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赵振英（抗日英雄）

赵振英，男，1917年生，黄埔军校14期学员，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工作负责人。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文革”期间受尽折磨，1975年特赦。2010年9月，注册个人认证微博。

1939年加入54军，1944年任中国驻印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对日本法西斯受降仪式中，他所在的第14师40团1营，作为受降仪式的警卫营，见证了受降仪式过程。

1945年9月9日早晨，受降地中央军校，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金字。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个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来，全场迅速肃立，摄影记者纷纷拍照。

时任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

8时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日军军官们都是低着脑袋、哭丧着脸，呆呆地任由中外记者拍照。受降席居中座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投降席上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7人。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还有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阅读。小林则在一旁替他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

左上角的军官疑似赵振英

1945年9月9日9时07分。因为紧张，冈村的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只得让小林将他签名盖章的降书呈交何应钦。随后他立即起身肃立向何应钦深鞠一躬，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刻，终于无条件宣告投降。

9时10分，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完毕，日本代表退出会场。随后，何应钦向全国及全世界人士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南京受降仪式顺利完成。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纪元。”

2.李云龙（中共将领）

李云龙（1919-1965）福建长汀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入党。参加了长征及抗日战争。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5年因病逝世。

李云龙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宣传员，八路军115师教二旅5团营教导员，鲁南军区5团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8纵特务团、教导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34军100师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33军100师副政委等职，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高炮第63师政委，舟嵊要塞区岱山守备区政治委员、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3.杨剑达

杨剑达，梅州籍远征军老兵，16岁参加中国远征军，1973年坚持中国国籍，终生未加入缅甸籍。73年前，梅州人杨剑达坐小船离开家乡，辗转到了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军远征缅甸。战争胜利后，他滞留当地，一留就是67年。2011年8月29日中午1时许，流落缅甸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杨剑达，终于抵达云南腾冲猴桥口岸，全体边防官兵在“向抗战英雄敬礼”的命令下，用最庄严的仪式，欢迎这位90岁的老兵回家。

杨剑达，男，1921年出生于广东梅州梅县区，客家人。

1937年，16岁的杨剑达坐着小船到了汕头，再到香港，经过马来西亚，最后到达印度，

杨剑达

和姐姐在加尔各答做牛皮生意。20岁时他加入当地华侨自卫团，义务是保卫华人华侨的安全。他们的自卫团有50多个人，教官是清华毕业的马来西亚华侨钟山。

1944年，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杨剑达放弃了富足的生意，加入中国驻印军。加尔各答上万名华侨欢送他们50多人入编驻印远征军。因为杨剑达会说印度话，专门给长官当翻译。他还同连长钟山到医院探望过孙立人将军。

之抗战胜利后，一些士兵不愿意回国打内战，杨剑达也留在密支那。梅州市梅县区小山村成了他回不去地方。

2005年6月云南日报集团几名记者到缅甸寻访史迪威公路，通过腾冲对外友好协会驻密支那联络处的联系，他们找到杨剑达。那一天，云南记者中有位客家人，听到乡音老人眼睛里闪起泪花，拉着对方手用梅州客家话说：“都是客家人、都是客家人哪、我六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

在2011年8月31日晚7时30分，杨剑达在接机口，面对志愿者欢呼，老人缓缓挥起了双手致意，口中喃喃“谢谢各位”。他胸襟前挂着勋章，其中一枚为2005年胡锦涛向抗战英雄颁发的纪念章。

杨剑达随身带外侨证，一张破皱纸，是他在缅甸唯一身份证明。即使给生活造成诸多的不便，但他67年来坚决不加入缅籍“我永远不会加入缅籍，杨剑达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名中国军人。”

2011年9月3日，杨剑达将携两儿一女回梅州认祖归宗。

4.黄百韬

黄百韬（1900—1948），字焕然，号寒玉，国民党军将领。初在江苏省防部队任排长、连长。被奉系军阀张宗昌俘虏后，投靠奉系，升任旅长。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投靠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第41师师长、国民党冀察战区参谋长、国民党政府军司令部高参、国民党第三战区参谋长、陆军中将、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1948年11月22日在淮海战役中身亡。

国军陆军上将，兵团司令官。祖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汉族客家人。直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中学部毕业后，投北洋军阀李纯部从军，1920年10月，在江苏省防部队任职。后投靠张宗昌，历任营长、团副、参谋、团长、旅长等职。1928年随张宗昌部第六军军长徐源泉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师参谋长，同年12月任第四十八师第二八四团团副。1929年任团长。1930年任第一四二旅副旅长。1931年5月任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三旅旅长。1932年2月任第一四四旅旅长。1935年6月升任第四十一师师长。旋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1936年1月30日任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高参、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等职。1943年4月26日任中将，同年10月5日调任第二十五军军长。1947年任第一兵团第四纵队司令，率部进攻山东解放区。1948年8月任第七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淮海战役。11月11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于碾庄地区，22日全军覆灭，本人阵亡。1949年1月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解放战争爆发后，黄极为积极，先后与粟裕战于高邮邵伯，因友军不利，加上黄的轻敌，此战黄被粟裕挫败。此后25军陪着国军主力扫荡苏北，最终进入山东与解放军作战。因为在孟良崮国军被歼灭了74师，虽得到顾祝同等力保，黄仍被处以撤职留任的处分。此战争议很大，黄普遍被认为积极增援，且黄与74师师长张灵甫关系较好。

在不久之后的南麻、临朐战役中，黄曾拼死增援，但黄部在此战中的表现并未能冠全军，当时黄国梁的64

黄百韬

师刘镇湘部同样有很好表现。同时，此系列战斗中黄部损失也远没有外间传闻所谓上万伤亡。

胶东扫荡成为黄军事生涯上一个光辉的亮点，当时25师雄踞胶东，胶东解放军几乎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当时25师和64师等齐头并进，重创了胶东解放军。但时因国军在中原战场失利，蒋不待25军将胶东扫荡完毕，即调往中原，此后25军与刘伯承部多次遭遇，均有不俗表现，战功显赫。

5.张灵甫

张灵甫（1903—1947），男，汉族，陕西省长安县人（现西安市长安区），抗日名将。原名张钟麟，字灵甫，后因杀妻案改名张灵甫，字钟麟。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参加过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曾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1947年5月16日，阵亡于孟良崮战役，终年44岁。

黄埔新星

1903年8月，张灵甫生于西安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那座备受争议的“张灵甫将军陵园”便修建在他出生的村子里。张家家境尚好，很早就送他到省城西安读书。青年张灵甫酷爱书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西安城内的碑林临摹碑帖，他的书法很快远近闻名。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张灵甫当着于右任的面挥毫泼墨，连写五幅字。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抗日名将张灵甫

中学毕业后，张灵甫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也积极参与，但他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加入了河南军阀部队的军官训练团。1926年张灵甫听从于右任的建议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四期学员，与后来的同僚胡琏、李弥，以及对手林彪、刘志丹是同学。

“文北大，武黄埔”，张灵甫可谓文武双全。后来，带兵打仗之余张灵甫还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写了《遭遇战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我带兵的经验》等众多文章，堪称军事理论家。

黄埔四期毕业后，张灵甫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1师任步兵排见习官，不久见习合格升任排长，开始参加北伐战争。北伐结束后，张灵甫调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这个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嫡系部队中，张灵甫升迁至团长。[1] 

古城杀妻

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不仅如此，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师是第一军里的王牌，可谓嫡系中的嫡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对张灵甫十分器重，视为心腹。1933年，年仅30岁的张灵甫就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

张灵甫所部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交战，经部队朋友介绍，张灵甫与吴海兰相识。1933年冬，两人在四川广元拜堂成亲。—年后，女儿张清芳出世，一家人其乐融融。不料1935年竟发生了“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

张灵甫究竟为何杀死自己的妻子？据张灵甫的后任妻子王玉龄回忆，张灵甫曾说：“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但张灵甫并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痛下杀手。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透露了玄机：“吴海兰偷了张灵甫的文件。”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产党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他的性格又容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通共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爱妻，只有“共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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