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均是我国史学巨著，对这两本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清晰的看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而且能发现历史研究的不同方式。先从《史记》和《汉书》的关系说起：

一、《汉书》承袭《史记》

刘知几曾将中国历代书籍分为编年与纪传两体，而《史记》、《汉书》是纪传体的代表作，可以称为正史的开始。《史记》有五体，分别是：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而班固的《汉书》稍有不同，改本纪为纪，改书为志，改世家、列传合为传。无论是五传还是《汉书》的四传，都是以本纪（纪）、列传（传）为主要部分，因而被称为纪传体。

关于司马迁的五传体例从何而来，古来就众说纷纭，近人阮芝生说道“司马迁是从古代的各种题材中，推陈出新地创造了《史记》的各体，使他们各自具有特殊的性质和作用”。而至于《汉书》的纪传体，却是毫无疑问的，是多承袭了《史记》。此外，在各篇内容方面，班固也同样承袭了《史记》。例如《汉书•高帝纪》的上下两篇就是袭用了《史记•高祖本纪》全文，又从《项羽本纪》《留侯世家》《韩信卢悺列传》等篇中采用高祖之事纳入其中，又经过调动前后文顺序和增补和改写，也很整齐。又如《汉书》的《食货志》也是由《史记•平淮书》改写而来。《平淮书》描写汉代的经济与财政政策，食与货合写。《汉书》改其名且将其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叙述食与货。上篇增补甚多，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等，又续写武帝末年至王莽时的农政情形，而下篇大多袭用。例子还有很多，不在此一一赘述，但由此可见，虽然班固大都承袭《史记》的篇幅内容，但绝不是一味地抄写照搬，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自己增补删除，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写成一部不朽的著作。

在呈现主题方面，《史记》和《汉书》都采用了互现法以统一文章主题。互见法，即合乎主题的详写，不合乎主题的略写货在他人传中写，这样不但对人物的褒贬作适切处理而且使得每一篇的主题能统一并且鲜明地呈现。例如《魏公子列传》中，通篇可觉得魏公子“仁而下士”，那一些魏公子偏颇的行为事迹便不适合在此叙述，于是司马迁将魏公子畏秦不敢收留魏齐的事记录在了《范雎蔡泽列传》。这样子每篇的主题就鲜明了，而且也更有艺术感染力。此外，赞语在呈现主题方面也是功不可没。有些篇目的主题需要经过赞语和文章相互补充后才能完整。《汉书•高武王传》赞曰中只提到齐悼慧王而对其余四王被吕后杀害或绝后之事只字未提，故将赞曰与文章互相对照着看才能全面把握中心主题。

《汉书》虽承袭《史记》，但在思想内容方面，由于各自时代背景不同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二、写作动机和目的的差异。

汉承秦而来，秦皇朝曾强大无比，最后楚人一炬化为可怜焦土，落得个二世而亡的悲惨结局实在引得司马迁时代的历史学者们深思，这就不得不“洞察古今之变”。《报任安书》已对其写作动机有所说明“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阮芝生认为通古今之变的精神主要是通过三点来体现的，分别是封建改郡县，礼乐之真废和儒术之坏。其较为直接的表现在了十表与八书里面。如《三代世表》反映了夏殷商三代之间的变化，《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体现诸侯王盛衰变更的情况。而八书里面《太史公自序》已经提到“礼乐捐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乘敝通变，作八书。”其通变古今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如《平淮书》中说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又如《高祖本纪》里“故汉兴，乘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至于班固的时代，已从东汉前期转到中期，由稳定的政局转入后来宦官外戚干政的动荡局面，所以当时只是份子关心的是尊显汉室以维持国家稳定。班固写《汉书》的目的就是表扬汉室功德。如《高祖纪赞》“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可见其尊汉之意且欲使汉与唐虞三代媲美。《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与《汉书》相比，其意颇弱，而变通之意明显。

三、对诸子百家思想评价不同

司马迁时代是思想的过渡阶段，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为根本的黄老之学逐渐被统治上有积极意义的儒家思想所替代。司马迁一面尊重孔子学术，一面对道家学术表示肯定，对法家等其他诸子之学也持客观褒贬的态度。

《史记》重儒家。首先，效法孔子《春秋》便是司马迁写作动机之一，孔子言论是他考订史料的第一标准。而且将“布衣”孔子列入世家，详细叙述其一生事迹。又称孔子为“至圣”而称老子为“隐君子”。这些都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孔子和儒学的推崇。同时《史记》也传达了“先黄老”的观点，书里对黄老之术加以好评之处不少，在曹参，邓章，田叔等人文章中都可以看出来，又在《老壮申韩列传赞》中特称“老子深远”。所以，司马迁在重儒道的同时又尊重黄老思想。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形成了西汉雅好儒学的风气，到了东汉情况更盛，尤其是光武帝。因此除了儒家思想之外其他学术很难立足，所以也造成了《汉书》的独尊儒术。班固为董仲舒单独列传，并且称其为“世之纯儒”，由此可见他对儒学的推崇之意。他在《后汉书》里提到，创作《汉书》时，“综行其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其尊重六艺之意已经很明显。此外，在《儒林传》、《艺文志》中也体现了他对儒家的推崇。四、写作对象人物阶层方面的差异

司马迁幼年时期生活于农村，生活贫苦，对民间生活和下层人物有一定的了解，加上他喜欢到民间游历，体察民情机会的较多。而班固出身于名门贵族家庭，长期受正统儒家教育，虽能属文颂诗，但在社会上的体验还是很少的。

司马迁和班固都写了帝王诸侯等上层人物与儒林人士等中间阶层人物以及游侠货殖人物等下层百姓，但由于生活经历不同，文章里面的描写及包含的态度大有不同。司马迁较注意下层人物，对游侠、刺客的描写惟妙惟肖，有声有色，并且还对游侠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对其评价颇高。而班固极力排斥游侠首先强调王法秩序。

司马迁能体察到百姓现实的追求利益的经济生活，《货殖列传》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班固的想法是与司马迁鼓励百姓追求财富大相径庭的，他虽然也肯定了富民的重要性，但实际更着眼于上下阶级秩序的稳定。

对于上层人物，司马迁是实事求是，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审评，对君主有褒有贬，有歌颂也有讽刺。而班固倾向于上层人物。

五、写作情感的差别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专业的史学家，站在客观的角度来描写历史，所以得到了“实录”的评价。“实录”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是在表现态度上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不激诡，不抑抗”。对于司马迁来说，由于受李陵之祸的影响，使得他将自己的愤懑和抗议体现在了作品中。在《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等篇章中，他大大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无理与矛盾。在《魏公子列传》中赞扬礼贤下士的宰相公子抗议暴君武帝。在《酷吏列传》里对酷吏额进行真实描述，指出其可怕性。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为其武安侯列传》里提到世态的炎凉可悲。

相比之下，《汉书》就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班固的人生经历，并没有体验司马迁那样的残酷刑罚和大起大落，另一方面依赖于他不激诡，不抑抗的写作态度和自己“不以才能高人”的性格有关。另外，班固的洞察力不如司马迁深刻，又屈服于“上层”使得《汉书》是形式、表面之上的客观。

总之，《史记》、《汉书》这两部巨著虽有差异也有相同，可谓是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它们能够将浩浩荡荡的历史展现在几千年后我们眼前，不可否认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同时，我们后人还需以史为鉴，好好警惕和反省历史，这才是看历史的最高境界。

参考书目：

《史记》司马迁

《汉书》班固

《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阮芝生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朴宰雨

史记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