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课堂上常常向老师提出一些问题探讨。很多情况下老师会说：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不便探讨。问的急了，老师们便实话实说，另外还有告诫我注意保护自己的意思：有许多问题不是老师们不懂，而是发表意见的条件不成熟。于是我便不说了。以后一学长半玩笑半实话地戏谑我：就以为你自己聪明？我恍然大悟：那时我学习的研究所里有好几个全国学术界的行业领军人物，他们虽然在我看来吞吞吐吐显得油条，但后来还是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冲击，当然是说他们的观点有问题，如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汪伪政权的蔡德金老师（已故），他的成果在日本、美国、港台非常有权威性，曾在国际会议上把日本学者辩的哑口无言，我们当面称他“汉奸专家”，他却竖起拇指指着自己鼻尖称自己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事求是！但学潮以后就遭遇党员重新登记，我们为他捏一把冷汗！

等我工作了，课堂上最注意的就是不要触动敏感话题；不要展开敏感话题。我竟然很不厚道地期望我的学生很愚蠢，提不出让我不便回答的难堪问题；或希望他们很老道，不要跟我当年那样自作聪明提出敏感话题。后来办一份学术刊物，选稿第一原则是躲避敏感话题；写论文外投，要想发表，所有编辑的规则心照不宣，我哪能投讨论敏感话题的？

于是我对什么人有资格染指敏感话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如下体会：

敏感话题是最应该也最值得探讨争论的话题。为什么它们成敏感话题了？隐含着什么？忌讳着什么？为什么要隐含和忌讳而不是光明正大？躲躲闪闪的后果是什么？敏感话题理不清楚，社会就混乱、非理性，体制、话语权乃至思维就在粗暴地践踏公民权力。

敏感话题只能有旁观者说才有价值。病人的痛点一般得靠医生消除；人的毛病旁观者看得更清楚。体制内的人议论体制；党内的人议论党的事；自己议论自己的短处，能不躲避敏感？即使不躲避，能挠到什么程度？这不一清二楚吗？

敏感话题是否允许被自由谈论，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能长治久安的重要标准。历史上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久宣布了那个时代的完结；斯大林时代和文革时期人人噤若寒蝉，聚集的是待火点燃的干柴。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怕谈论敏感话题的，更不去攻击所谓的恶搞，而认为那是建议或幽默，乃至友谊。有人关注敏感话题，允许人关注敏感话题，才证明它是活着的，才有希望繁荣昌盛。

敏感话题的数量与社会的不正常程度成正比。亦即一个社会敏感话题越多，它便越不正常；而与言论的表达机会成反比：敏感话题越多，表达机会越少。在一个敏感话题众多而得不到表达机会的时代，公民集体便患上了严重的癔病，进而引发众多并发症。只有没有了话题的敏感与不敏感之分，社会和公民的心病才可能治愈，并逐步养成强健的体魄。

在一个人人对那些有能力围绕敏感话题说三道四的群体大张挞伐、并指斥他们放弃了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时代，我对犬儒们怀着深切的同情。

关于敏感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