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内容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悲剧意识是张爱玲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悲剧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在她的世界中，是“虚无之物”,她永远都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感到天空的低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她才格外地珍视生命,认真地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琐细快乐，体味着生的种种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庸常的俗世生活，散发出了诱因的光芒，也使得这个弱小的女子——张爱玲，闪耀着传奇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

一、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概述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风雨飘摇，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人性的自私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类文明的衰败灭绝。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悲观。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女作家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因此，她的作品，一以贯川的是“荒凉”。

二、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

（一）家庭生活的来源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与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

（二）与胡兰成感情的受挫

在文字的世界里，张爱玲参透苍凉人世，冷峻深刻地解剖男女情感。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所遇非人，爱了不该爱的男人。如果说家庭的变故让她看透了世事，那么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则让张爱玲心中对爱情一点美好的向往都全部泯灭，加深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张爱玲与胡兰成是在乱世之中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这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的家庭给了张爱玲孤傲、冷淡的性格，可她热烈的爱着胡兰成。面对胡兰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张爱玲无语失望。张爱玲说她对他的爱早已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伤害之深，促使她心理产生了对婚姻强烈的不信任。

自己的爱情悲剧，还有父母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精神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悲剧创作观的形成和她以后人生道路上对婚姻的选择。这些来自情感的创伤，在她笔下表现为婚姻的消极落寞。《半生缘》里的婚姻是空壳，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驱使；《金锁记》的婚姻是枷锁，锁住了爱情，刺激了金钱欲。这些作品塑造的爱情悲剧都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思考。由于对婚姻的消极，张爱玲小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三）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四）战争经历的体验

在文化体验上，张爱玲对世界与人生的无法消解的深重的虚无与绝望予以特别的关注。她的这种态度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她自己亲身体验了这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的毁灭”的体验？对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现的港战经验。战争经验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化人来说，两次世界战争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人性与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文明的势力。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张爱玲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

（五）西方文学的影响

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 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 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显然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譬如威尔斯、劳伦斯、赫胥黎、毛姆这些带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对威尔斯的“预言”，她曾经有过极其强烈的共鸣。

三、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　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

　 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说明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是坦途。身处顺境时，人们往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旦落入困境逆境之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却是因人而异了。有些人“穷则独善其身”，仍然积极乐观地去生活、去奋斗，以图东山再起；另一些人则会因之而消沉下去，沉溺于人生的无常，进而发展为一种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以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可定的，无法把握的，个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是渺小的。张爱玲就属于后一种人。张爱玲早年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及后来不成功的情感经历，都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她形成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而这种观念在她的小说创作里也充分地反映出来。

(二) 主人公对生的不可预测和对生存状态的绝望。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有一种弥散在整个故事空间里的“虚无感”，其中的环境就给人以一种虚幻异样的印象。主角葛薇龙为了物质上的诱惑，她整个的人，从肉体到心灵，最终全都网在虚空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她的一段心理感受中看得十分清楚。那是在闹市与人群之中，她感到：“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再如《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写这篇小说仿佛专为表现人类命运中的虚无感，甚至把它扩展为整个宇宙的本性。当主人公罗杰感到彻底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她这样写：“黑暗，从小屋里暗起，一直暗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与寂灭。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他屋子里来了。”这里所说的“宇宙的黑暗”，是亘古长存的人类命运的底色，是广大的无所不在的虚空，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心灵恐惧和重压，被笼罩在虚无感中时。

　　张爱玲认为，人都是在劫难逃的。这种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态，在《茉莉香片》中有更多的表现。主人公聂传庆希望借助心灵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境遇，但最终还是失败。他虽有抗拒命运的努力，也不过是在封闭的心灵深处，只是接近于“白日梦”的幻想，而在现实的人生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心灵的幻灭。在聂传庆的生活境遇里，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他的主题，那就是小说结尾处的“他跑不了”。他母亲一生也未能逃脱。张爱玲以一个精心设计的象征，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她命运的残酷：“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至于聂传庆的命运，就是在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在他身上，张爱玲把人生虚空中的无力感，强化到了最大限度。

（三）凄凉情景的表现

《倾城之恋》中读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一开始就通过“墙”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

（四）封建没落的描述

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五)人性描写中的体现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 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 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

(六) 殖民地的失望

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国辉煌的历 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之外就没有别的世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潇洒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看起来像个英国人’，并说‘很遗憾他不是英国人’。”即使到了辉煌不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心中仍然残存着种族歧视和殖民意识。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为尼姑，开饭的时候，“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在厅堂里等候”。连一个老得不中用的英国尼姑都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国话 ”(《连环套》)，执意不用英语招呼小狗。张爱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颓废，塑造了范柳原、哥儿达、乔琪升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对英国人冷漠、矜持的“绅士风度”，张爱玲也加以幽默的讽刺，“英国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红玫瑰与白玫瑰》)，“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张爱玲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

（七）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

由于骨子里的悲观气质，她的作品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深刻。社会的波澜壮阔是时间中的点，而唯有那些饮食男女的平凡悲欢，才是生命的原生态。就在这短暂的人生之程中。也处处是荒凉。构成人的世界的是人。而就是对于同类，她表现出了清醒的认识。她说，“人是脏的，”人世间没有爱，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爱在寸寸的磨损中毁灭了，这世上的情感哪样不是千疮百孔。在她的作品《花凋》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个悲剧女性形象。川嫦是常中最好的女子。本应受到家中特殊的关爱，然而。她的父亲是个封建遗老。因为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年起，就一直不再长岁数，是酒精缸中泡着的孩尸。但仍忙于醇酒，美妇。鸦片；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女人。生了一堆孩子。在无爱无钱的家中过着琐屑的日子。姐妹们明争暗斗，你枪我夺。川嫦中学毕业。渴望再读书，但父母不愿把钱花在她的学费上，而这样家庭的女子，不能当店员。不能当女打字员，于是只能做“女结婚员”。但刚爱上。又得了病。父亲不肯出医药费。因为这年头馓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无法养活，而生病了的女儿还得一天两个苹果。父爱，母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份似乎本是唾手可得的爱情，一个个弃之而去，在这个没有爱的人生间，花季少女郑川嫦无声无息的死去。然而，这郑家的男男女女，又分明都是杀手，在他们的挤压中，川嫦死去了，在冷酷的感情，死去了。

四﹑结语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 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鄙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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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