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行云流水的散文化写作风格
作者：刘婧瑶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20期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反右”、文革等种种坎坷波折的汪曾祺携《受戒》和《大淖记事》等作品重返文坛。年过六十的汪曾祺仿佛为当时的文学界带来一阵清新和缓的春风，他流畅疏朗的文字一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沉重忧愁，令读者眼前一亮。本文拟从结构布局、写作手法与语言使用三个方面分析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的散文化写作风格。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创作；散文化

        作者简介：刘婧瑶，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2015级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2

        汪曾祺八十年代初的作品在当时无疑是独树一帜的。改革文学盛行的背景下，作家们纷纷以笔为戈，揭示社会病痛，塑造时代英雄。而汪曾祺身处一群战士之中，却宠辱不惊，宛如一位古人，一件“古董”，上着独有的汪式语言的包浆，谢绝一切激昂、充满斗志的热血，带着浑身的祥和与沉稳从他的桃花源缓缓而来。汪曾祺写小说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自序》）[1]。于是汪曾祺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信马由缰，文章也就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从笔端缓缓倾泻，散发出流动的美感，使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悠闲趣味。这种行云流水一般随性而流畅的写作风格在他最为人称道的两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散漫自由的结构布局

        在《小说笔谈》中，汪曾祺曾说，“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而相较于“结构”一词，他更喜欢另一个概念——节奏。他认为“中国人过去讲 文气’，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小说笔谈》）。但汪曾祺所偏爱的“血脉流通”、“气韵生动”小说结构与主流小说写作风格相比较却可以算作是有一些“畸形”的。比如《受戒》，如果说它是一篇写青涩爱恋的文章，大约十五页的版本里，汪曾祺用前七页写庙宇生活，用六页写农业文明下乡村生活的风俗画，最后用两页轻轻巧巧地描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比如《大淖记事》，如果说文章的主要情节是写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故事，汪曾祺在一共六节的篇幅里，前三节写完淖东写淖西，把大淖一片的风土人情全写了一遍，第四节才让主人公姗姗登场。在这样自由散漫的布局下，文章中仿佛没有一个主角，又仿佛一人一物、一花一草都是主角。主配角之间的界线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界线模糊了；甚至人与自然之间的界线也模糊了。人、物与自然和谐相融，达到了平等的地位。正如文坛评价他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一样，汪曾祺对文章“平均用力”的布局让读者看到了他的人道主义。他用所谓“随便”的布局结构，将花草树木，房屋畜牧娓娓道来。这样的写法在重视严谨布局结构的作者看来或许是跑题的，是不紧凑的，然而汪曾祺小说节奏的“畸形”却不会令人不适，反而正是他这种不厌其烦、一笔一画的描绘，自然流畅，让读者真切地嗅到了热腾腾暖融融的烟火气，不露痕迹地使人觉得仿佛文章就该这么布局似的。

论汪曾祺小说行云流水的散文化写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