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承天寺夜游》全文赏析

　　《记承天寺游记》中风景的描写令人惊叹，此篇成于苏轼被贬官的时期，由此可引发出对蕴含于景色之中情感的讨论。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
　　
　　》一文，最令人惊诧的，莫过于他对月夜风景的塑造了。
　　
　　全文仅百字规模，第一句是对时间的交代，“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第二、三句是对地点和事件的简述，即“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第四句纯粹是景色的描述：“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接下来便是两句反问“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最后总结一句，以为结尾“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一问一答，将全文的主旨交付到了一个“闲”字之中，也为前文清明的月色涂抹上了一层情感的色彩，使之成为了一种心情的外化。原来风景的发现，只缘一个“闲”字而来，景语情语，皆自一体。然而，这景色的发现，在苏轼处有什么意义呢?他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完成对这风景的发现呢?又是如何拥有了这般“闲”的心情?
　　这需要我们从本文的第一句话，即所描述的时间开始谈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这个时间点前后，苏轼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元丰三年乙未，“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乌台诗案开始。元丰二年，二月苏轼罢徐州任，改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就突然被朝廷派人逮捕。”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元丰三年庚申，“正月，苏轼赴黄州贬所，有《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相别》：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时间至元丰六年癸亥，“四月，十一日(丙辰)，曾巩卒。沈辽，苏辙，孔仲武，秦观
　　
　　，陈师道皆有祭挽之作”，而且，“传苏轼与曾巩同日化去”;“七月，十三日(丙辰)，罢苏辙兼权筠州州学教授”，“十月，十二日(甲申)夜，苏轼与张怀民游承天寺，撰《记承天寺夜游》”。
　　三年时间，接连经历罢官，贬黜，良友离世，亲人受连一系列磨难，此刻突出一个“闲”字，是否有别样的心情?文中出现的张怀民，身世也别有韵味，据考：“张怀民，字梦得，又名倔栓，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人。他于元丰六年贬至黄州，初到时寓居在承天寺”。②试想，两位同病相怜的人，一般“闲”的心境下，发现的风景又是种怎样的风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一句唯美风景下的情感，究竟是是豁达，如当今学者所得出的普遍共识那般，还是无奈，亦如另外学者指出的那般：“作者这最后一句感慨，诚然有自豪和自慰的意味，但较多的还是惆怅和悲凉”?问题可以稍作转换，于悲凄处发现“闲”之风景，苏轼是有情，还是冷漠?若是有情，情又指向何处?
　　在此不妨暂且悬置这些问题，笔者想借助于一段文学
　　
　　公案来展开分析，即北宋大儒朱熹对苏轼的批评。朱子认为，“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在他看来，苏氏之弊，在于其人为地割裂了文与道之间的联系，文不能载道而独成一体，以至于其风日淫，其效日微。在朱熹看来，“物之理乃道也”⑤，道即天人一统的人伦道统，在于心外，求知需虔，故要“格物致知”，最终的目的指向社会之内的忠孝之道，而苏轼的“文道分离”其实是个向内转的过程，以情淫道，故有所不当。朱子批评的正确与否且不管，但从他的批评来看，苏轼的确已经有意识地与当下流行的“儒道”一派有所距离，其所提倡的正是他们所反对的。这种“向内转”的兴起，苏轼并不是始作俑者，它首先要追溯到“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韩愈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一文中曾有如此论述：“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之，道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及物之道愈以远乎?”韩愈的转向，实际是针对当时浮夸雕饰的文风而来的，但“取乎内”的观点，也间接地促进了文学表现对外在“人伦道统”的疏离。宋代之后的欧阳修、苏洵等人，也都继承了韩愈的这个观点，其侧重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空洞无味的唱和性创作，目的在于将内容重新注入诗文的表达。这些所谓“内容”，其实多半还是儒学人伦传统的一种重新的发现和继承，但是这种“向内转”的转向，其实还是为“情”的浮现提供了契机，感受的抒发和既定认知系统在此也有了一种隐隐的剥离，这种“情”也因此开始指向了一些人伦之外的东西而变得更贴切，也更加复杂，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等。但这样又会带出下一个问题，既然偏离了儒家的人伦认知传统，这种“情”又从何而来，指向何处?
　　我们不妨在此再迂回一下表达，从另外一个问题入手解释。关于宋代文章，很多学者都把它们解释为是儒、释、道三家融通的结果，其中邓广铭先生的论述比较具有代表性：“宋学又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说，是经过长时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相互摄取的一个产物。他们从佛、道两家所摄取的，笼统说来是偏重在义理方面和心性修养方面的一些东西，而对儒家的主张一直坚守不变的，则是那个经世致用的原则”。这种论述是源头性的，儒、释、道的确是北宋时期所盛行的三种认知的范式，苏轼是宋代人，照理说其文章也当然可以用此类解释，既非儒，那么一定是释家和道家的综合体了。但这样做却未免有以源头肢解苏轼之嫌，也将其特点简单化了，把“闲”的心情和所描述的空灵的风景结合起来看，会发现其中蕴含的韵味实际上更加复杂，远非儒、释、道三者可以做单一解释的。如上文讲，儒家学说以人伦为认知旨归，它其中所蕴含的风景是附庸性或说是比兴性质的，故较为单薄，可见于《诗经
　　
　　》;道家理论中的风景其实等同于“自然”，“自然”又与其核心“道”息息相关，于是这些风景的色调多为恬静，呼唤人丧心而融于物，故这种融合是去情化的过程，有风景却没有“闲”情，可见于谢灵运的山水诗;释家多求空静，与内心相关，但苏轼和它的区别是“空”与“实”的区别，他所描述的是心情下的实景而非一个空灵化的境界，这种比较可鉴于其和王维
　　
　　诗歌
　　
　　的差异。由此可见，苏轼笔下的风景远非三家的解释所能概括，它可能来源于三家，却又别于此三家，或者说局限于此三家。承接上文问题，可看出苏轼的创作继承了韩柳、欧阳修等人“向内转”的传统，却又不能单以儒、释、道三家做单一解释，那么他的“情”又该做如何理解?回到文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一段景色的描写未见任何有情感指向作用的形容词，事实上，在相似的时间里，苏轼这类描写并不是唯一，在《后赤壁赋
　　
　　》(元丰五年)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风景描写，感到类似之情。较之亦是同时期的《前赤壁赋》(元丰五年)中“苏子楸然”，《临江仙?夜归临皋》(元丰五年)中“常恨此身非吾有”这类以情衬情的描写，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一种失落和安慰交织的情感，这当然与当时苏轼的罢黜经验
　　
　　有关，其个体的意义已经不能认同于原有的认知范式，失落的境遇和这些认知范式所指向的目标构成了张力。经世济世的儒家承诺已经变得虚幻，亲友离世的打击也让他的情感离于道家和释家“忘我”和“虚空”的承诺，其意义不在于认同三家的认知范式，因为一旦认同，其意义都不会是“闲”，也不会发现如此的风景。换句话说，也正是穿越了这些既定的认知范式，苏轼风景的独特性意义才会显现了出来。
　　所谓穿越，即在认知的前提下做到有意识的疏离，实际上，认同于任何一种单一的认知范式，所表达的情感都将是单薄的，也不会创造出内涵丰富的风景。只有从这类认知范式中跳出，去在另外的未知纬度中重新获得认同，才会有不同的意义发现，因为未知总会与混沌和丰富相连，照此说来，其实穿越也是一种突破认知中介，寻找另一种认同方式的尝试。那么既然穿越了儒、释、道三家既定的认知范式，苏轼的“情”又归向何处呢?笔者认为，这种“情”源自于他对其生活世界的照面。届时任何的认知范式，包括儒释道三家，都有一套稳固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其意义都源自于一套清晰的区分方式，无论是善恶之别，天道人道之分，还是空执之离，它们都构成了认知的中介。苏轼的贡献，就在于对这种中介的穿越，突破了一系列清晰的划分，重新从外部的生活世界中直接触动物我交流的情感。这种情感不需要任何中介的介入，故才更有可能能够以真动人，它很模糊，很少有区分和刻意承载什么，却往往能包容更广阔的意义。苏轼的穿越源自于其境遇的独特，更是其生命哲学的构成，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其认知中表达什么抱负和希望的因子淡化了许多，甚至因幻想破灭而造成的失落感也退化了，留下的只有个体对外在生活世界的直接沟通，在这种沟通中获得朦胧的意义感，文字也随即退化为对这种感觉的描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论及苏轼的创作风格时，曾有精辟的论述：“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此论可谓是得苏轼创作之要领。
　　把这种风景放置入历史纵轴中来看，或许会更加清晰地看见这个生活世界的魅力。古文运动中，韩欧之变在于将感知的方式向内转，促进了文学与道统的分离，但其终极指向还是在于既定的儒学认知范式，求天道以闻达，这也是朱熹批评苏轼，却对韩欧二人有所保留的原因。而苏轼的意义，正在于在继承了这种“向内转”的趋势下，促进了文学与个人的分离，个人至此成了一个不依赖于既定认知，赤裸裸感受生活世界的个体。风景的意义，就在于这种被剥离出的个体面对浑沌的生活世界的惊奇感，这种感觉因不指向任何特定的东西，故而其“情”亦是极具包容性的，也更加的瑰丽。苏轼的意义，也莫过于对这种生活世界意义的发现，这种发现对后世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明代公安三袁所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论，其直接的理论来源，也在于苏轼。
　　
　　

《记承天寺夜游》全文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