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与古代诗人的仕途困惑

古典诗词与古代诗人的仕途困惑

——“仕与隐”，古代诗人难解的心结

1016150230 张天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为了使学生具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孔子教学生“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门功课。关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论语·壅也》篇云：“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要求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孔子的身上则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他以积极参与社会建构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以提出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尽管他到达齐国和周游列国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从政行道是他毕生的追寻；尽管后世评定孔子多赞扬他对民族文化形成的贡献，但孔子自己则更愿为当时社会尽微薄之力。孔子子积极入世的人生奠定了儒家文学人生的道路，成为历代诗人选择的理论基石，对中国古典诗词和古代诗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古代诗人的仕途心态探析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陶渊明、李白、苏轼无疑是诗歌风流的杰出代表。陶渊明一洗两晋以降百余年间的玄言诗陋习，以山水田园入诗，以酒入诗，以菊入诗，并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至美的境界，从而成为那个时代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思考，他的作品，一起构成了后世士大夫精神的家园，并逐渐走向世界，为无数中国文学爱好者所瞩目;李白以其非凡的自信、狂傲独立的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幻化成无数叩人心扉的千古绝唱，演绎出代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精粹的盛唐文化的魅力，成为一个时代，乃至千年以来中国人的骄傲。至于苏轼，天降其才，诗为一代之雄，词开豪放旷达之风，文驰唐宋两代，其它如书画金石、佛经道教、酿酒建筑，无不精通。苏轼应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人。三人中，陶渊明生逢乱世，政权更迭;李白得遇盛世明君，大半生时间天下清平;苏轼也生于治世，但国家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比较而言，李白、苏轼似乎较有机会取道仕途，更有希望近身君王，匡扶天下，一展人生宏图。然而，这几位天才横溢的诗人，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政坛，却罕有建树，几无立足之地，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当属性情诗人的代表。何为性情诗人？综合起来，性情诗人就是指那些胸怀抱负、内心情感丰沛且具有敏锐的艺术触角而又正直、天性醇真，耻于曲意奉迎、争名逐利的天才诗人。以杜甫为例：杜甫是一个政治情结极浓的诗人，他和李白相交甚笃，在政治理想和自诩上一点不比李白逊色。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与李白的从政途径不同，杜甫循规蹈矩，选择了科举之路。但他在这条路上跋涉了多年，却未能叩开仕进之门，最后只得走左道旁门——靠献赋给皇帝，靠干谒，总算获得了右卫率府胃曹参军的职务。安史乱起，他投奔新帝肃宗，官左拾遗，位虽不高，但近水楼台先得月，随时有机会可为皇帝“拾遗补阙”。对一个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施展才干的机会。然而，杜甫究竟是书生意气，性情用事———房綰罢相，百官缄口，他却直言疏救，触怒肃宗，险些送命，旋即丢官。官场失意，并未使杜甫放弃理想。家事、国事、天下事，永远是他心头解不开的结。“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图》道出的正是广大不得志的士人关心现实的执着精神。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镬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凯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又在自诩中有一种知其不可为仍为之的悲剧精神。

陶渊明在他告别仕途，彻底归隐的宣言——《归去来兮辞》中，明确地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遂见用为小邑。”可见他出仕的原因是“家贫”，出仕的目的是：“公田之利，足以为酒。”然而，不久陶渊明就“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陶渊明在这篇文章中接着解释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于是“自免去职”。在家闲居的日子里，回顾自己当年出仕与归隐的抉择时，陶渊明仍不免感慨万分：“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这是写他二十九岁初为江州祭酒时的情形，出仕与归隐的原因同上。当然，陶渊明的仕途并没有就此结束。“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这十多年来，陶渊明仍在不停地反复，几番出仕，几番归田，面对岐路，足以一哭：是不顾一切求取丰厚奉禄过上挥金享乐的日子呢？还是固穷守志回归田园呢？“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陶渊明选择了后者，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到了晚年，面对儿子，陶渊明总结自己的一生，写道：“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出仕与归隐的原因与前两次所言一致。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样三位堪称泰山、北斗的伟大诗人，在那个诗文取仕的时代何以难有作为，甚至一无所获？时矣？命矣？是不与为，还是不能为？是意兴索然，还是曲高和寡？观其政治作为，品其诗歌创作，也许可以寻找到答案。

2、古代诗人的政治失意探析

古代诗人何以大多政治失意、仕途落魄？古代诗人在世人范畴中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阶层，他们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半部论语即可治天下”便是例证。传统文化对世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目标非常明确。所以说古代诗人和其他文人大多都具有关心政治的品质。他们都具有较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和超人的感悟力。但“古代”诗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身上政治元素的缺乏，也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处处被动、事事失意。

其一，古代诗人多富于正义感，抗言直论，不稍隐讳。陶渊明如此，李白如此，杜甫、苏轼也是如此。维持正义、伸张正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作为一个官场中人，抗言直论必然会触怒权势，甚至连皇帝都得罪，这就难免以牺牲政治前途为代价。司马迁的李陵事件，杜甫的房绾事件，苏轼的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乌台诗案苏在部分诗中攻击新政即是例证。

其二，古代诗人大多清高自傲，或坚持己见，耻于与“俗人”同流，这就很容易在权力场上遭排挤，被孤立。唐天宝元年，因玉真公主、道士吴筠等人鼎力举荐，李白应召入京便是一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得意忘形，狂态毕现。被召为翰林后，他又自恃才高，不屑与高力士、李林甫等权贵、近臣为伍，兼以恣意妄形，行为不检。天宝三年，在十年之久的等待中得以进京的李白又被“赐金放还”。又如苏轼，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亡党司体量不实札子》。苏轼在北宋政坛，既反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维新派，也不苟同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而夹杂其中，“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故屡遭弹劾，一贬再贬。

其三，古代诗人的艺术感触力极强，但审时度势、判断官场风云的能力往往差强人意，有时甚至弱于常人。前文提及陶渊明入仕桓玄、刘裕即是例证。陶渊明本意是要勤王，匡扶东晋宗室的，孰知肉眼难察，先是错投饿虎桓玄，继而又误投狼子刘裕。再看李白，李白召为翰林供奉后，即对安禄山频有接触，但对其狼子野心丝毫未察;安史之乱后，对永王伸出的橄榄枝，李白慨然就邀，殊不知已危在咫尺。旋即，太子与永王祸起萧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白因此身陷囹圄;尔后，郭子仪起兵，八年奋战，最终平定叛乱，立下不世之功。李白与郭子仪渊源颇深，此等良机居然坐失，不由人不叹息。其四，古代诗人多优柔寡断，多愁善感，少坚韧不拔、矢志不移者。而后者，恰恰是一个成功的政客成就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历史上看，大凡隐士从政成功者，罕有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者。姜尚垂钓渭水，看似平淡，实则处心积虑，坐待良机，八十岁不改初衷;诸葛亮隐居隆中，表面上不理世事，实则于天下形势洞若观火，大计在胸，只待机会而已。出山之后更是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七伐中原，片刻未曾耽搁。反观陶渊明，时隐时仕，视作官从政为饭衣酒资;李白虽政治情结较深，又何曾像姜尚、诸葛亮那样处心积虑，矢志不移，谋定大略。至于杜牧、柳永、秦观等人更是纵情良辰美景、好酒翠楼之中，溺不自拔，独留“俊赏”美名。

3、古典诗词与古代诗人的仕途困惑探析

一般来讲，古代诗人的仕途困惑主要表现在：

其一，入仕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科举制度实行之后，多数诗人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踏上仕途的，众多诗人在科举的独木桥上，竞争在所难免，金榜题名固然令人兴奋，但名落孙山的伤感更令人痛楚，而东山再起又谈何容易。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乐章集》中的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入世文学人生辛酸、艰难的入仕历程。面对入世的压力，李白选择了“终南捷径”的路途，以隐居求得仕途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初踏仕途的艰辛。因入世不成而由儒人道者的文学人生转折往往由此而形成。

其二，人世之后，儒家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儒家人世的文学人生往往充满悲愤和无奈。杜甫尽管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见到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现实；辛弃疾的人生理想本来是在战场上博取功名，“把持书马上，笑驱锋镝”。但统治者的苟且偏安，使得英雄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悲愤无奈的精神压力与心灵痛苦使人世者倍感仕途的辛酸。正如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中所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些痛苦的文学人生经历固然一方面成全了诗人，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可资选择的文学题材；但另一方面，生活上的颠沛流离，人生的艰难痛苦也并非是诗人的理想所在。

遁世的文学人生固然能够求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求得精神的畅快与舒心，正如庄子所说“以快吾志”，也如李白所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透过“自由”的表面仍然能够看到遁世者文学人生的困惑，主要表现在：

其一，因遁世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困顿。陶渊明也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遁世者的文学人生经常面临缺乏吃、喝、住、穿的生活困顿。陶渊明说自己：“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之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以至对遗赠的主人产生了“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的内疚。

其二，遁世者的孤独。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人与人的关系、人际交往是人生存的必备条件。遁世者在与社会的交往中，由于不满社会而产生了对社会的厌倦情绪，逐渐走上心灵的封闭状态，在精神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孤独。陶渊明自称“孤云”，在《咏贫士》中说：“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辉。”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在当时他只以隐士而著称，他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到了宋朝，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陶渊明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莫身后事”是对遁世者孤独人生的高度概括。

其三，遁世前后的痛苦抉择。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前，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徘徊，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想隐居，心情十分矛盾。李白在“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之后，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在青州再次举行了人道仪式，但又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建功立功，经过面临着“入”与“遁”的艰难选择。

出世还是入世，从政还是归隐，这是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这一思想矛盾纠缠着每一位富有青春气质的古代文人，给他们的人生抉择和审美价值判断带来困惑和痛苦。然而，仕也罢隐也罢，都表现了古代诗人一心想建功立业，奋力追求光明前途的精神风貌。

古典诗词与古代诗人的仕途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