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雄浑、奔放,犹如长江大河,有一种一泻千里的豪迈气势,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他就像一轮耀眼的明月,使满天的繁星黯然失色。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出现的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无论对唐代还是后世的诗歌创作,其影响之大都是无法估量的。李白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有九百九十余首,可谓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都与饮酒有关,如《月下独酌》《把酒问月》《谢朓楼饯别》《春日醉起言志》《行路难》等,似乎诗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记载,他当年在长安时,曾与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七人在一起饮酒赋诗,时号“酒中八仙”,杜甫为这八位酒友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其中写他的四句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由于李白酷爱饮酒,甚至连酒店的老板也成了他的莫逆之交,他在《哭宣城善酿纪叟》中说:“纪叟黄泉下,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谁人?”可见其嗜酒之甚。

　　中国古代诗人喜欢饮酒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这本不奇怪,李白也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狂放的酒徒,比他更嗜酒者大有人在,如西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像这样喝酒连命都不要的,刘伶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李白之所以与众不同,既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嗜酒如命,也不是因为他真有“一日须倾三百杯”的超常海量,而是酒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为他的诗歌带来了灵动之气、飘逸之气、豪迈之气、狂傲之气,使他的诗歌意境升华到了一个无人可及的高度,更使他由一位诗人变成了“诗仙”。
历代诗人之所以大多喜欢饮酒乃至纵酒,总是有某些特殊背景与原因的:或表达其花前月下之闲情逸致,或抒发其柳岸长亭之别绪离情,或感怀其爱情失意之内心痛苦,或排遣其仕途坎坷之胸中郁闷;发之于诗,则或恬淡悠闲,或凄婉惆怅,或忧伤哀怨,或痛苦迷惘。然而,能把饮酒诗写得荡气回肠,以至达到惊天地、泣鬼神之“豪境”的,古往今来,恐怕唯有李白一人而已。其中《将进酒》是李白饮酒诗最优秀的代表之作。本文拟结合李白的生平思想、仕途遭际与盛唐时期的社会背景、政治形势等几个方面对这首诗加以分析,从而找出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所以纵酒狂歌的深层社会原因。
据史料记载,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其先世于隋末移居中亚碎叶城,李白就出生在这里,直到五岁时才随其父内迁至四川绵州。李白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曾受到过良好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至其青年时代,“性倜傥,轻财好施,击剑为任侠”,还曾在峨嵋、青城山与道士、隐者颇有交往。这些,对李白思想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热衷用世,追求功名,想要“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此外,他还受战国任侠思想的影响,疾恶如仇,崇尚侠义,不能容忍邪恶与丑陋。不过相对来说,在三者之中,传统的儒家思想对青年时代的李白影响实际上更大一些,他更想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实现其辅君济世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所以,他二十五岁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希望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早期的许多作品中,李白往往以吕尚、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人自比,想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负。天宝元年,李白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唐玄宗召入长安,这时,他的心情非常得意,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他豪迈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以为此去长安便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了,他召请李白不过是想让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进而为自己博得个爱贤之名,并不是真的想让他做一个“辅弼之臣”,他给李白的供奉翰林一职实际上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李白空怀一腔报国热情,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于是便将满怀的失望与愤懑皆倾注于酒杯之中,有时即使是玄宗皇帝召见,他也常借口酒醉而拒不奉诏,杜甫诗中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恐怕并非完全是艺术夸张,就李白的性格而言,以这样的方式藐视“天子”的权威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他对皇帝仅仅把他当作一个文学侍臣极度失望和不满的一种直白的表露。至于对朝中那些投机钻营、败坏朝政的权贵、宠臣,李白当然更加不屑一顾,显现出一种“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的狂傲之气。当然,李白这种蔑视权贵的傲岸性格必然会遭致政敌的忌恨与报复,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诽谤很快便接踵而至,“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在这种情况下,李白也清楚自己再留在朝廷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便主动向皇帝辞请还山,而听信了谗言的玄宗皇帝早已不喜李白的傲慢自负、放诞不羁,也就顺水推舟,以李白“非廊庙器”为由批准了他的请求,免去其供奉翰林的职务,“赐金放还”。天宝三载,李白满怀悲愤、沉痛的心情离开了长安,开始了其长达十二年的第二次漫游生涯。
可以说,长安的三年对于李白从政的理想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与刚入京时的得意自信不同,残酷的现实已使他对朝廷的腐朽和官场的黑暗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自己的抱负已难以实现,然而在内心深处却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理想,庸庸碌碌地度此一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常让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胸中压抑的激愤之情犹如灼热的岩浆在地下奔流涌动,无处发泄,他在天宝十一载(752)创作的《将进酒》,正是这种长期积聚的矛盾、痛苦与内心激情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大爆发。

　　　　　　　　　　　　　　　　　　　　　　　　　三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开头的两个排 比长句凭空起势,写得大气磅礴。其实,这本是孔子当年的感慨,一千多年前那位老夫子曾站在河边说:“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化用其意,但气势却更加豪迈,当他注目奔腾咆哮的黄河之水从天际滚滚而来,又匆 匆而去,流入浩瀚的大海时,不仅感到了时光的流逝,更感到了黄河的伟大和永恒,与之相比,人的生命实在是 太短暂、太渺小了,这怎么能不令诗人顿生感慨呢?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正因为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所以古往今来无数迁客骚人多曾为此而感慨叹息、忧伤痛苦。然而李白的性情却不属于悲观伤感一类,尽管此时他已被排挤出朝廷,内心同样也有矛盾和痛苦,但却并未因此而颓废消沉,在他看来,只要“人生得意”,便无所遗憾,酒逢知己乃人生一大快事,自然应当纵情欢乐、尽醉方休;至于政治上的失意,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种自负、乐观、放达的人生态度已经超越了中国古代怀才不遇的士大夫们怨天尤人、顾影自怜的世俗常态,充满了一种豪迈之气。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岑夫子,指岑勋;丹丘生,即元丹丘,两人都是李白的好友。天宝十一载,元丹丘曾写诗邀请李白与岑勋到自己的颍阳山居做客,李白有《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以记其事,《将进酒》所描写的正是这次聚会时的情景。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诗中作为客人的李白在酒酣耳热之际竟然忘记了自己客人的身份,反而像主人一样劝起酒来,并且还要为大家高歌助兴,这样的忘形之举恐怕也只有李白方能为之。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所谓“钟鼓馔玉”,是说古时贵族豪门之家吃饭时,鸣钟奏乐,列鼎而食,山珍海错,美馔如玉,以此来显示其富贵和地位。可诗人却认为这都“不足贵”,他自信以自己的才华“取功名富贵如拾草芥”,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将他的抱负和理想击得粉碎,所以他希望“但愿长醉不复醒”,以摆脱政治失意的痛苦。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失意的人又岂只是李白,自古以来又有几位圣贤不是寂寞的呢?孔子为推行自己仁政的思想而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无人问津;屈原为改革楚国的政治而变法图强,却受谗被诬、两遭流放……由此看来,还是纵情豪饮的酒徒更容易千载留名,当年才高八斗的陈王曹子建与李白同样怀才不遇,据说他于平乐观置酒宴客,一斗酒的价值就高达万钱,这似乎有些夸张,不过失意的人在排遣愁怀时又有谁会吝惜酒钱呢?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说自己“曩者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这其中恐怕多半都花在了饮酒上,豪爽之气丝毫不亚于曹子建。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结尾这几句是全诗的高潮,此时的李白恐怕已有十分的酒意了,竟然责怪主人不舍得花钱沽酒,致使大家不能尽兴,要主人把孩子喊来,拿自己名贵的五花马,千金裘去典当换酒,大家一醉方休,同销万古之愁。这实在是太狂诞了,作为客人的李白居然喧宾夺主,对邀请自己来喝酒的主人大呼小叫、颐指气使。这种有悖常情的表现一方面说明了酒醉使诗人洒脱率真的天性展露无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李白与朋友元丹丘之间友情的亲密无间,若非不拘行迹、坦诚率直的知交,李白断不会如此。换言之,也只有在这样知己的挚友面前,大家才可以放浪形骸,袒露心扉,开怀畅饮,“同销万古愁”。这最后的一句融入了诗人无限的痛苦与激愤,也透出了他本性的狂放与孤傲,长久积郁在胸中的不平之气,一下子喷发出来,虽也是借酒销愁,但却没有丝毫的忧郁与颓丧,而是充满一股豪壮之气,令人感到激情奔涌,荡气回肠!

　　　　　　　　　　　　　　　　　　　　　　　　　四
　　李白一生共经历了唐王朝的七代皇帝,但他参与政治活动则主要是在玄宗和肃宗两朝,特别是玄宗朝的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皇帝:一方面,在早期他曾平定韦氏之乱,粉碎太平公主的政变阴谋,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大唐王朝曾一度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另一方面,在他统治的后期,又追求声色,宠信奸臣,导致了“安史之乱”,使盛唐走向衰落,成了自己王朝的掘墓人。李白从政的年代正是玄宗朝的后期,大唐帝国虽然表面上国势强盛,但内部早已腐朽,唐玄宗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国家表面的繁荣,进取的雄心已渐渐泯灭,只图安逸享乐,将大权下放给嫉贤妒能的奸相李林甫和宦官高力士等人,从而导致了朝政的日益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已失去了实现的土壤,而他又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梦游天姥吟留别》),牺牲自己的人格,去适应腐朽的官场,这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诗人于是便只好采取文人特有的方式———借纵酒狂歌来消释自己的苦闷和悲愤,以此来反抗黑暗的现实,发泄对统治阶级和社会政治的不满。由此可见,李白的纵酒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盛唐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者的昏庸、官场的腐败与诗人追求美好政治理想的矛盾,才是李白纵酒狂放的深层社会原因。

李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