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整理从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来看佛经翻译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从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来看佛经翻译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引言

　　1.1 背景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隋唐时期，衰于宋代。虽然佛教是外来传入的，但“儒释道”却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至今，而其中的“释”指的就是佛教。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由一个外来文化变成了中国的核心文化之一。

　　说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得不提的就是佛经翻译者。正因为有他们所译的佛经，佛教的教义及精神才能更为迅速、广泛地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从佛教传入初期到佛教兴盛，经过许多佛教传教僧侣以及佛经翻译者的努力，佛教文化由外来文化走到了中国传统核心文化之一的地位。这期间有许多的著名佛经翻译者，诸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而其中鸠摩罗什与玄奘则可以被称为分水岭式的人物，因为在佛经翻译中，人们将鸠摩罗什之前的翻译称为“古译”，而自鸠摩罗什起至玄奘的佛经翻译称为“旧译”，自玄奘起的佛经翻译则被称为“新译”。因此，鸠摩罗什和玄奘在佛经翻译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1.2 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关于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经以及译经对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作用的研究已经很多，也有许多期刊、学术论文研究过这一问题 xxx 。早在1984年，苑艺就在《鸠摩罗什佛经“新译”初探》一文中提到过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在20xx和20xx年，赵文敏和杨小华也分别在她们的文章《鸠摩罗什译经特点及影响》和《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特点及其影响》中提到鸠摩罗什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的推动作用。而对于玄奘的佛经翻译，许多人对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价值作了研究，而在20xx年，陈洁在《玄奘佛经翻译观》一文中间接提到了玄奘的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的作用已经受到人们的xx，并有不少与之相关的研究，但是鲜少有研究将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放到一起研究这些翻译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而本论文运用分类描述法和分析综合法，将二人的佛经翻译放到一起，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两人的佛经翻译在佛教中国化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章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及其作用

　　2.1 背景及主要成就

　　鸠摩罗什所在的时代正是我国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个时候佛教已经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在佛教传入伊始，中国的宗教信仰还是以道教为主，所以佛教并未一下子就成为人民大规模信奉的宗教。但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连年混战使得人民生活困苦，因此宣扬因果报应以及轮回的佛教成为了人们精神的寄托之一。而佛教教义及精神的传播却离不开佛教僧侣们孜孜不倦地翻译佛经。这个时期最有名的佛经翻译者便是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与玄奘、义净、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父籍天竺，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xxxx库车）。博通大乘小乘。后秦弘始三年入长安，至十一年与弟子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译经总数《出三藏记集》作35部294卷，《开元释教录》作74部384卷。鸠摩罗什所译的经论影响很大，其中“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三论宗主要依据;《成实论》为成实学派主要依据;《法华经》为天台宗主要依据;《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

　　2.2 鸠摩罗什的翻译观及译经特点

　　对于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鸠摩罗什开创了佛经的“旧译”时代。因为在鸠摩罗什之前的佛经翻译是偏向于以直译、硬译为主，所以汉译的佛经数量虽然不少，但是译文却多有“滞文格义......不与梵本相应”。[1]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鸠摩罗什之前的汉译佛经因其翻译的策略以及其语言的应用而使得汉译佛经有晦涩难懂的地方。罗什认为：“天竺国，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2]因此鸠摩罗什一改之前的硬译、直译的方法，而变为以意译为主，他的译文不拘泥于形式，旨在正确通顺地表达原文所传递的意义。而从上面这段罗什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鸠摩罗什认为梵语的佛经是可以配以音乐加以颂唱的，但一旦被翻译成了汉文以后，原来佛经中的音乐性就不见了。所以鸠摩罗什的佛经译文虽然以意译为主，但是他的译文却有同时兼顾了形式与语言，具有音乐性。因此罗什的语言非常优美流畅，不晦涩难懂。如在罗什著名译作《金刚经》第三十二品中“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3];《妙法莲华经授记品第六》中“世尊甚稀有，难可得值遇，具无量功德，能救护一切”[4]，这些译文短小精巧，生动凝炼，读起来朗朗上口，既能看得懂其意思，也很有韵律感。

　　2.3 鸠摩罗什译经对佛教中国化的作用

　　鸠摩罗什的佛经译文既能注重遵循原文的意思，又能在传达原意的过程中不忘原文文体所具有的音乐特点。而能让罗什这样翻译佛经的原因，不仅在于他博览群书，通晓梵语与汉语，身为龟兹人却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译经态度严谨，还在于他致力于要在中原地区发扬佛教、传播佛教教义这一目的。若想要中原汉人能更精确地了解佛法以及佛教教义，除了讲经说法之外，还需要翻译佛经。而翻译佛经则能更快、更广、更深入地传播佛教。这就需要能在正确地翻译佛经的同时还能不失趣味。罗什的译经不仅重意，而且重形，意趣结合。虽然罗什的译经不全是全译本，可是他的译经涉及的范围却很广，这就有利于中原汉人能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来了解佛教，有利于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也就有利于佛教的中国化。

此外，鸠摩罗什所译佛经中出现了许多的音译词以及四字词语，这些词语后来被人们加入到汉语当中，大量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四字词语如在上文提到的“梦幻泡影”“无量功德”等，而音译词诸如“菩提”“舍利”“佛陀”“涅槃”等具有极强异域佛教色彩的词语。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到长安，在姚兴的支持下开办了译场，他的译场是讲经和译经共同结合进行，这种形式的译场也在译经的同时传播了佛教。

　　第三章 玄奘的佛经翻译及其作用

　　3.1 背景及主要成就

　　鸠摩罗什所处的时代是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在中国兴盛，开始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时代，是佛教开始中国化的时代。而到了200多年后的唐朝，佛教在中国已经到达极盛。经过这两百多年的传播，佛教终于扎根于中国，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有许多政权的当权者信奉佛教， 因为有了政权的支持，更是加快了佛教的传播速度。而到了大唐盛世，佛教在中原地区已经达到极盛。唐代跟随隋朝，重视发展、利用佛教，唐代统治者多信奉佛教。而玄奘就生在这样佛教兴盛的时代。早在鸠摩罗什时期就有了译场用以翻译佛经，而到了唐代，佛经的翻译更是基本由国家主持，从唐太宗三年起便开始组织译场，又有玄奘、义净等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唐代的译经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人。

　　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 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种学说。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xxxx5卷。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

　　3.2 玄奘的翻译观及译经特点

　　对于中国古代佛经翻译，要说鸠摩罗什的翻译算是“旧译”，那么玄奘的佛经翻译就是“新译”的代表。单从译经的数量来说，玄奘译经的数量十分庞大，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玄奘不仅翻译了未曾被翻译的佛经，还重新翻译了之前已有的汉译佛经。此外，玄奘还提倡对佛经进行全译，因此玄奘的译经中有很多全译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玄奘还提出了“五不翻”翻译原则，即佛经翻译中的音译原则，具体是“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5] 这“五不翻原则”的意思是：佛经里面的咒语不翻;一词多义的梵文，找不到恰当对应的汉语不翻;本土没有的东西不翻;古人已译的佛教专用语不再新译;尊重佛教典籍里的人物而不翻。除此之外，玄奘还在太宗的支持下设立了译场，有十分细致的分工，而在这细致的分工下，玄奘的译经既有数量，也有质量。

　　玄奘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还有他的“五不翻”，即音译原则，再加上他严谨踏实的态度，使得他的译经成为佛经翻译中的一大财富。而他的“五不翻”原则之所以能够实施，其部分原因是基于唐代时期人们的佛教基础知识相较于之前的时代已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对于佛教译经中的直译或者是音译部分已不用译者解释就能知其含义。而相较于之前鸠摩罗什的译经与讲经相结合的译场，玄奘时的译场已不再讲经，而是分工十分细致明确地纯粹译经的译场，这也从侧面说明人们的佛教知识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已经不用一边学习佛教知识一边进行翻译了。

　　3.3 玄奘译经在佛教中国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玄奘的译经方法是意译与直译的结合，何锡蓉曾指出了玄奘译经的标准：“他（玄奘）比较了两国语言文字的结构，以及历史性的特点，提出了在翻译过程中'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6]而玄奘之所以能将意译与直译相结合，全译出卷幅庞大的经书，而所译经文还能流传下来，不仅在于他译经技巧的高超，还在于中国读者群的佛教知识较之于以前已有了一定的积累与增长。这样，玄奘的佛经翻译就可以不用为了推广佛教教义及精神而只译大意，还可以有佛教术语。也就是说，在佛教极盛的唐代，佛教已经融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已经中国化，这时候的佛经翻译可以不用纯考虑如何传播佛教教义，如何让读者接受，而是除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之外，还可以按原文的行文用词来翻译，这样就能够更大程度上地保持原文的特色。

　　而在玄奘的译文中，特别是根据他的“五不翻”原则，也有许多佛教词汇新出现在汉语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如“般若”相较于“智慧”就更显庄重，因此音译;“释迦牟尼”也并不译为“能仁”，从而能使他的地位如同孔子一般;而在中国没有“阎浮树”，所以也就只采用音译的方法来翻译。诸如上述这些例子还有很多，而正是这样的音译，才使得更多的词汇加入到汉语词汇之中，这也更加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

　　第四章 总结

　　佛教源起于印度，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在这之后，大量的佛教僧侣为了传播佛教教义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一项工作便是进行佛经的翻译。

　　为了通过佛经翻译传播佛教，早期的僧侣一开始使用的是直译，如道安，这时候的佛经翻译被称为“古译”。直到南北朝时候鸠摩罗什一改之前的直译佛经的方法，改为以意译为主，开创了“旧译”的佛经翻译时期。而鸠摩罗什之所以采用意译，其目的除了考虑到要宣传佛教教义之外，还基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意译佛经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中原地区的人能接受佛经，了解佛经，从而接受佛教，使佛教能更快、更广地传播。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不仅能为更多的汉人所接受，他所译的词汇还丰富了中文词汇，这也就推动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南北朝之后两百多年，便是大唐盛世，这个时候的佛教经过这几百年来佛教徒的努力，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已经为中原统治者及人民所接受，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即佛教已经中国化。这个佛教汉化的程度可以从佛经大翻译家—玄奘的翻译中看出。区别于鸠摩罗什的意译为主，玄奘的佛经翻译是采用直译与意译结合，还有音译的部分。这样的佛经翻译是需要读者有一定的佛教基础知识，而玄奘的佛经翻译能为人所接受并流传下来，当时人们对佛教了解程度的提高可以算作是原因之一。

　　从鸠摩罗什到玄奘，他们的佛经翻译都被奉为经典流传于世，他们的翻译方法从意译到意译、直译、音译相结合。这样的转变可以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即由鸠摩罗什时的开始中国化到玄奘时的中国化。而他们的佛经翻译及翻译的方法不仅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也反映出了当时佛教中国化的程度。

最新整理从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来看佛经翻译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