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在的外交形势

商学院 09级计科2半 何炬 20098761

一.外交的实质

　　中国是外交战略学的发祥地，战国时即产生了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伟大战略思想。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有别于内政。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学贯东西；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

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实力是决定格局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因此，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最早产生于西方，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为争夺殖民地以及欧洲乃至世界霸权展开过激烈的斗争，欧洲各国为谋求自身最大优势，进行了频繁的战争和外交活动。对盟邦、敌国的判断和选择因时因地而异，完全取决于国家利益在当时的要求。西方外交实践遵循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因袭了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因此，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准则§。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清晰地了解我们的对手国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以及相应的外交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二.当前我国的战略环境

　　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国，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海上交通线处于日美潜在威胁之中。我国目前的策略是：以中俄对日美；在美俄之间搞等距离外交(经济外交重美、安全外交重俄)；在日美之间，我国的外交方略则并不明确，1996年以前一度采取过联日制美之举；对待其他周边邻国，则尽量避免冲突，主张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对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

　　与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斗争不同，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维护人权为意识形态武器取得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诱饵使对手形成很强的经济依附性，从而有效地对潜在的敌对同盟实施分化瓦解。从中俄来看，哪怕就具体的安全问题进行合作，采取坚决措施联合对抗西方的短期经济代价与长期的安全战略利益相比，对于缺乏战略意识的政治家和普通公众而言，都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对中国更加不利的是，俄新政府上台后，推行以内政为主，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治国方略。总统普京性格刚毅冷峻，谋略过人，抱负远大。上台伊始即全面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而对"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仅作敷衍，反映出俄国长远的亚洲战略意图和对中国的不信任。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行为既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又疏远了一个关系尚不稳固但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中国重要战略盟友的合作伙伴。综上可见，中俄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基础实际上并不牢固。两强相邻，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不可能一致。俄国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传统的国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十分浓厚，从长期来讲，俄国并不愿意看到在其南翼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国。俄国一直积极支持印度从西南翼牵制我国。

　　韩国出于战略上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进而谋求和平统一的考虑，积极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但它认为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其陆地疆界(指统一后的疆界)应延伸至我国东北的一部分，它认为中朝现有边界是北朝鲜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有求于中国而作出让步的结果。九十年代中，韩日两国私订协议，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将专属区中与我国相向部分大肆划入各自的管辖范围。韩日专属经济区也有较大面积的重叠、相向，但两韩与日本陆地面积相当，划分专属区的界限相对要容易得多。两国均为单一民族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力量都很强大，与美国都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历史原因造成的韩日民族矛盾受到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的制约，韩日关系自然服从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韩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不一致。韩国为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争取中国的合作，日本则是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但韩日在与我争夺海洋资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筹码。日本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故意态度不一，笼络韩国，漠视中国，以分化二者，其实质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朝鲜半岛的局势充满了变数。虽然2000年6月南北方的首脑会晤明显带有排除大国干预，争取自主迈向和平统一的色彩，但周边四大国(中俄日美)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未来相当时期内对于南北方各自的内政外交仍将产生重要影响。维持半岛现状、稳住朝鲜事关我国重大的安全利益。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和解、中韩建交和中国积极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引起朝鲜极大的不满和怨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战略环境日趋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及时采取补偿措施，并果断抓住苏联势力退出朝鲜的良机，尽力紧紧拉住朝鲜，却惧于89年事件和苏东巨变对内政的压力，眼光向内、埋头经济，外交上则"不打旗帜"，以退为进，在联合国出兵伊拉克等问题上与美国全力合作，以换取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日解除经济制裁，对朝鲜日益增强的离心倾向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但是，一旦朝鲜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将彻底丧失。近来朝鲜外交新局面的开启已预示了这一前景。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就中国而言，并不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联美制日。中美能否成为战略伙伴，主要在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冷战结束使得美苏均势造就的中国对美战略价值急剧下降。苏联解体后，美国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不再受到制约，基于"美国特殊论"的民族意识形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现实主义相结合，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肆意妄为，蛮横打压拒绝接受西方意识形态、或抗拒美国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动机。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民族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全重合；一般而言，当在具体的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成为绝对优先的选择。由于国家权力具有相互抵销的不相容性，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自然地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因此，在当前美国视中国为其在远东地区地缘政治主要威胁和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敌人，且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我们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片面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我们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1999年，我国分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竟然不去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与此相反，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的战争状态。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我国在外交上一个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外强硬，则会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照此逻辑，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风行"美国威胁论"。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一个借口，是现代的"友邦惊诧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黄子孙在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至今已半个世纪，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为泱泱中华大国国民应有的尊严和自豪。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手段。在国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企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之中，而我们也一直强调遵循国际惯例。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我们被诱入了西方的陷阱？这是一种我们自以为主动的被动，抑或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造成了"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问题在于所谓的游戏规则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国家制定的，它主要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斗争。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讲，我国的外交如不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仅仅是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必然会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有丧失这些国家政治支持之虞。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而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将大打折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国外交以及决定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能重现辉煌。

　　三.外交方略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超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我国家安全的挑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一反常态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谓时间因素对中国的不利，而在于：中国当局没有正确的战略意识，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到，也无能力励精图治振兴国家，通过自身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国对我妥协。相反却怀着赌一把的心理和将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虚幻的成就感和"历史感"，期待着能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中方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战主要来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我国欲加强未来主导局势的能力，绝不能坐视他国掌握海上主动权；更不能片面地以"国内建设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由放弃斗争。环视周边海洋国家，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而他们怎么不怕开罪于中国，怎么不怕"中国的威胁"使其周边环境变得恶劣？这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给出了答案：中国是以儒家思想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和为贵"、"以德报怨"。1998年，我国承受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努力塑造"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盟国家稳定币值(其中25亿美元给了印尼)，以帮助亚洲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然而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印尼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有组织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迫害；菲律宾则重新引入美国势力，加紧蚕食我南海岛屿。

孙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我国人民必须要居安思危，真正睁眼看世界。否则，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应当看到，我海上面临的形势逼人。因此，从现在起，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军力量，加紧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争取尽快形成区域范围内(西太平洋)海空军远距离联合作战的较大优势，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近期，有必要自行制造若干艘航空母舰，形成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在对外宣传上，对台湾则称是为了保卫南海诸岛；对东南亚则讲是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四.结束语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上的成就反过来可以缓和国内矛盾，振奋民心士气，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而这又表现为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国家凝聚力的象征和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在，我们更有条件谱写新中国外交史上更加辉煌的篇章。

论中国现在的外交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