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德治思想初探

　　摘 要：《尚书》作者在成书过程中特别强调“德”，有着较为丰富的德治思想。本文试从“德配天命”、“明德慎罚”、“任德尚贤”三个方面对《尚书》中的德治思想内涵进行研究。

　　关键词：尚书；德治；德配天命；明德慎罚；任德尚贤

　　一、“德”与“天”――德配天命

　　李镜池先生说：“古人迷信，遇事狐疑，总喜欢问神请示。殷人用龟卜，周人用占显。”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无能为力，人们普遍相信崇高的“天“有着无所不能的力量。但当周人看到专恃天命的商代覆灭，感到“天命无常”，从此人们对天的意志，对商周交替之际君权神授的思想产生怀疑。《尚书?君?]》篇就有“天不可信”说。因而周人又提出“德”济“天命”，希望以此宣扬政权的合法性。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巨于商周之际”。作为记录皇帝言行事迹的上古帝王之书《尚书》对这场变革也有着典型的反应。

　　大权的在握与历史的局限给昏庸的帝王错觉，误认为只要有上天的保佑，天命就会永远眷顾。当西伯大军压境，殷纣王仍天真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在《尚书?盘庚》中，我们看到殷朝的统治者凭借天命威力来加强他们的统治：“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其实神灵都是站在统治者一边的，然夏桀殷纣用天命来愚民，结果就是被人民打倒。面对着夏殷两朝惨痛的教训，周初的统治者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德与天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常德”、“纯一之德”，就不可能“保位”、“受天明命”。“皇天弗保”，完全是你自己“厥德非常”的结果。

　　《尚书?无逸》中还有一段从正面来论述的文字：“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由于文王敬畏天命，关心农业生产，帮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之人，宵衣旰食，不敢有丝毫的玩乐游逸之心，于是上帝让他享位五十年。周王通过垄断配天之“德”，使其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周人并举属于神性范畴的天和属于伦常观念的德，对于贵族阶级的现实统治是非常有利的，这使他们能够一方面利用‘天’的权威，给自己的统治蒙上神秘与合法色彩；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德’的观念，来证明统治的合理性、必然性。两者相辅相成，成了贵族长久统治的理论依据。

　　二、“德”与“刑”――明德慎罚

　　“明德慎罚”是西周统治阶级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和政治理念，是西周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也是《尚书》德政思想的核心内容。所谓“明德”，即明白、通晓德行、德政的思想内涵；“慎罚”即慎重处罚。其实质是尚德、敬德，适中地处罚罪人，不罚无罪之人。然而，此两者地位却又并不等同，“明德”为先，“慎罚”在后，“明德”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前提保证。其实，“德”、“罚（刑）”历来都是统治阶级惯用的两种政治操控手段，但具体两者如何权重如何操作，就很能体现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了。

　　最早使用“明德慎罚”的人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尚书?康浩》中记载，“孟候，联其弟，小子封。惟乃王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威威，显民。”此文是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封康叔于殷时对康叔的训诫之词，主要用于人事方面，目的是使人在其位。希望康叔能任用并尊敬有才能的人，惩罚该被惩罚的罪人。

　　三、“德”与“位”――任德尚贤

　　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国历史时期中血缘氏族关系最浓重的时期，统治者深知官员素质对国家未来发展规划的影响，在修身修德的同时也不忘采用“德”的来选拔人才。

　　“任德尚贤”是周代任官制度一以贯之的指导方针。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书?君?]》和《尚书?立政》两篇文献中，建立在周公对前代历史经验的反思上。周公认为，君王自身有德虽然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但在处理具体政务时毕竟不能事必躬亲，这样，能否得到贤德之臣的大力辅佐，同样是关乎君王享有天命国祚久暂的大事，在《尚书?君?]》中，周公对召公说：我闻在昔成汤既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V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V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因此，在“任德尚贤”的用人原则指导下，“有其德者有其位”就成为西周官僚队伍建设的理想状态。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九德”了。用“德”作为选拔依据必须有一套相应的选拔标准，这套选拔顶级人才的标准就是“九德”。

　　“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德是讲“德”，也是讲“行”。孙星衍对“九德”的解释可谓颇得真髓，他说：“行谓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之行。九德谓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之德，所以扶掖九行。”在孙氏看来，“九德”的第一个方面是“行”，第二个方面是“德”。“德”是用来扶“行”的，“行”则是“德”的归宿和目的。因此，“九德”直接把“德”、“行”统一，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德、行一致的思考方向。《尚书?皋陶谟》云：“九德咸事，俊?V在官。”如果能使具备九德之人皆得用事，各尽其能，无所遗弃，则天下俊德治能之士都能担任官职了。退而求其次是“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六德之人，可以为诸侯了。再次，“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之中有三德具备，可以任命为卿大夫了。其实这是一个从上而下层层递减的选拔官员标准，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参考文献：

　　[1][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陈梦家.尚书通论[M].中华书局，1985.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901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尚书》德治思想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