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国歌知多少--马一力

我国历史上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在国家举行重大仪式或进行外事交往活动中，都要演奏国歌。世界上第一首国歌出现于400多年前。1569年，荷兰人民高唱着《威廉·凡·那叟》，奋起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压迫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于是，这首歌曲就成了荷兰国歌。此后，许多国家争相模仿，颁布了自己国家的国歌。如今，我们中国一首雄浑激昂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早已为世人所熟悉。那么，历史上的中国有国歌吗？

第一首国歌

《普天乐》

歌词（部分）：

一统旧江山，

亚细亚文明古国四千年!

最可叹：

犹太、印度与波兰，

亡国恨，

谈之心寒……

背景：

在中国古代，尽管设有名目繁多的“礼乐”，但历代王朝并未制定过国歌。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创作于1880年，其发轫者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

曾纪泽是清末著名外交家，曾出使英、法、俄等国。据传，曾纪泽提出谱写国歌的建议，除了受西方国家的影响，还有这么一件事的触动。一次，慈禧太后出巡沈阳，途经天津，地方官为了对慈禧表示敬意，派军乐队奏乐欢迎，由于一时不知奏什么乐曲好，就演奏了一曲法国的《马赛曲》。曾纪泽想来想去，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一首自己的国歌。他想到了《普天乐》，这是中国古代很有影响的词牌名，于是按词牌拟了一首国歌上奏朝廷，可惜未获允准，但在海外已被当作国歌来演奏。

点评：

《普天乐》节奏缓慢，缺乏国歌本身应具有的雄壮气魄，因而一问世就备受抨击。这也难怪，大清自己的统治都风雨飘摇了，居然还有闲心感叹别的国家，唯我独尊的架式。但也应该看到，曾纪泽创作国歌时，毕竟会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所以说，他的“国歌意识”仍值得后人肯定。

第二首国歌

《李中堂乐》

歌词：

金殿当头紫阁重，

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

五色云车驾六龙。

背景：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外交特使的身份出访欧美等国。按照外交礼仪，每到一个国家，欢迎仪式上要分别演奏主宾国的国歌。可是，当时李鸿章连国歌为何物都不知道。到达法国该奏大清国歌时，李鸿章好不尴尬。他想，所谓国歌不就是“我们国家的歌”吗？于是急中生智，唱了一首家乡安徽的“庐剧”小调，唱词和道白都是纯粹的地方土语。这首流行于江淮等地的地方戏曲，虽然曲调简单倒也脍炙人口，好歹解了欢迎仪式上唱国歌的燃眉之急。

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大清使团又来到美国。由于有了前面的经验，李鸿章选了一首唐代诗人王建的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茉莉花》的古曲。欢迎宴会上，演奏完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后，这首七绝诗被临时当作了国歌。后来，人们将其冠名为《李中堂乐》。

点评：

唐诗“七绝”的水平绝对没得说：大气磅礴、颇显王者之风。可是，拿来作清朝的国歌，时间隧道“穿越”得似乎长了点儿！但“李中堂”身上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随机应变的才智不得不令人佩服。

第三首国歌

《颂龙旗》

歌词：

于斯万年，

亚东大帝国！

山岳纵横独立帜，

江河漫延文明波；

四百兆民神明胄，

地大物产博。

扬我黄龙帝国徽，

唱我帝国歌!

（注：歌词里面的‘兆’过去表示一百万）

背景：

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于是，清朝官员们遂用这首军歌权代国歌。

点评：

这首歌词比起前两首的软弱无力来，倒是有点劲头了。但用军歌代替国歌，毕竟有失体统。而且，“扬我黄龙帝国徽，唱我帝国歌！”怎么听都像喊口号。光喊口号管用吗？这不，仅过五年，清王朝便彻底覆灭了。

第四首国歌

《巩金瓯》

歌词：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背景：

1911年10月4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三日），清政府“谕旨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严复作词，名义上是由爱新觉罗·溥侗谱曲，曲谱实际源自康熙时期的皇室音乐，依照康熙和乾隆时代登基的礼乐编曲。这也是清政府颁布的第一首官方国歌。

点评：

清帝国已濒临崩溃，《巩金瓯》却还在为这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歌功颂德，并祈祷着“金瓯永保”，这岂不是痴心妄想？果然，这首国歌只颁布了6天就爆发了辛亥革命， “帝国苍穹”和它的《巩金瓯》一起被革命党人埋葬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上最短命的一首国歌？

国歌知多少

马一力

第五首国歌

《五旗共和歌》

歌词：

亚东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

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背景：

1912年初，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蔡元培任部长的教育部立即为刚创立的共和国征集国歌。同年二月，临时政府的公报上刊出了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

点评：

这首国歌虽然不很成熟，但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热爱和对未来和平生活的向往，体现了革命党人的追求和精神风貌。尤其是“揖美追欧”一词，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上世纪50年代不少家长给孩子取名叫“超英”、“超美”。

第六首国歌

《中华雄立宇宙间》

歌词：

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

江湖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背景：

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一心想当皇上的袁世凯企图复辟封建帝制。1915年5月23日，颁布了新的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王露作曲，荫昌作词。袁世凯称帝后，又于同年12月19日把其中的歌词：“共和五族开尧天”改成了“勋华揖让开尧天”。当时，不少有识之士认为，这首“洪宪”国歌的字里行间处处散发着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腐朽之气，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拒唱。

点评：

历史已经证明了，开“倒车”必然招致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的可耻下场！一首“洪宪”国歌没能让袁世凯“雄立宇宙间”，更不可能延续“亿万年”！他的皇帝只当了83天，就一命呜呼了。

第七首国歌

《卿云歌》

歌词：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背景：

1919年11月，为了制定新的国歌，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歌研究会。据说，根据章太炎的建议，该会决定将相传是上古时代舜所作的《卿云歌》配上乐曲作为国歌。经萧友梅谱曲，新国歌于1922年1月由北洋政府的国务院发布。

点评：

“烂兮”“缦兮”，除了深奥，简直看不出丁点儿时代气息。这种不足以激励国民奋斗、激发民族意识觉醒的国歌，如何能代表民意？

第八首国歌

《国民革命歌》

歌词：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背景：

《国民革命歌》于1926年7月1日发布，由黄埔军官学校军官廖干五所作。其曲调旋律与著名童谣《两只老虎》相同。

点评：

这首歌朗朗上口，可据说其旋律来自于中世纪西方的教堂音乐，拿来作国歌，好像有点不搭界。

第九首国歌

《三民主义歌》

歌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背景：

《中华民国国歌》又名《三民主义歌》，其歌词出自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对该校师生的训词，乐曲由程懋筠配制。北伐成功后，中国国民党选择以孙中山先生的训词为党歌，并公开征集配乐。程懋筠的作曲在139名参赛者中获胜，得到500银圆奖金。

1930年3月24日，这首歌被提议作为国歌。虽然招致不少人反对，但国歌编制研究委员会还是于1937年6月3日批准了将其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歌提案。据说，这首歌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曾被评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之一。

点评：

1936年的那届奥运会，是刘长春在海上颠簸了28天才赶上参加的柏林奥运会。当年，刘长春的遗憾也许除了没有取得好成绩，还有没能在奥运会上听到这首“最佳国歌”。

第十首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背景：

1949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议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由著名诗人、剧作家田汉1935年在上海监狱中挥笔疾书而成，人民音乐家聂耳饱蘸激情谱曲。

这首国歌曾一度被改过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中改后的歌词是：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197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歌词，恢复原《义勇军进行曲》之词、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修正案。

点评：

《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磅礴，催人奋进，激励和鼓舞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夜晚，无论是科研人员获奖，还是体育健儿夺金，只要听见《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起，每个中国人都会热血沸腾并为之骄傲自豪。

日本人盗掘中国帝王陵墓的史实

倪方六

中国和日本比邻而居，然而从古至今，我们的这个邻国却是长期觊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侵占中国领土，还一直觊觎中国文物。自清末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抢掠走大量中国馆藏、地面文物的日本人还不满足，又直接以“考古”的名义，盗掘中国地下文物！

盗盗

侵华日军配备“文物搜集员”

中国古代帝王陵成盗掘重点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搜集”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

在此背景下，大量中国文物被抢掠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仍是中国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国，其国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无不藏有中国宝物。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各部都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

同时，日本又派遣各种“考察团”来华并分赴到各个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考古学会”、“东亚文化协会”等，这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还美其名曰为“研究”。

在抢掠大量中国馆藏、地面文物后，日本人还不满足，又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实施盗墓——盗掘中国地下文物。尤其是东北、华北成了两个重灾区。在盗墓的选择上，以帝王陵和高等级贵族墓为重点，其中热河赤峰境内（今内蒙古）的辽代帝王陵、吉林集安境内的高句丽王陵等，遭日本人盗掘的情况最为严重！

“人类学家”钻进辽庆陵地宫

德岛市博物馆摆满中国文物

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中国少数民族契丹人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其帝王陵寝及都城遗址曾遭到了多次盗掘，进行全面盗掘的即是日本人。当时，他们以“东亚考古学会”为主体，以考古、调查的名义猖狂地进行盗掘，事后出版了多本这方面的专著。

赤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便是在这里发现的。进入赤峰地区比较早、且有影响的日本人，是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时间在1908年。

鸟居龙藏起初以喀喇沁第十二位王贡桑诺尔布创办的“崇正学堂”教师身份为掩护，利用他与喀喇沁王府的关系，从1908年至1933年，先后三次在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开展“人类学考古调查”活动，遭其光顾的有辽中京、辽上京、祖州、庆州、洞山石窟寺、辽庆陵等一大批辽代遗址。

辽代帝王陵有多处，其中位于赤峰巴林右旗境内“王坟沟”有三座，分别称为东陵、中陵、西陵，统称“辽庆陵”。2011年8月笔者前去考察时，已看不到“坟头”，有的地宫塌成大坑，可见遭破坏的严重程度。

鸟居龙藏后来回忆，他曾进入辽庆陵中的辽圣宗东陵的地宫，在圆形后室还见到辽圣宗皇帝的棺木，其前工整地排列着身披契丹、汉两族服饰的木俑。如今，这些遗物大都已不复存在，仅发现了两个头戴巾帻、二目凝视前方的木俑。

鸟居龙藏的三次“调查”，盗得了大量中国文物并偷运回了日本。现在在他家乡德岛市所建博物馆中，摆满了大量从赤峰境内挖出、弄到的珍贵文物，其中以辽庆陵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

日本公开成立“辽庆陵考古队”

“学术成果”成在华盗墓铁证

日本人有组织地对辽庆陵进行盗掘，始于1930年。当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了“内蒙古调查团”，对辽庆陵进行“考察”，成员包括江上波夫、田村实造一些日本考古专家，为接下来的大规模盗掘作前期准备。

1934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前期调查、盗掘基础上，又委派考古学博士关野贞对庆陵进行“考察”。1935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岛卓一又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再次“调查”辽庆陵，后来出版了《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

日本人对辽庆陵大规模的盗掘活动，发生在1939年。这一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了由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为领队，钓田正哉、斋藤菊太郎为助理的“辽庆陵考古队”，对辽庆陵进行全方位的“考古”。

在辽代帝王陵中，永庆陵的壁画是最精美的，内容有装饰图案、契丹和汉族人物以及山水风景等，日本人后来据此专门出版了《庆陵壁画》专著。田村实造对地宫勘察得极为详细，并进行了准确的测绘以及壁画临摹、摄影，揭走了部分保存比较好的壁画。

此后，由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执笔，撰写了《西拉沐沦河调查旅行记》、《辽陵帝后的哀册与庄陵》两大本专著。1953年两人又合作编著了《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墓的研究报告》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辽庆陵发掘中最为完整的一份资料。毋庸置疑，这些“学术成果”已成为了日本人在华盗墓的铁证！

日本人对辽庆陵的全面盗掘收藏颇丰，盗走了能盗走的文物，比较笨重的辽圣宗石刻哀册，运回沈阳后，放于伪满政府的“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内，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本计划运回国内的哀册被截留了下来，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盗掘辽祖陵地宫未遂

地面文物被运至东京

在辽代帝王陵中，日本人最想找到的是辽太祖、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祖陵。从史料和现代考古发现来看，祖陵工程虽然不是太长，但工程量仍然相当可观。刚落成时，陵上有太祖天皇帝庙，地宫叫“明殿”，穹庐式，富丽堂皇；墓道两旁对称摆置石人、石羊、麒麟、狻猊等各种石雕。后来，又陆续兴建了一些建筑物：天膳堂、太祖建国碑、园寝、楼台等。

辽亡后，辽代祖陵遭到了女真人毁灭性的破坏。《契丹国志》记载，金天辅四年（公元1120年）夏天，“金人破上京祖州之天膳堂，焚略殆尽，发掘金银珠玉。”

民国时期，日本人又想起了盗掘辽祖陵。辽祖陵是“凿山为殿”，陵墓本身的坚固程度非同一般，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一个巨大的袋状山谷中。谷间丛林茂密，泉水潺潺。

l935年，日本人便光顾了这一带。1939年日本人在盗掘辽庆陵的同时，不惜花费巨资，在这一带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大规模盗掘。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得逞，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地宫——明殿所在位置，甚至连墓道也没有挖到。

最后，日本人只好盗走地上文物作罢，被盗文物中包括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等珍贵文物，这些后来全部被盗运至东京，藏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内。

“考古学之父”猖狂盗墓

高句丽王陵遭“黑铲”

遭日本人有组织、大规模盗掘的另一处墓葬群，是高句丽古墓葬群。

高句丽曾是中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间，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被唐军与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所灭。在这数百年间，高句丽人在吉林、辽宁两省境内留下了大量墓葬。其中，以吉林集安最多，目前集安境内尚有7927座。

日本人对集安高句丽古墓葬的盗掘，集中发生在1935年至1936年间，领头的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俩人。这俩人都是日本国内著名的考古学者，其中的滨田耕作被日本人称为“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位“考古学之父”却是一个盗墓贼。

1925年，滨田耕作和后来被称“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先驱”的原田淑人俩人，开始筹划成立“东亚考古学会”，学会的运作基金源于日本外务省的国家资金，名义上是推进日本在中国的考古研究，实是盗掘中国文物。

高句丽墓葬与中原地区墓葬风格明显不同，墓室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有石圹和石室两种。方坛墓和方坛阶梯墓规格最高，墓主身份等级也最高，属王陵或贵族墓一类，有“东方金字塔”之美誉。

在高句丽墓葬群中，最富艺术价值的是壁画墓，这些壁画墓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东北亚地区的艺术宝库，不论是考古学价值还是人类学、历史学价值都很高，日本人一直觊觎这个“宝库”。所以，池内宏和滨田耕作将“黑铲”首先伸向了这些壁画墓，已发现的几十座规格较高的壁画墓中，大部分都被池内宏和滨田耕作盗掘过。

日本人对墓内壁画的“研究”手段十分卑劣，能揭的揭下来，不能揭的拍成照片。所有他们挖盗来的文物，一律运回了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日本人发掘过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复查并重新发掘，几乎没有出土什么文物，可见日本当年“考古”多么彻底。有座叫“五盔坟”的高句丽古墓，在日本人编的文献中称作“四叶冢”。其得名原来就是他们从墓中挖出了珍贵文物“金铜四叶”。

不容忽视的是，前来盗掘东北高句丽墓葬的，并不只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这两个日本人，之前和之后都有日本“考古队”前来“考古”。

声明：“一方钩沉”栏目文章系著名历史学者倪方六先生供本报专稿，摘转请务必与作者本人联系。

我国历史上国歌知多少--马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