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论文

我国有超过五千年的文字记述历史，数千年来，经历了数十次朝代兴衰更替，国家多次从分裂到统一，又多次从统一到分裂。

国势兴盛时，中国武力曾伸展至万里之外，中国成为亚洲东部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以「天朝上国」自居。

四周国家部族向中国称藩纳贡，中原文化成为四邻仿效的对像，所谓「四夷来朝」、「远人宾服」，为后世的中国人留下光辉的历史记录。

然而自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百五十多年间，中国不断受到来自东面海洋和北面西伯利亚平原的欧洲、美洲列强，和俄国、日本的侵略，屡战屡败，被迫割地赔款，外交上屈服哑忍，丧权辱国，沦为世界上的三、四等国家，被称为「东亚病夫」。

在列强武力压迫底下，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弱点显露无遗，政府的管治威信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冲开中国的贸易大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受到掠夺、摧残，广大农村陷入困境。

积弱不振和贫穷破落，使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在竞争进取的近代西方商业文明面前，黯然无光。

百多年的贫困屈辱，使中国人失去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

面对这不可回避的亘古未有的困局，百多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一代又一代的掌权者，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百姓，都试图以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方法摆脱困境。

当然，个人的要求与群体的愿望有所不同；小集团、党派的利害经常与全国的利害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

每个人对当前困局有不同理解和观点，对改变困局的理想蓝图各有不同，对未来的憧憬大有差异，因此不同时期、不同想法的人们从各自的处境、各自的愿望出发，提出种种改革的方案，争论不休，甚至势成水火。

好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期望能一次过短期内改变中国困局，借外国经验，改造中国。

一旦掌握政权，落实改革，则往往限于各自的条件和能力，限于各自的冀望和策略，限于现实的阻力，特别是列强的插手，不可能各方面照顾周全，使政局矛盾重重。

然而现实形势的变化发展，不会凝固于一个时空，等待所有问题处理妥当，以便改革，相反，老问题未解决，新问题接踵而来，改革者屡受挫折。

中国近百年来国步艰难，实在令人痛心。

近五十余年，中国经历了国家民族的全面整合，外国势力排出境外，初步形成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

在这基础之上，中国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逐步冲出困境，正朝向富强之路迈进。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有需要认识国家民族的过去，特别是回顾这百余年的艰辛痛苦历程。

当然，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追究前人的责任，责备中国文化的落后丑陋；也不是为了嘲笑前人面对困局而无可奈何，或虚张声势，甚至张惶失措的窘态；更不是以揭露前人的私隐，取笑失败的历史人物。

回顾历史，其实是试图探求中国变革瓶颈之所在，从错纵复杂的史事中疏理出中国面临的困境，以较广阔的视野审视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为中国迈向未来增加经验教训，提高民族的自省更新能力。

第一节研读中国近代史的原因和方法为甚么要学习历史？历史知识有甚么用？这都是历史学生经常遇到而难于解答的问题。

事实上，历史不是一门职业技能学科，不容易为学习者带来实时经济收益，因此对于个人来说，历史知识可以是无关重要。

然而，历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历史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是社群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任何社群，小至家庭，大至国家民族，其成员都有需要知道群体的往事，以增强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和互相团结。

试问，如果美国人不认识华盛顿、林肯、肯尼地，不知道「五月花号」、「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九一一事件」，还算是有国民意识的美国人吗？同样，如果中国人不认识孔子、唐太宗、岳飞、孙中山、毛泽东，不知道「三国鼎立」、「满清入关」、「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还算是有国民意识的中国人吗？缺乏国民意识的国民，在国家民族的危难关头，会共赴患难吗？在殖民地时代，香港的学校教育，不重视有关中国的知识，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识肤浅。

以至不少香港青年对中国缺乏归属感，因无知而产生误解、蔑视、抗拒。

香港回归中国，教育工作者有需要重建香港人对中国的集体记忆，引导香港的青年重新认识祖国，增强他们认同国民身分，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是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每个人对接受历史知识的需求和态度并不一样：有人希望知道一些历史故事，例如宫廷斗争之类，衍化为小说戏曲，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希望直截了当地获得某事件的权威判断，释其内心疑惑，或作为评论、批判历史人物事件的依据；有人希望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事件的发展及影响。

传统中国士大夫，则认为前人的行为，可作今人的殷鉴，即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或借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推行道德教化的教材，即所谓「别善恶，寓褒贬」。

总之，原因可以有很多，这些都是其中一二，也有可能有人纯粹因为兴趣而学习历史。

但无论如何，尽量求真，不隐恶，不溢美，不无中生有，不妄作推断，不以现代人的能力强求前人，都是严谨的治史态度。

要成为高水平的史学工作者，必须有坚实的历史基础知识，以中国近代史而言，至低限度，要熟悉重大事件的始末，了解事件的时、地、人关系，主要参与者在事件中的作用；熟悉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及人际关系；善于找寻、搜集、解读、分析及运用历史资料。

当然，知识愈丰富，治史的能力愈高。

学习历史并非简单地从书本中，或从学者口中获取标准答案，而是学会找寻数据，鉴辨数据的可靠程度，利用可信的、有用的数据，探索、分析史事，建立自己的历史视野，提高自己对事理的分析、判断能力。

前辈史学家黄仁宇指出：「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自己找寻史料，鉴辨史料的真伪及可信程度，如何掌握及充分利用史料的作证能力去了解史事，未免过于艰难，初学者认该先掌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认识重要史事前因后果和发生经过，认识重要历史人物，政治党派、人物的活动，建立坚固的历史知识基础，更进一步增强你的思维能力。

历史虽然应该包涵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广阔，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宗教、社会、以至器物、工程等，都是历史的重要部分，但由于政治经常支配了国家、社群的集体活动，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外，都把政治史作为历史记述的重心。

一些政治的当权者为了确立其权力的合法性，为了强化其管治威信，不惜歪曲历史，美化自己，丑化政敌，中国古代称之为「秽史」。

近代中国政治动荡不安，政党、军阀争权夺势，当权之后为了控制言论，往往只许按照该党、该当权者的立场记述历史。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近代史著述，都因执政党的操控而有严重的偏颇。

以抗日战争为例，大陆方面强调共产党领导抗日，而国民党退缩一隅，掠夺资源，保存实力；台湾方面则强调国民党领导抗战，共产党在农村煽动民众，扩充地盘。

类似的记述，污染了历史真像，误导听受者。

幸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两岸两党的敌对状态逐渐化解，昔日的恩怨随着上一代政治领袖的逝去而渐泯，数十年前的机密数据文件逐渐解密，加上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史学工作者正逐步描绘更符合真貌的中国近代史。

那么，究竟谁真谁假？谁是谁非？对史事的记述和评论是否有标准答案？请先不要急于下定论。

历史的学习者必须有以下的概念：所有历史记述（包括当事人的口述、各种传闻、著名学者的论著）都是一种说法而已，不可能没有缺漏，很有可能只是史事的一角，甚至只是史事的表像，因此所有记述都不会全面；记述者可能因为错误观察、错误理解，因为疏忽，因为偏见，因为宣传，因为维护某方面的利益，因为打击政敌等原因，而有意无意地作出偏差的、不正确的记述、评论。

历史学习者不应该无条件地相信任何记述者的陈述、判断和评论，除非有可靠的资料作为取信的左证。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强调维新派的忧国忧民，他们的政敌则被描述为误国害民；孙中山先生的《伦敦蒙难记》中，记述被捉入清朝驻伦敦使馆的过程，疑点重重。

梁启超、孙中山都说假话吗？不一定是假话，他们只是选择说对自己有利的话。

那么，后人记述和评论「戊戌维新」和「伦敦蒙难」，不能单凭两位当事人的著述，必须找寻更多其它方面的有关史料以资左证。

近代中国人对于变法图强，寄存厚望，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变法，都持肯定态度，例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几乎受所有现代历史教科书的赞扬，而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都被称为「保守派」，「保守」在现代人观念中，含有贬义，然而好些王安石的重要变法助手，被宋朝人视为「奸臣」。

假如简单地判断变法是好事，反对变法是坏事，便不是学习历史的正确态度。

中国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