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文章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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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文章摘抄
季先生的散文有着浓厚的底蕴。“真”与“朴”是季先生散文的两大特点,也是其散文的独特风格。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季羡林的文章，一起来看看吧！
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中学以后，此地的环境更给我提供了最佳的游乐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杨垂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的“湖”。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正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饭，因为家里穷，每天只给铜元数枚，做午餐费。我以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担旁，仓促食之，然后飞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一种，有两个长夹，但虾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升提出水面，决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这种游戏，其乐融融。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了。
但是，叔父对我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正谊有一位教高年级国文的教员，古文方面很有造诣。他在课余办了一个讲习班，专讲《左传》《战国策》《史记》一类的古籍，学习时间是在下午4点下课以后。叔父要我也报了名。每天正课完毕以后，再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学习上面说的那一些古代典籍，有多少收获，也说不清楚了。
当时，济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冯鹏展先生，老家广东，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几个中学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创办的尚实英文学社授课。当时正流行图解式的英文教学法，我们学习英文也使用这种方法，觉得颇为新鲜。我大概在这里学习了两三年，收获相信是有的。
就这样，虽然我自己在学习上并不勤奋，然而，为环境所迫，反正是够忙的。每天从正谊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学英文。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9点下课后，也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虽然囊中无钱，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眼福。
叔父显然认为，这样对我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再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空闲时，亲口给我讲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那一批《彭公案》《济公传》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偷看这些书。

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当年我15岁，时间是1926年。
这一年夏天，山东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成立了。我此时似乎也有了一点雄心壮志，不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经过了一番考虑，立即决定舍正谊而取山大高中。
大概是因为入学考试分数高，所以一入学我就被学监指定为三班班长。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数第一张桌子，标志着与众不同。论学习成绩，因为我的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我比。别的课想得高分并不难，只要在考前背熟课文就行了。国文和英文，则必须学有素养，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至于英文，我独霸全班，被尊为“英文大家”。第一学期，我考了个甲等第一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荣登这个宝座，虽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我却有点沾沾自喜。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决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决不是什么英雄，“怀有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我不记得高中是怎样张榜的。反正我在这最后一学年的两次考试中，又考了两个甲等第一，加上北园的四个，共是六连贯。要说是不高兴，那不是真话；但也并没有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是19岁.
好久没来这湖边了。我拣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来这里跑步，为的是重温往日的记忆。清晨，严寒，有点风，还有点雾——可能是轻霾，这座城市为雾霾困扰已久，我们也习以为常了。这湖是我的最爱，我生命的大部分已弥散于此。常居昌平之后，我总找机会回来，回来一定找机会到湖滨跑步，这已是我数十年的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记忆，也都会说话。我脚步轻轻，怕惊动那些沉睡湖畔的精灵。严冬，湖面已结上薄冰，工人正在整治今年的冰场。再过几天，冰场就会启用。
我有自己的跑步路线。从住处畅春园出发，进西校门，过鸣鹤园小荷花池，绕池一周。经民主楼、后湖，入朗润园。紧挨着路边，出现一座小院，正房住着温德先生，东厢房住着他的中国佣人。温先生终身未娶，中国是他永久的家。他九十岁时还能骑自行车上街，还能仰泳，他为美丽的燕园增添了精彩的一笔。温德的小院种满花草，其中不乏他喜爱的富有营养的野蔬。他不仅精通汉学，还是营养学家。温德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朋友，当年闻先生“引进人才”，一引就是终身。中国成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我跑着，想着。眼前就是十三公寓——季羡林先生的家到了。先生住在东边单元二层，那边窗户里深夜的一盏灯，是朗润园的一道风景。那灯光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和季先生曾是邻居，我住过十二公寓。记得那一年，火焚一般的夏天过去了，好像是秋风萧瑟时节，已是落叶满阶。那日在朗润湖边遇见先生。久别重逢，他关切地问：“还写文章吗？”我答：“还写，但不能发表。”先生意态从容，沉吟片刻，说：“那就藏诸名山吧！”我们相对无语，淡淡的，在我，却是如沐春风。
由此向东，是十二公寓了。情景如昨，也是冬天，湖水凝冰。透过湖面薄雾，依稀是儿子正在滑动他的冰车。迷蒙中我欲唤他，却是伤痛攻心，遂止。想起那厢住着吴组缃先生，他是直接教我的，我要向他执弟子礼。吴先生当年从镜春园搬过来，也是住二楼。他搬来时我已搬走。那次拜望是为北京作协的朋友引路，记得有林斤澜、张洁、郑万隆、李青，可能还有严家炎。那年我们为吴先生庆八十大寿，吴先生说自己是“歪墙不倒”。陈贻焮先生住在吴先生的楼下，他也是从镜春园搬来的，不仅搬来了他的书房，也搬来了那边的竹林。先生有名士风，爱竹。先生一如既往地欢迎我，一如既往地款我以香茗，与我谈诗论文，也一如既往地展示他湘人的傲骨、湘人的才情。
朗润园四围环水，有石桥通往内园。岛内崖畔，镌有季羡林先生手书“朗润园”三字。整座园子清朗温润，宛若一块浮于水中的美玉。此刻冬寒，花事式微，已是满眼枯瘦，只能于记忆中寻找旧时芳华。此刻这一带枯水寒山，一路唤起我的记忆，有欢愉，也有无尽的怀想。金克木先生的家我是去过的，也是那年夏季过后，风雨萧疏中大家都很寂寞，我在北大想约请学界纯正人士，谈些那时已被冷落的学术。约请金先生出席，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爽朗而诙谐：“不行啰，我现在除了嘴在动，其他的都不能动了。我已是半个八宝山中人了！哈哈……”北大人都是这样，他们会把沉重化解为谐趣！
从朗润、镜春两园逶迤向西，林间山崖，婉转隐约，顷刻间未名湖展开了它冰封的湖面。湖滨柳岸萧瑟，叶已落尽，空有枝条在寒风中摇曳。沿湖小道两旁，昔日葳蕤的花草也已枯黄。这边是斯诺墓，这位充满爱心与正义的美国人，选择这里的`一角长眠。墓地面对着花神庙。花神庙那边有一片略为开阔的地面，稀疏地立着供人们休憩的几张靠椅。那年也是在清晨，也是在这里，晨曦中但见朱光潜先生在练拳。趋前请安，先生告诉我，这套拳法是他自编的。80年代，先生还未退休，身材精干，脸色红润，双目炯然。那时他正在紧张地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他是康健的，记得当年英国一剧团来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朱先生挤公共汽车去展览馆看戏，一时引发舆论热议。在北大，年长资深的教授挤公共汽车是常事，不稀奇的。
临湖轩优美地隐藏在竹林中。竹子呈青绿色，有点暗，带着与霜冻抗争的痕迹。这里曾是司徒雷登校长的住所。司徒校长当年主事燕京大学，这里是燕大师生感到亲切并且向往的地方。据说冰心先生的婚礼是在临湖轩举行的，司徒雷登校长主持了她的婚礼。此刻竹影婆娑，似乎参加婚礼的人们还沉浸在昨夜美丽的满是香槟和鲜花的回忆中。对于司徒雷登而言，这里当然也是他最不忍离开的地方。燕大的校友们、北大的师生们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我选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清晨，向至今还活泼泼地生存在这里的精魂致敬。我怕惊动他们，蹑着脚步，又不免沉重，因为这方土地的负载太沉重了。

绕湖一周，习惯性地回到了燕南园，这是我从学生时代就隐秘地钟情的地方。院子不大，内涵却深厚，花径弯曲，总觉绵长无尽。三松堂人去楼空，三棵“院树”（宗璞先生“封”的）依然凌寒而立，发出严寒中凝聚的苍绿的光焰。路经冰心先生当年的小楼，仿佛见她正推着婴儿车款步于花荫，裙裾迎风，风姿绰约。周培源先生的家就在近旁，那日我陪徐迟先生拜访他，在他的书房聆听他关于湍流的论说——周先生到最后都没有同意三峡工程。
燕南园集中了燕园最瑰丽的风景，他们劳作过，思想过，快乐过，也痛苦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学者，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一旦有人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试图摧毁他们的学术尊严，温文尔雅的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燕园的居民都记得，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及其夫人，曾经以最断然、也最惨烈的方式把自己写进了历史。他们，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决然离去，成为这座园林始终不能愈合的伤口。尽管我的脚步轻轻，但我还是触动了历史最敏感的一页，我还是惊动了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辛劳过，也曾经幸福过的灵魂。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
我同虎子和咪咪二猫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它俩抢着到我床上去睡觉。在冬天，我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我有时候半夜里醒来，神志一清醒，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我身上，一股暖气仿佛透过了两层棉被扑到我的双腿上。我知道，小猫睡得正香，即使我的双腿由于僵卧时间过久，又酸又痛，但我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动双腿，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这样过了几年，小咪咪有八九岁了。虎子比它大三岁，十一岁的光景，依然威风凛凛，脾气暴烈如故。而小咪咪则出我意料地露出了下世的光景，常常到处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无处不便。
有一天傍晚，我看咪咪神情很不妙，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唤它，它不肯进屋。我把它抱到篱笆以内，窗台下面。我端来两只碗，一只盛吃的，一只盛水。我拍了拍它的脑袋，它偎依着我，“喵喵”叫了两声，便闭上了眼睛。我放心进屋睡觉。第二天凌晨，我一睁眼，三步并作一步，手里拿着手电，到外面去看。哎呀，不好！两碗全在，猫影顿杳。我心里非常难过，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从此我就失掉了咪咪，它从我的生命中消逝了，永远永远地消逝了。我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至今回想起来，我内心里还颤抖不止。
在我心情最沉重的时候，有一些通达世事的好心人告诉我，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了此时此刻，它们决不待在主人家里，让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或感到悲伤。它们总是逃了出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听了以后，若有所悟。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宗教家，但读过不少哲学家和宗教家谈论生死大事的文章。那些文章大半都是老生常谈，没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看来，倒是猫临终时的所作所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人们难道就不应该向猫学习这一点经验吗？

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谁都逃不过。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秦皇、汉武，还有唐宗，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求得长生不老，到头来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落得黄土一抔，“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我辈平民百姓又何必煞费苦心呢？一个人早死几个小时，或者晚死几个小时，实在是无所谓的小事，绝影响不了地球的转动，社会的前进。再退一步想，现在有些思想开明的人士不要遗体告别，不要开追悼会。但其后人仍会登报，发讣告，还要打电话四处通知，总得忙上一阵。何不学一学猫呢？它们干得何等干净利索呀！一点痕迹也不留，让人们用不着落泪，照旧做着花花世界的梦。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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