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袁世凯

物理学院 赖有方 1100011388

关键字:袁世凯，乱世奸雄，治世能臣。

摘要：袁世凯生于乱世之中，家门豪绅，依靠在军事上的胜利暂露头角，而后因其圆滑平步青云，最后实现了“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袁世凯《言志》）的伟大志向，却因小人阴谋葬送在“复辟”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上。是功亦过归黄土，且看启示有几何…

袁世凯的家族兴起是建立在人民的鲜血上的，叔祖父袁甲三是以镇压捻军起家的清军大头目，叔伯辈也都以从军有功而升官。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是地方团练，未得功名却也不失为地方一霸。所以从家世上说袁世凯是有一定底子的。他出生不久，中国走入清政府心中的“太平”：各种起义被镇压，帝国主义当靠山。袁世凯过继给叔父当嗣子后，在当时的倡导下，叔父建议他用心读书好考取功名。但由于上一辈人的影响，他对这种建议是不屑一顾的。于是他在娶妻生子后，仍然疯疯癫癫地跑去找嗣父的兄弟吴长庆，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的性格有其两面性，一面书写着刚强，一面夹带着腐朽。袁世凯为了自己的军事之梦，经常瞒着家里人到郊外练习骑马，有一次从马背上摔下，跌断了脚踝骨而痛得眼泪直流。他没有声张，偷偷请走方郎中看了，却留下了骨头未接好的后遗症，他没多抱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赞曰：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率清朝军队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以此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另一方面袁世凯最大的性格缺点是易变，或者说是背叛。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备受争议，袁世凯则落井下石，他把自己与李鸿章近四个月有关办理朝鲜军事和外交的电报装订成小册子，文中影射李鸿章失策，外交软弱，对日求和。而袁世凯本身可说是由李鸿章一手提拔，之前他也借李之手背叛了吴长庆，分了吴一半的兵权，使得吴郁郁而终。个人认为袁的这种纯粹以利合的做法使得晚年大势已去时孤苦伶仃，官场上混固然少不了投机，但如此反复则会毫无朋友可言。他的所谓的至交徐世昌，早年受过袁的资助而中进士，在袁的后期也推脱做个隔岸观火的人。

袁的另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性格缺点是自满刚愎。他想投官时吴长庆建议他读书，因此初期他是不能施展才华的。他有一次对老师张謇发脾气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老师看出了他的雄心，帮他谋得一官半职，这也是他机会的开始。他在朝鲜之战中立功赫赫，清政府为稳定统治，便让他长期驻兵在朝鲜。他想尽办法把顶头官司全部赶走而成朝鲜独裁者，最后自以为身份变高自以为身份变高而目中无人地把对张謇的称呼改为老师，季直先生，季翁，季兄，语气越来越傲慢。他后期的独裁统治也表露出他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腐朽思想，任意杀害所谓“用完的”亲信和革命党人，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袁世凯一生争议最大的是三件事：戊戌告密，签订二十一条和复辟。我们将逐件分析，揭开这套在袁头上的枷锁。

戊戌的思考

做一件事我们总是会权衡，倾向于做对自己有利的，不违背常理的。首先要挑明的是尽管袁被认作旧军阀，在历史的潮流中他还是倾向于改革的。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建议采用西法，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所以袁是支持变法的，他没有主动破坏变法运动的动机。并且在最近的历史考证中有言论说袁世凯根本没来得及告密维新运动即失败了。其次当时的中国是不具备大刀阔斧改革的条件的，仅凭一群人口舌之争如何能让人在昏暗的中国看到希望之光？立宪制有什么好呢？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没有说明白，又怎么去使别人信服？而脱离群众的运动最终只有走向失败。也就是说如果站在当时的背景下，“立宪”是个形而上学，根本就不能作为中国的方向，相反两千年的封建制使得百姓满脑子都是君权至上。另外维新改革却在自己没有兵权或者说羽翼未丰时大大触犯了贵族阶级的利益，这是相当不明智的。所以结论是维新改革必亡！那么袁的帮助能使维新派“翻盘”吗？答案是否定的。当时慈禧调有大约四万人围住天津，另有上万人在行军途中，慈禧的意思是政变必须成功。袁当时只有五千人，根本不具备对抗清朝的能力，何必徒增伤亡？假如袁真的支持幼稚的立宪派，后世又会有谁来为五千将士的英魂来谴责维新运动呢？在没有革命方向，没有实力的背景下，不管是谁选择的都是最优的——旁观，支持清政府。

论“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我称之为“无可奈何”。所谓卖国求荣是无历史根据和不经过思考的断论。大多数史料都是因为当时日谈判使日置益对袁说了一句话—总统可以高升一步，以此人们判断袁是用国家利益来谋取个人私利。殊不知很大的责任应由真正的汉奸——曹汝霖承担，他在谈判事后称这“二十一条”他早知道了，而且他还做了一件外交史上没有的事，提前将回文给日公使看，由日修正后再发表。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袁世凯在接到“二十一条”后，表面上未动声色，只是说事关交涉事宜，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届时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等到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知道事态严重，随后便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袁的基本方针是尽量坚持中国主权，反对日本继续扩大在东北利益，坚决反对第五条即日本权益伸展到长江流域。

现在二十一条原本，原批示本，日返还本均以公开，我们可以知道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非常详细（大约七十一条批示），如对第二号至第四号，袁批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问题，袁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开商埠问题，袁批示: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福建让与问题，袁批示: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于第五号，袁特别批示: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袁世凯特意加朱笔密圈)；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

会议从二月二号开到五月九号，共开了二十八次，异常艰难。袁的手段如下：

1. 故意泄露某些交涉内容，袁知道欧美列强是不会坐看自己的利益受损的。

2. 刺探日方情形，确定让步底线。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多次派人了解日本各方面对“二十一条”的态度，以便知道他们可能在哪些方面做出让步，确定中国能够在哪些方面予以拒绝，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出适度的让步（这是必须的）。

3. 尝试以公众舆论力量为外交之助力。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对国内的舆论和民气，袁世凯尝试作了有限度的利用，如暗中授意一些有背景的报刊披露一些有关日本提出“灭亡中国”条款的消息，让报章刊登一些抒发爱国反日言论的文章，借以鼓动各界发起抵制日货与救国储金运动，用民气来削弱日本政府的立场，为政府交涉提供凭借。而这对他自己的名声有极大的损害。

个人认为失败不可避免，原因如下：1.日强中弱，力量相差悬殊。中国唯一可战之军也只有自己的北洋新军了，这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相比无异于以卵击石。在条约秘密进行签订时，袁世凯的动用民心的措施见了成效，袁世凯有很高的民气支持。可“没有实力的民气称为窝囊气”，压力都施在了自己身上。2.无有力之外援，当时欧洲列强都忙于一战，无暇东顾，谈判是最好的手段，否则日本侵华可能要发生在一个腐朽的中国。3.当然袁也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不谈判也许一切都完了。总体而言，这场谈判是必须的，不过印证了弱国无外交这句话。胡适对这场谈判的评价是“对日外交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援，能柔也能刚也。”

复辟的失败

复辟是有原因的：（1）5种人鼓动袁世凯称帝，一是袁克定——袁世凯的儿子，非常想当皇帝，他派人每日伪造顺天日报送呈袁世凯，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并发起组织筹安会，使其误认为民心可用，袁世凯死前骂他欺父误国；一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一是反对袁的而且比较明眼的革命党人，当时袁控有军权，北洋军是他最大的资本，而且树倒猢狲散的道理大家都懂，袁的身后还是有一大批支持的人的；一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另一些则是趋炎附势的人和王公贵族，巴不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2）在大家都看出“复辟”是个热芋头时，袁世凯沉浸在权力的欢快之中，没有听取真正谋士（徐世昌，唐绍仪）的意见。比如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而事实上他的总统已经相当于皇帝了，他可以任意生杀予夺，他有最大的军权，中国人称他为中国的“拿破仑”，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也许，但各种各样的言论让他丧失判断力，他也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就如当年李鸿章成为他的牺牲品一样。“护国战争”彻底击垮了袁的意志，众多将领离袁而去，谋士不再献计。众叛亲离与袁老年的疑心和狠毒有关，他杀了多年的走狗段芝贵，理由是说了一句抱怨的话。所以说袁的那种靠收买产生的关系彻底失败了。复辟也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袁世凯的贡献

袁世凯是中国近现代化陆军之父，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

袁世凯是中国巡警制度创始人，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袁世凯非常注重教育，他首先与两湖都督张之洞上奏则奏请取消科举制，1905年，明清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八股文或者说横行中国两千年的科举制消失了，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胜利；在袁执政期间，建立中等技校29所，师范大学40所，期望在河南建立中等学校22所，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他任命严修（南开中学创始人）为直隶教育改革者，派他特往日本视察，每日三至五次，涵盖幼，小，初，大，多方面，并且指示严修要亲自听课。袁世凯对我国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袁世凯还注重发展实业，孙中山，梁启超没做到的事他尽快做到了。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袁对中国经济近代化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外理性抗争，进行利权回收；二是倡国货、拒洋货；三是引进外资；四是引进、推广机器，发展工业，扶持民族资本工业。民国初年，袁世凯致力近代化实业使民族资本步入黄金期。过去一般论著总认为民初民族资本黄金期的形成是由“一战”造成，其实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及其全力投入开发，“黄金期”不可能形成。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最后我要做下对“圆滑”二字的理解，这是个中性词（个人认为），可以代表袁世凯的一生。我所说的圆滑不是仅仅的阿谀，也不是不要尊严的乞求，他心中有一个理想，圆滑是种手段，袁世凯未得总统前是这样的，他被贬时说：“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我们必须承认每一样事物都有其独特性，两面性，政治即是如此。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需要倍加谨慎。老实人只能当吏，聪明人才能当官，才能去领导复杂的人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当时袁世凯用他的战功实力，刚柔并济的政治手段，圆滑的处世技巧和待人接物方法成就了他的辉煌，可以说这点他是成功的。可把这一套政治把戏用在交友这带有神圣感情的事情上，则是他的腐朽，人生最大的悲剧，或许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思考，原则是要坚守的。

所以我说袁世凯是乱世奸雄，治世能臣。

袁世凯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