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古本序读后感范文

《大学古本序》是他的心学理论体系中一篇重要著作。下面是为大家的大学古本序读后感范文，欢迎参考~

程颐在他的改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一文中，只是于“在亲民”的“亲”字下注有“当作新”三字，尚未把“亲”直接迳改为“新”。伊川指大学古本有错简，并非以为有阙文，但他的“当作新”之注，确实为朱子直接改“在亲民”为“在新民”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朱子取程颐“亲”作“新”之意，将其解为革新、自新，单方面的要求子民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王阳明是决不同意这种对大学原意的曲解的。

徐爱所辑《传习录》首章记载了他们师徒二人所讨论“在亲民”与“在新民”之辩。这一次的表态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围内的私下交谈。徐爱《传习录》首章正式发表的时间，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七月，阳明刻古本《大学》，作《古本大学傍释》，又作《朱子晚年定论》，紧接着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年谱》载:“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至此，阳明与徐爱师徒二人于六年前，在归省途中于运河船上的那段关于大学宗旨的精彩对话，终于公开发表而告诸天下。先是徐日仁问道:

“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亦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阳明的回答是直截了当且具说服力的: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为什么是“亲民”而非“新民”，阳明讨论问题的又一个特点是引经据典，这与他在龙场时的学风一以贯之。在这段话中，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又可依以下几个要点来加以理解:

其一，“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不能互为解释依据。所谓《大学章句》第三章(朱本称此章为“传之二章”)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尚书·康诰》此处“作新民”之意，为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风貌，与《大学》首章“三纲领”之“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所改)、在止于至善”之“在新民”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用“作新民”来证明所谓“在新民”的合理性，显然是站不住脚，“此岂足为据”?

其二，既然古本中的“作新民”不能用来支撑“在新民”中“新”字之改的正当性，“作”字却又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那么将“在新民”之“新”还原为“亲”则是理所当然。在阳明看来，“亲民”与“新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亲民”是惠民、养民义，而“新民”则只是单纯的教化、革新之义。阳明举《大学》中大量原文来加以论证，举所谓“烈文”章“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又举所谓“齐家·治国”章“如保赤子”，所谓“治国·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作为自己主张“亲民”正当性的根据，认为这些实实在在地“皆是‘亲’字意”。“亲民”与“新民”虽一字之差，实为两种截然不同之执政理念，前者于惠民、养民中爱民，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前者着实体现了原始儒家“亲亲仁民”的仁爱观念与仁政理想，后者则单方面强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如果说“亲民”与“新民”所体现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那么阳明显然倾向于古本大学中所体现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场，即所谓“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百姓不和睦，舜就让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用来使他们互相亲近。为了维护圣人之意，阳明对于朱子之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何况，“亲民”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养育的意思，“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朱熹的“新民”说明显褊狭了。

其三，“明明德”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与“亲民”本就是相辅相成的，“明明德”自然有“亲民”含于其中，无“亲民”即无所谓“明明德”，无“明明德”则哪来所谓“亲民”之存在。阳明举《尧典》说法，其说“克明俊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思想，属圣人之意。又比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之“己”，是先圣所指的大人，“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己若不修，如何“安百姓”，如何“亲民”?在阳明看来，所有这些儒家的宝贵思想，又岂是朱子之“新民”的褊狭观念所可囊括?

再说，“作”与“亲”相对应，但并不是“亲”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以下讲到“治国”、“平天下”等处，都对“新”字没有发表阐述。

正如郑珍感叹的，由于朱子之猵狭，致使“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争新角异，而《大学》日多矣”。郑珍于是表彰道，王阳明“复古之功不可没也”。

王阳明先生这篇《大学古文序》写于1518年，阳明先生时年47岁，他任提督军务都御史，在江西和广东等地平定了众多叛匪，功德卓越。他一边工作，一边讲学和写作，前面分享过的《祭浰头山神文》和《教约》两文均写于此年。

《大学》原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其著名的词句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所说的“大学”是指“大人之学”(大人即具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胸襟的人)、“君子之学”(君子即责任和道义担当的道德模范者)和“仕子之学”(仕子就是心系百姓为百姓谋利的官员)。《大学》成文于战国末期和西汉之间，记载了儒家修身的主要次第，受到历代大儒的推崇。

后代儒学者怀疑因错简而导致《大学》原文的篇目次序有误。北宋大儒程颐和程颢先后编撰《大学》原文章节为《大学定本》。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他认为《大学》有“阙文”(阙文指有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句)，遂对《大学》“移文补传”。他认为“经”是孔子所说，由曾子所记述的;而“传”是曾子所说，门人记录的，所以就把《大学》分成了经(一章)、传(十章)，为其“补格物致知传”，又把传文中对“诚意”的解释后移，置于解释“正心”之前，形成“三纲”、“八目”、“三纲释文”、“八目释文”的完整文本结构，并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后经朝廷功令，朱熹的《大学章句》地位突显，对后世影响很大，后被定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一直沿袭到清代，成为士人应举的必读书。

自《大学》受到重视开始，对它版本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王阳明1508年在贵州龙场的时候，就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不同。他一直伏读精思，怀疑朱熹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认为圣人之学本来就简易明白，其书就是一篇，无经传之分，更无经可补。于是写下这篇反映他心学思想的《大学古本序》。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为《大学》之要，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故注重对外界一事一物的探究。在这篇《大学古本序》中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王阳明认为是《大学》是“诚意”为要。他把“格物致知”和“明明德”、“亲民”都解释为“正心”、“致良知”，“物格则知致、意诚”。“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

王阳明在文中说道:《大学》“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事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他指出朱熹的《大学》改本有“支与虚与妄”之病，旨在恢复自认为正确的古本。

这篇《大学古本序》和他后来讲授《大学》的记录本《大学问》都包含了他的哲学中心思想，是他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重要体现。他多次强调圣人之心无须外求，至善在于吾心，格物即格心，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王阳明的讲学，以及与当时学者的这些论争，使得王阳明对《大学》格物的认识，愈来愈清楚，对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明显冲击，朱熹学的权威大大削弱，《大学》之研究呈多样化趋势。

王阳明心学思想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阳明学敢于挑战朱熹等传统权威，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体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阳明心学确立了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的弊端是一剂对症良药;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对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三个引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引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引领”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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