人气息，沈的小说中，有股勃发的生命力。汪曾祺最好的小说，写在６０岁之后，经过人生风雨洗练后，汪的文字有如繁华落尽的真淳和萧疏。汪早期的小说并非有如此冲淡的风骨，如《复仇》、《小学校的钟声》则具有浓厚的现代派气息。汪曾祺的全集和小说集版本有好多种，私下认为，这本书基本上把汪值得看的小说都收录了。（汪曾祺小说在线阅读，有兴趣的可以点击阅读。）
《受戒》《大淖记事》
这两篇小说大约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两篇小说的风格较为相似，算是汪的小说里较长的了，不过两篇加起来也只有４５页。《受戒》据说被翻译为一个小和尚的爱情故事，《大淖记事》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小锡匠的爱情故事。《受戒》并不是一个老式的和尚尼姑思凡的故事，在这里，和尚吃荤也结婚，“当和尚”是一种职业。这样一个开篇，和佛无关，却一下子造就了一个众生平等的氛围。这里的民风，不知道用淳朴来形容是否合适，帅和尚会拐走大姑娘小媳妇，和尚们也挣钱也打牌，然而汪曾祺把这样的一个没有得道高僧的寺庙放在门前有河旁边有柳的高地上，疏疏朗朗几笔就有了水墨画一般的神韵。小和尚小明子出家第一天，认识了家在荸荠庵旁边的小英子，开始了两小无猜的生活。小明子牵牛，小英子踩水车，骑竹马弄青梅的童年在隐隐透着些男耕女织的感觉。整篇小说，传达的也就是一个的男耕女织俗世美，比如二师父的老婆在秋夏天热时来庵里避暑，小英子的爸爸种田捕鱼妈妈喂猪绣花„„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顺应四时，原始纯朴，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如此这般，或许比所谓的清规戒律更接近佛性的本质。“菩提
本无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接近神话的生活，我们一直在期待，天人合一自由自在的生活，自陶渊明后，我们称其为“桃花源”。
相比之下，《大淖记事》中，生存的压力则大很多。小锡匠靠打造锡器为生，大淖东头的男人女人，靠挑东西为生，东边的人，家无隔夜粮。小锡匠和挑夫的女儿巧云，是一对苦命鸳鸯，但却没有一般苦情戏码的煽情滥情。玉女金童一个的爹残废了，一个的娘眼睛不好，一个被当兵的糟蹋，一个被当兵的毒打。若抽离了大淖这个景美人美的地方，小锡匠和挑夫女儿的故事也就平淡无奇。这个故事里并非人人丰衣足食，但大多数人善良，心中尚有爱和关怀。当巧云遭遇一连串不幸时，锡匠们顶香请愿，邻里互帮互助。没有石破惊天，小说中的人有着朴实的坚韧朴实的美。
这两篇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和处境虽大不相同，但抒情的调子却是相似的。说到底，都是期待着一个世外桃源。
《徙》
心中有个梦想，却怎么也飞不出俗世的牢笼。纵有鲲鹏之志，却无法徙于南溟。《徙》是一篇悲怆的小说，旧式清高知识分子的难处，尽在笔下。
汪曾祺的其他小说，很多人物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有种不管世外是魏晋的感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理想”这个励志的词语，在其他篇小说中是看不到的。而《徙》中，则一直弥漫着“求不得”“放不下”的痛苦。《徙》的情节性较之《受戒》强很多，清贫清高的不得志书生跃然纸上。
生活所迫是个含义很具体的词语。一家人的油盐柴米衣食用度，一个清贫书生要怎么用所谓的才高八斗才能换得。这篇短短的小说中写了三个书生形象。徐呆子，屡考不中，在废除科举后当街念诗文，“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醉如痴，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唱歌当哭，其声冤苦”，最后死在街上。读这一段的时候，自然联想起范进中举那篇文章，也想起孔乙己的形象。寒门学子，屡考不中，别无它求的悲痛。沈石君是读书人中的幸运儿，步入仕途的他虽在官场屡受排挤，但至少衣食无忧，用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和经济能力。高北溟的处境介于二人之间，委曲求全勉强度日。
命运似乎总是在给高北溟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才中秀才，他便遇上废除科举；在勾心斗角之间艰难地独善其身，严谨教学；时来转运，沈石君给了他一方小小的可以飞翔的空间，然而幸福似乎来得太短暂，很快又被迫回到以往的生活环境中，从高处回到低处，跌得更痛。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内心敏感孤傲的他，在同事的讽刺中“气得太阳穴的青筋都绷起来了”，却强噎下怒火，“只是不停地剧烈地摇着脑袋”。然而这样一个人，却始终不愿改变，不愿圆滑，也无法张扬和改变，只得委屈求全。其女高雪的命运似乎是高北溟延续，才貌双全的她，向往着更宽阔的空间，却无法展翅，最终郁郁早夭。 这样的故事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似乎是少见的。他笔下的人，或许粗茶淡饭但知足常乐，可能走街串巷但那一技之长可以供维持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改变现状的愿望，
于是就没有求而不得的痛苦。比起书生，贩夫走卒的生活似乎快乐很多。有时候，很难分辨哪种生活状态更好。
百姓情味，名士风流（文/了了）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汪曾祺·昆明的雨
一直以为，这首有着刘禹锡风格的诗歌是汪老最有意境的。一直以为，《昆明的雨》也是汪老记游文章里最美的。
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了一本《昆明的雨》，收录的全是汪老记游的文章。其足迹所至，遍布全国。一些掌故，汪先生往往随手拈来，记在文中，并不觉突兀。景色倒退居其次了。不过汪先生写得最深情，最有味道的，还是昆明。老先生年轻时在西南联大就读，虽曰乱世，但大家荟萃，思想自由，学术氛围浓厚，彩云之南，景色秀美，况彼时青春年少，正好时光。老先生一直念念不忘，亦属正常。
老先生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记事怀人之作。即使名家，在他笔下，亦无惊天动地之事。只从细处着眼，娓娓道来。会心处，读者亦不过微微一笑，点头称是。金岳霖先生在林徽因死后，请客为她庆生。——原来，这一流传甚广的佳话，是来自先生笔下。聂华苓在酒阑人散时曾因伤感而失声痛哭。赵树理建国后也说过农村生活很穷的实话。更不必说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了。汪先生一生对沈先生都爱戴有加，写了不少文章来纪念他。还有他的压卷之作《跑警报》，写西南联大师生躲警报的逸事。语言幽默，传神，各色人物，跃然纸上。
汪老很喜欢写人。即使是上面提过的记游文字，也从不缺少人的踪迹。汪先生很喜欢世俗生活，就像他说的“感觉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他自然而然地“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 汪先生喜欢做饭，喜欢写美食。不过他笔下，从无满汉全席那样的大宴。不过是民间土产，家常小菜。汪先生写来津津有味，令读者食指大动，进而跃跃欲试，照葫画瓢。关键还是情味二字。
老先生爱画画，会吹笛，喜花木，字也不错，爱好极其广泛。有时候感觉老先生就像是胡同口慈眉善目的老头儿，亲切，家常。有时候又像是历史上的名士，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生存本已艰难，若无一二闲情，未免太过逼仄。总有一二夜晚，孤灯独坐，摈弃喧嚣，不关心人类，只想到自己。此时，不妨香茗一杯，与汪老相晤，走入那闲适，富于情趣的境界中。
汪老和孙犁先生在文革中相对而言受到的冲击都比较小。不同的是，孙先生刚建国不久，就已对现实失望而痛苦不堪以致郁郁成疾，孙先生晚期的散文作品，沉郁苍凉，承鲁迅遗脉。汪老先生则凭着“随遇而安”——中华民族这一历史悠久的法宝——处事以达观，他的作品，平和恬淡，具名士风流。两种处事态度，跟性情有关，并无高下之分。值得提出
的是，汪老在《随遇而安》一文中曾写道：“‘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
而这，也许并不是没有悲哀的吧。

曾祺舅公称我二月花（文/李真真）
一九九七年四月，四川省作协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笔会。全国各地众多著名作家汇聚成都，我的舅公汪曾祺也参加了这次笔会。当我们得知曾祺舅公要来成都，爸爸兄弟姐妹几家人都很高兴。因为自从爷爷奶奶抗战离开江苏以后，一直居住在四川，和曾祺舅公一直没能再见面。爷爷奶奶过世后，只剩下爸爸四兄妹远居四川，很难与江苏的亲戚相见，甚是想念。几年前，爸爸专程到北京去看望曾祺舅公，舅公非常高兴，让舅婆作了几道特色江苏家常菜，并温上了珍藏多年的珍贵黄酒，跟爸爸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很多往事，滔滔不绝地谈几个小时，回忆了奶奶和另一位舅公年轻时候的事情，还和舅婆一起讲了在昆明上西南联大时的很多故事。
曾祺舅公在笔会期间抽空看望了我的父亲、姑姑、伯伯几家人，还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文殊院 ，并在茶馆与大家品茗聊天。又在姑妈家给每一家都留下了墨宝。轮到写我们家时，爸爸考虑到不想让舅公太费脑筋，就直接选了作品中的一小段文字作为题写内容。但舅公铺开了宣纸，研了研墨，没有急于落笔，而是点燃了一支烟，站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欣然提笔，写下了专门为我们家即席构思的诗句。“同文能重译，笔下走龙蛇，一事最堪喜，手擎二月花。”大家围拢来念读时，舅公给我们做了解释。历史上的翻译机构叫同文馆，第一句是写我的父亲会翻译。当我们念到第二句时，舅公说”蛇”在这里不念she要念sha。这句是讲母亲会写文章，下笔如有神。写到第三句时，大家都在惊异是什么喜事？舅公写下最后一句“手擎二月花”。当问到为什么是二月呢，舅公说二月的花蕾最娇艳。前两句是说，我的父母亲都事业有成，但更美好的是，共同托起掌上花朵。当时我还小，不能完全懂得其中的含义，如今读来，才明白了那字里行间饱含了舅公对我的喜爱和期望。舅公的认真的态度、敏捷的才思、温暖的诗句、飘逸的书法，都让我们惊讶万分、佩服不已。他的文化感染力和对后辈的关爱让我终身难忘。


汪曾祺

推荐内容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