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娶六丧六，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急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
　　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又有独创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白嘉轩是其中的第一主人公，他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变的一个人格典型。在他身上包容了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又有负面。他既是一个刚真的男子汉、富有远见的一家之长、仁义的族长，又是一个封建文化、封建制度的身体力行者。
写法上，《白鹿原》在总体写实的基础上，糅以民间传说和灵怪色彩，既表现出关中地区的民情风俗，又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染力。小说的语言朴素、平实，是高密度的大笔勾勒，具有节奏感和耐人的韵味。
　　总之，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

《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五十年间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小说较少正面触及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而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将政治意识形态、革命历史与儒家文化、宗法礼仪、民情风俗以及性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以文化史诗的框架，完成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治风云演变史的叙述。其中白嘉轩这一典型形象作为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被着力塑造的，在他身上复杂地凝聚着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作为白鹿村的一族之长，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耕读持家，行善积德，就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也不忘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兴家业，使衬里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作为长者，白嘉轩又大有忠孝仁义、温柔敦厚的懦者风范。但是他性格中也有保守、虚伪、专断乃至残酷的一面，俨然一个卫道者形象，这在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蛾等人所遭遇的家法族规中可见一斑。通过这一人物，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相生相克的状态，并寄托了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深沉思考和探索。

　　《白鹿原》以西北黄土地上一块沉积着丰厚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坡塬为特定时空，从文化视角切入，将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民族矛盾放到浓厚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民间、民族的宗法文化氛围中加以表现，显示了作者力图把已被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还原为文化冲突的努力。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它与以往传统历史小说的最大不同就是叙事立场和态度上的这种文化性和民间性。正是这种文化性和民间性，使《白鹿原》获得了“民族秘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品格。

陈忠实以其凝重、苍茫、悲壮、深沉的史诗风格，在《白鹿原》创作中出有意识地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理性疆界，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手法、死亡意识、性力等现代主义因素融入其中，内容深沉丰厚，思想博大精深，艺术瑰丽神奇，结构博大宏伟，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繁而不乱，使这一作品被认为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

十八岁出门远行

1、小说自始至终充满了种种不确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境。

莫言曾把余华称作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的确，开头表现迷蒙离奇、漂浮不定的感觉，令人宛若是在梦中。而小说愈发展则梦的成分就愈强：汽车突然的出现，后来又突然的抛锚；老乡涌上来抢苹果，“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是血，而司机不仅对发生的一切视若不见，还对着“我”快意地大笑不止。整个过程犹如发生在梦境里一般，充满了怪诞和不可思议。

余华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这段阐述无疑可以作为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恰切注释，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思潮对作品的影响。荒诞派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说过：“荒谬就是没有目的……人感到迷惘。他所有的行为成为毫无意义、荒诞不经和没有用处。”余华正是用一种极而言之的“仿梦”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无常和青年人在这种荒谬人生面前的深刻迷惘，而作品所剖示的“我”在青春初旅中的种种微妙的心情，则印证了存在主义大题海德格尔关于心情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被抛入世界后首先产生的是种种心情的理论，艺术地完成了对人的存在命题的揭示。小说中青春初旅的明朗欢快与荒诞人生的阴暗丑陋构成鲜明的反差和剧烈的碰撞，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审美张力。

2、本篇小说充分向读者展示了文学语言的特权。

这种独特的语言跳出了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让想象力获得自由。余华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描绘事物形态。种种形式放弃了常规世界提供的规则和逻辑，寻求自由自在的更为贴近精神世界的语言表达方式。即在脱离常识的正确逻辑系统下运行的语言形式。如：胡须定居在下巴上；汽车车盖是翻起的嘴唇；晚霞存在于屁股上，司机在个人财产被侵犯是无动于衷．．．．．．诸如此类。作者要表述的不是希奇古怪的事件发展或人物举动，而是背后隐藏的个人情绪与内心感触。也就是以一种冒险的方式来剖析描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3、虚假和真实的统一。

父亲所说的“外面的世界”对初行的十八岁少年来说是个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可知的世界。余华将少年处在外部世界之后的内心感受外化出来，虚构成文中的种种情景。不断起伏的柏油公路，暗示西西弗斯式的折磨，爬上高处再滑向低处，如此循环，少年始终看不到旅店。但是有一辆破汽车停在低处。这汽车可理解为一次有失败可能的机会（当然少年不这么想，他天真意气，认为搭汽车非常了不起）或前行动力。随着汽车的迅速瓦解，少年到达旅店的希望也在急剧削减。那么作为此行目的地的旅店呢？少年从头到尾惦记着的旅店，它象征着归宿，理想的归属，精神世界的归属，有家一样的温暖感觉和踏实感。红色背包是少年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东西，也是他全部家当。背包象征着少年的纯洁品格和童年记忆。在失去背包后，“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我。”“我”经历了一系列现实挫折之后，同时也经历了蜕变，但并没有蜕变为司机那样的人（司机象征成熟的现实态度）。如余化所说“小说传达给我们的应该是象征的存在”，显然，《十》中许多特定的情景和事物都被赋予了路标意义，作者有意安放，让我们朝所指方向前进。情节颠覆常理，一切在真实的名义下虚构进行。[1]​

小说充溢着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

当然，《十八岁出门远行》所揭示的现实存在的矛盾与悖廖无疑也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作品中青春心情的起伏转变更是对当代中国青年成长历程中心理轨迹的传神剖示。同时，纯净的语言，精巧的叙述技巧，又使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实体，而它的内在精神则充溢着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

废都

《废都》以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都西安当代生活为背景，[1]记叙“闲散文人”作家庄之蝶、书法家龚靖元、画家汪希眠及艺术家阮知非“四大名人”的起居生活，展现了浓缩的西京城形形色色“废都”景观。作者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为主线，以阮知非等诸名士穿插叙述为辅线，笔墨浓淡相宜。在诸多女性中，唐宛儿、柳月、牛月清为他塑造最为成功也最倾心的鲜明人物。在这些充满灵性、情感聪慧而富有古典悲剧色彩的人物身上，体现出作者至高的美学理想。

废都》属状态小说，如海明威那种写法。《废都》状物冷静、无温度，回到了《世说新语》的简洁。属于志人小说。

在社会的主体文化层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下，在野史、民间、及各阶层自下而上的生活状态中，依旧保存着历史的真正声音和人民文化心态的真实成分。《废都》即如此。作品有存在主义思想。

作品写废都、废道、废宅、废人，在历史转型期，文化闲人是第三者，又是雕塑社会形态的参与者。他们有闲的忙碌、赤裸的性生活、自怨又自虐，欺世又厌世；他们在失去土地文化而市民化的过程中，受现代生活的压抑、因文化而窒息、为名利所累、不被理解的苦闷等等，在这破缺的悲剧中，性是他们苦闷的最后宣泄。《废都》写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文化的异化、人的动物化、动物的人化；在描述文人非文人化的过程中，整部作品弥漫悲剧感。

作者悲哀到无泪的程度，又流露出博爱与惭愧。作品可见博大的人性，作者由此进入新的人格大境界。牛是庄之蝶的另一个自我，是庄回归自然的最后一条“胡志明小道”。

作者写人物的形象、心象、欲象、性象、灵象，从而写出了更宽泛的生命状态。作者想消解社会理性认同的正史和主流文化，用老百姓的生态和真性去展示另一条历史和文化的线索，求非史之史，无律之律。这部作品向人们提示：传统文化是什么？多余人是什么？现代社会是什么？人要往哪里去？——

上海宝贝

《上海宝贝》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观点，情节主要是描述上海女作家CoCo与中国男友天天、德籍男友马克的恋情。天天是CoCo的知心人，却是性无能（象征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是驻上海外商，有家室、超强的性能力、西方男子对女性的体贴（象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欧美强势文化的崇拜、对外资的倚赖？）。马克诱惑了和天天同居的CoCo。CoCo摆荡在天天的同志情谊和马克雄壮的肉体诱惑之间，最后天天因吸毒死亡，马克返回德国，CoCo的双线感情于此告终。

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不在三角恋的通俗情节，而在女主角对“情欲自主”的自觉历程、对艺术家创作与生活关系的省察、对上海这个现代都会风情的捕捉。

卫慧有意无意地模仿亨利·米勒的“重咸”与狂放的笔法。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对自己说，是的，我也喜欢一切会流动的东西：河流、下水道、岩浆、精液、血、胆汁、语言、文字。”《上海宝贝》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说：“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到了第二十一章，叙事者的创作自觉发展到“打破自身的极限，尽可能地向天空，甚至是向宇宙发展，写出飘逸广袤的东西”。

《上海宝贝》描写异国情侣缠绵、探索女性情欲，笔触深情而率直，又有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中篇小说《情人》的神韵。

这部书最耸动的部分就是性爱场面的描写。在台湾的女作家中，李昂的性描写以大胆著称。李昂其实是一位非常道学的作家，她的社会使命感非常强烈，写性是为了反映社会问题或是剖析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她的性描写，多半不是为了表现情欲的解放、感官的享乐，而是发表批判、埋设隐喻。卫慧比李昂更没有道德束缚，性就是性、欢乐就是欢乐。卫慧以性学家的准确表现了女性面对情欲的生理反应，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立场健康地看待性，又以诗一般的描写将性的欢愉予以美化、典型化。

米

民以食为天，苏童的一部《米》讲述了主人翁五龙摆脱饥饿贫困的人生历程，伴着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颓败，乡村与都市的纠缠与冲突，随着食欲的满足而又落入性欲的陷阱。五龙为“米”而来，也终于死于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整部长篇充满着可阅读的快感，且不乏深层的寓意。有评论家称之为“一半是历史，一半是寓言”，又有称之为一部精致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米雕”。总之，《米》是苏童为数不多的长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一部小说

苏童《米*序言》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我写了一个人有轮回意义的一生，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五十年异乡飘泊是这个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归乡途中又是整个故事的高潮。虽然苏童一直强调说："写《米》是为了解开少年期特有的叛逆、喊叫和寻死觅活的情结，说直白一点就是自己当时内心的需要。自己要颠覆的东西也很多，被认定的人性、道德，还有人物、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故事进展等方面。写这部小说对自己而言就像一次极限体验，也像蜘蛛织网一样自然而然的流泄。”作者的自我解读是想说明他的小说世界是建造在内心基础之上虚构,但若说是虚构的现实，又那么真实的撞击着我们的感觉。文本虽然给我们建构的一个历史的空间，但它的时间似乎是缺失的。文本里出现一个”枫扬树故乡“，似乎只有这个地方是五龙怀念的地方，是一片存在着真善美的地方，是五龙的故乡抑或是人性的故乡。后来,看了苏童大量的作品，才知道“枫扬树故乡”和"香椿树街“是苏童建构的两个历史空间，是一个世界的两侧，一侧是乡村一侧是城市。在这两个世界中，苏童给我们虚构的故事次第上演。《米》中所有意象传达出来的都是丑陋和罪恶。五龙的沦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枫扬树故乡忍饥挨饿的日子，在逃离故乡的路上，在被阿保踩在脚下让他叫爸爸的时候，还是在冯老板店里被压迫的时候？谁能说清楚呢！

逃离枫扬树故乡，五龙是为了争取生存的机会；忍受别人施加的种种侮辱，是为了争取生存的机会；对所有人的疯狂报复也是为了争取生存的机会``````五龙所有行为，都是想要生存下去,生存的更好。对此，他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混乱丑恶的世界中，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想要生存下去，别人自然要有所取，可是五龙给的起吗？人性的恶在小说中暴露无疑，苏童似乎又把它极力夸张了。某个年代加诸在作者身上的特殊印记，作者特定年龄所有的心里叛逆,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展现出来，是为了让我们侧目吗！

《米》中的女主人翁--织云和绮云，同样脱离不了恶的命运。不同的性格，却同样被扭曲，以不同的方式沉沦着！姐姐织云，美丽，大胆，堕落。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可以为了一件皮裘出卖肉体，注定了其命运的悲剧性。被六爷玩弄后，又不甘寂寞与阿保通奸，被五龙撞见，在仇恨和嫉妒中告诉了六爷。织云的命运改变了，五龙的命运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都改变了，但这种改变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宿命。当织云惨死在大火中时，似乎一切都结束了，殊不知，一切才刚刚开始，新一轮的命运转轮启动了。

妹妹绮云，禁欲，古板，暴躁。她憎恶丑恶肮脏的世界，憎恶身边所有的人。可以说她最有希望成为正义的化身，可是苏童不这样去安排，绮云的性格依然是变态扭曲的。她憎恶污浊，却不同情善良。她把姐姐看成魔鬼的化身，从一开始就厌恶五龙。他嗅到了姐姐和五龙身上的罪恶和强烈的复仇气息。她了解五龙的阴鸷，从父亲收留五龙开始，她就想尽一切办法赶走五龙。可是从内心深处，她对五龙却是充满深深的恐惧。然而她最终和五龙结合，几乎生活了一辈子，而且还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世界在一种混乱的秩序下一如既往的存在,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亲情,爱情等等人类的所有情感,甚至连一点温情都没有,有的只是欲望和仇恨.

有时候觉得对织云的同情要比绮云多的多。

五龙的人性被一步步扭曲，一辈子都在争取生存和复仇中度过。那苏童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从心理学方面讲，五龙的性格是因着他种种的遭际而变态的。人性中存在的真善美在他的内心寻不到半点了。特别是读到五龙性变态的描写，把人的原始欲望推入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欲望是万恶之缘。

”米“是书名，也是作品的重要意象。五龙对米的痴狂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五龙对米有近似于宗教般的狂热的崇拜，他认为米是世界上最干净最圣洁的东西.他喜欢诅嚼生米，喜欢赤身裸体的躺在米堆里。他最大的愿望，也可以说活着的终极意义，就是把很多很多米拉到他的”枫扬树故乡”。这可能和他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有关，但除了他自己，别人永远无法理解。

在毁灭别人和自我毁灭之后，五龙似乎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金钱，权利，女人以及很多很多大米。当五龙拖着溃烂的身体，带着整整一火车大米启程回”枫扬树故乡“时，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躺在米堆里，五龙的神思飞越自己的一生。最后的梦，是乡亲们看到那些大米后，狂欢的场面。似乎一个人一生的轮回到此完全结束了,五龙完成了他的宿命,苏童完成了他所虚构的故事的高潮,而他的儿子，却在等着他死去，撬下他满口的金``````

黑骏马

《黑骏马》一出版，就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感染了读者，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 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为背景，以一首古老的民歌《黑骏马》为主线，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描写了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小说以舒缓的节奏，优美的笔法，再现了草原民族的风俗人情。歌颂了草原人民善良、朴质、勤劳的美德。

《黑骏马》既是这篇小说的题目，也是一首古老的民歌的歌名。这首民歌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正像我们这篇小说的故事一样，但作者绝不仅仅是向我们单纯地讲这个故事，而是将笔触深入到草原民族凝重的文化积淀的深层，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纵深感和深刻的现实感。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是一个追求文明进步的蒙古青年，他的追求体现了蒙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奶奶和索米娅即是勤劳、善良、纯朴的蒙古人民的象征。但她们对一些传统愚昧的认识和认命式的接受，又可见传统的积淀深深地烙印在她们身上，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对创造与生命的喜悦这一古老的意识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发生了冲撞。

主人公面对这强烈的冲撞，感到苦闷、徘徊、失望。他愤然出走。9年以后，经过现代文明的陶冶后。他内心还时刻被“黑骏马”这首沉郁、优美的古老民族歌曲所牵引着，时常产生自己也说不清的萌动。是什么呢？作者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渐渐感到，那些过于激昂和辽远的尾音，那此世难缝的感伤，那古朴的悲剧故事；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都不过是一些倚托或框架。或者说，都只是那灵性赖以音乐化的色彩和调子，而那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却要隐蔽得多，复杂得多。就是它，世世代代地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以铭心的感受，却又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

主人公似乎感受到这些正是其民族文化的底蕴、深层的民族文化的积淀，它就是草原 的古老生活。主人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在感情的深处，还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因为那是生他养他的土地；他还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因为那是他的根。作品最后写到：“我滚鞍下马，猛地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我悄悄地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远不忘的美丽红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活的大草原。”

作品作为典型的中国心态小说，在谋篇构局上，不以时空界限为囿，而以人物意识流动力线。（同时又注意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循着人物的心理流动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展现出各种情节，使作品呈现跳动的、但又丝连不断的整体效果，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作者以散文式的笔法描摹壮美、绚丽的大草原风光，使作品既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和雄浑深沉的音乐美的效果。读来回肠荡气，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古船

《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作背景，讲述了隋、赵、李三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片土地的变迁。

作品通过家庭的沧桑抒写了灵魂的困境与挣扎，以一个古镇的历史折射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

《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作背景，展开了镇上隋、赵、李三家族间的恩怨。这是一段刚刚逝去的历史，带着几千年的深刻印痕，与现实紧紧交织。这段历史中，三家族间的恩怨与历次政治运动相互纠葛：老隋、老赵、老李家人们的命运浮浮沉沉，仁厚的、刚毅的、怨毒的、痴狂的、伪善的、怪诞的灵魂不断地轮回和重现。

而其中，作者最想凸出的，是历史进程中两股相互盘结较量的力：一股能够顺应和推动历史与人类的脚步，另一股则会死死地拽住历史的行进步伐。历史在这种盘结中艰难行进，有时会停滞，也有时甚至会反复，会出现历史洄流，这才是作者真正为民族忧虑的。那又是一段荒诞的历史。与人类自由要求的悖反，是这荒诞的根源：为着改变农民命运的土地革命，在这儿被简化成了报复和杀戮；对剥削阶级特权的剥夺，被改造成了对个体生命的剥夺；从“文革”中的夺权、绝食、致敬电，一直到洼狸镇的承包大会，历史不断地上演着荒诞戏。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都失去了保障，饥饿、寒冷、杀戮、冷酷吞噬着人们的生命。理性的丧失带来兽性的膨胀，洼狸镇上血流成河。对历史的拷问中，作者直逼人性深处的扭曲与异化。那段历史同样充满了耻辱与苦难。人的尊严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隋家三兄妹苦难挣扎的焦灼沉重得令人窒息。现实承载着历史的重负，死人紧紧地拖曳着活人，《古船》中每一声沉重的叹息、痛苦的呐喊都扣击着人们的心弦。把笔触探及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的母体与原型的农民文化意识、农村人际结构的深层，张炜的思考已提升到人类文化意识的哲学高度。

《古船》之所以震撼人心，关键在于它毫不讳饰地、充满道德义愤地拷问着历史，拷问着苦难、拷问着人性。对于极左路线、封建糟粕是怎样地与人性恶结合，干扰着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土改复查中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冲突、流血，张炜不惮于作真实的揭示。赵炳形象当代形态上的典型意义因而生成。当代农村，封建阶级已被消灭，旧的所有制形式已不存在，它们会不会死灰复燃？还有没有有继承人？会不会借其他面目继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还会不会有赵炳第二，赵炳第三？鬼影似的二槐——赵多多第二，不是已经开始作恶了吗？洼狸人什么时候才能不迷信那些貌似权威的东西？压在民族身上的历史因袭何时能够摆脱？走向未来的坚实的起点在哪里？追问中，《古船》沉郁厚重因而产生。

蝴蝶

初读《蝴蝶》，有种飘忽的感觉，似乎一直游离在现在和过去两条双轴线上：当前的现实和过去的幻觉的相互交错。现在张部长的位高权重，随时随地部长级的礼遇，过去老张头“没有官衔，没有权，没有美名或者恶名，除了他赤条条的他自己以外什么都没有”的普通老百姓的惬意，两个身份地位悬殊的张思远，因此而截然不同的待遇，不同的生活体验，这是“文化大革命”强迫带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的经历，只是有些人在无奈地经受了蛹的煎熬后却等不来“蜕变”和新生。

文章一开篇就写张思远坐在小轿车里回望被丢弃在乡间的另一个自己——老张头，这一个回望的姿态，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回顾过去，才更清楚走过的足迹，更深刻地反思中国几十年坎坷的历史。小说通过张思远的意识流，通过他的主要人生经历，表现出了老干部在那个政治运动疯狂的时代里生活情感事业的跌宕起伏。“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化成了一个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又化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又化成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

张思远的职务越高，生活环境越舒适，心里的压力也越大，与人民的距离也越远，他革别人的命，到头来被别人革了命，这让他分不清现实和梦了，他到底是谁？走资派，还是国家干部？小山村里的老张头，还是市委大院里的张部长？就比如庄周和蝴蝶，哪个是更真实的存在？当对自己的存在也有质疑，这的确有点悲凉了，甚至于做梦，“如果梦中不是化为蝴蝶，而是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呢？这才是生活给张思远们最深切最沉重的的负担。

张思远在对自己身份的一次次质疑和肯定下，坚定了做人民公仆的信念，感受到人民的“注视、支持、期待和鞭策”，文章结尾张部长又开始了紧张的忙绿，投入新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明天他更忙”。

小说以“蝴蝶“为名，寓意人对自己的发现和蜕变。在离开喧哗的城市，在偏僻的山村“他并没有很快了解他的儿子，他首先了解，首先发现的乃是他自己。”我们也总以为自己是不变的，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才会发觉在时间的横流里，我们都被浪涌着在改变，或者说在蜕变，“当年的小小少年郎如今已经变成了大人模样”。

那儿

说反映的时代大背景，正如作者所说，是在国企改制“产权明晰，国退发进”的大气候大潮流之下。不同的是，和小说里的国企工人一样，曹征路偏在时代的大潮中逆潮而动，撇开了诸多没有骨头只长肉的文棍文奴们熙熙攘攘歌功颂德或者顾影自怜自感自伤。他将敏锐的目光直逼底层，透过国企工人的悲壮抗争以及辛酸无奈，他窥视到了整个中国社会整个时代的大阴谋，大背叛，大奸与大恶。当然，或许曹先生对这一阴谋早已了然于胸有意揭发也不得而知。总之，当我们随着曹先生的笔触感受工人阶级的崇高与伟大以及当下的无助悲苦和无奈，会不寒而栗。恶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冰寒彻骨的人世间不光容不下一个以厂为家以工人为兄弟姐妹崇高无私的朱卫国，甚至连一条千里寻主铁骨铮铮的义狗也容不下。天地为之动容，草木为之生悲。纷飞的大雪，莫不是为这人世的大苦大悲奏响的哀歌？
小说所谓的光明的结局，也许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一样，坟头平添的花环只会更添凄凉绝望之感。国企改制如火如如荼的大潮中，大棒之下的小恩小惠何济于事？失去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阶级，重新被踩在脚下遭受剥削遭受蹂躏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毛主席所预言的那样，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吃二茬罪，受二茬苦。问题的关键在于，盛世繁华的表象之下有多少人还沉睡不醒？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如何夺回？小说标题极富象征意义的“那儿”又如何才能实现？
当然，悲愤远不足于形容心情，质询也显得渺小不堪无济于事。当真相被表面的繁华一步步掩埋，当那些“和颜悦色好听的话”萦绕于我们的双耳，我们难免会因重重迷雾而丧失方向。一切的答案都靠自己寻找。一代青年困惑迷茫，小说中的“我”在亲历亲为中步步觉醒，而依然被虚荣蒙蔽的我们，路在何方？

陆犯焉识

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

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几经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

鸟看见了我

在我了解的为数不多的作者经历和看到的他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直观的感受：是正儿八经的小说，带有着强烈的个人生活印记，年轻，还有着动荡的不稳定因素，不落窠臼，在寻找文学模式的时候还能摆脱成腔滥调。总之，比在各种《XX文学》上看到的少了很多的老套气。
　　这是本急于证明自己的书，所以妆抹得十分娇艳，这种娇艳不在文字，在于技巧上。我只是个普通读者，还归纳不了这各种技巧，一切都只是通感罢了。直白的技巧往往都是遭人诟病，但是阿乙最有力的，莫过于他的警察经历所带给他的资源，这些资源非常充分地融合在技巧里，使得故事有章可循。我感觉除了普通的读者，就是专业的作家，也能从中获得三分，这或许是阿乙最无聊的岁月带给他的最充实的财富。
　　《巴赫》这个故事极端地浪漫主义，看的时候的确有一种无畏的酣畅陶醉，却不禁现实的凉风。我总感觉在山上突然飘起巴赫的大提琴曲，和主人公也同时姓巴，像是作者的一个主观的朝圣，就像平时我们都喜欢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文字里提到提到一下自己的偶像，那个可能在某个时期改变过自己的人。但《巴赫》确实有着浪漫的浓香，强烈而刺激，波折，奇遇，巧合中有着必然，这一切紧紧包裹出一场场悲凉凉的人物错综交合。所以《巴赫》更多的感染，来源于这种氤氲的浓香。
　　《情人节爆炸案》让人印象深刻，来源于武汉长江大桥爆炸案，我一查过去的新闻，发现所有的情节，到查出真正的两个自杀式男性凶手后就截止了，可阿乙的故事里，又接着写了接下来的一切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作者的演绎，还是确有其实：两个本不相干的男人却相约去自杀以及炸大桥，阿乙的故事里都有所交代，如果真是按照阿乙所说，这两个男人是一对日后心心相契的同志，那当年的新闻可能就不只局限在爆炸一座大桥了，可能会炸飞更多的社会眼光。
　　看这样的书，更多是羡慕，羡慕作者有一个这样独特的视野，羡慕作者用刑侦甚至是侦探的方式去叙述他的世界。他的文字里，更多的有用成分，这些有用成分奠定了好小说的基石。

当代文学11部重要作品简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