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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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实现退役军人事务管理体制和机构的整合，这既是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相关经验以及借鉴其他国家成功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退役军人权益保障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1949年以来退役军人事务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的历史变迁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以后，即在总结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着手建立退役军人事务管理体制和机构。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成立，负责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优待抚恤，退伍安置，烈士褒扬追悼，烈士传记编纂和事迹遗物的搜集保管，烈士纪念物的兴建管理保护，优军优抚事项。1950年6月3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与政务院共同组成“中央复员委员会”，领导并进行全国复员工作。“中央复员委员会”统一处理复员人数、时间、回家生产补助费、地方欢迎安置等项问题，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各级地方政权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1951年12月为统一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军专业建设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业建设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2年回鄉转业建设人员处理办法的决定》规定，各级政权都要设置转业建设委员会并明确规定了各级转业建设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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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1954年宪法颁布生效后，中央级军政机关的组织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作为新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于1957年11月23日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撤销“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其工作分别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和国务院内务部负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队复员转业机制受到冲击和破坏，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制度一度被取消。1972年国务院决定由国家计委劳动局负责退职退休和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1975年1月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后，批准成立了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1975年6月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作为办事机构的“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计委劳动局、国务院政工小组等部门委派的人员组成。
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设立民政部，负责优抚、复退安置工作。1979年11月全国人事局长会议明确人事部门负责军队转业干部的接收安置工作。1980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民政部政府机关人事局和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合并成立国家人事局，负责军转安置工作。1981年2月国务院退伍军人和军队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民政部。1982年5月国务院设立“劳动人事部”，加挂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198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军队离休干部移交地方管理问题的通知》，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军队离休干部移交地方后由民政部门管理”。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人事部”，加挂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同时确定由民政部负责优抚安置、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工作。1991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设立“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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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民政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加挂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
通过对退役军人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的历史变迁过程的梳理不难发现，军政分割、多头管理、资源分散是长期形成的退役军人管理体制的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和资源相对短缺的时空条件下，这种体制可能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是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现出弊端。
二、原有“多龙治水”管理机制和机构设置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进行整合改革
“多龙治水”的管理体制虽然可以通过分散困难、分摊管理成本的办法适应资源短缺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最不利结果，但也存在诸多弊端。
首先，破坏了共产党领导下单一制国家结构的退役军人管理制度应有的一致性。例如，改革前退役军人管理保障由军地多个部门负责。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军职(含以上退休干部的服务和管理，中组部负责师职转业干部的安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正团职(含以下转业干部的安置。民政部负责的事务最多，包括正师及以下退休干部、退役士兵、复员干部、伤病残军人的接收安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无军籍职工的服务管理;伤残军人、烈属、牺牲病故军人家属、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役人员、参加核试验退役人员等诸多群体在内的抚恤优待工作，以及管理大量的优抚安置服务机构，如优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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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院、烈士陵园、军队退休干部休养所、军用饮食供应站等。
这种按照身份归口不同部门的管理模式，事实上造成各类退役军人待遇的较大差异，极易导致不同退役军人在退役后政治社会地位的反差，导致部分退役军人心理严重不平衡，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客观上，由于不同部门职能不同，掌握的资源不同，带来弱势部门与强势部门负责的对象保障水平差距大的问题。
其次，极易导致规则本位化，破坏制度信用和法律平等。退役军人数量众多，分布地区也差异巨大。有关部门在研究出台政策时极易从本位出发，对自己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