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中国审美文化史》

《世说新语》

《美的历程》

《美学散步》

《魏晋风度解读》

中国审美文化史论文 魏晋风度

一概论

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习惯，而审美，简单地来说就是人们对美的看法和观点。

　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具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痛苦的时代背景中,敏感而清醒的文人们,开始寻找自我人格的重新建构,以或狂诞,或放逸,或超脱的形式,来体现其个体的生命意识和人格魅力，称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中国审美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

二历史背景

谈到魏晋风度,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汉末以来,战乱不已,先是董卓之乱,然后是三国鼎立,魏晋易代,八王之乱,永嘉南渡,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辗转四方,寻求栖身之所,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越来越僵化的礼教,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三魏晋风度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时期，像魏晋那样，突然涌现那么多独立特行，放荡不羁，狂妄任诞之士。他们喝酒、长啸、裸形、做青白眼、把那个残酷惨烈的魏晋时代渲染成血色的华丽。

那是个酒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烦忧，于是有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了刘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与猪共饮，王羲之与友人的曲水流觞……美酒成了众多士人放荡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个率性狂妄的时代。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常常一个人驾着牛车驮着酒，漫无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车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后放声嚎啕痛哭。看到当年鏖战的英雄已随风烟而逝，英雄已矣，小人当道，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长叹传遍了魏晋大地。他无视社会规范，母亲去世了，他却照常喝酒、吃肉。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向母亲的棺柩告别。然而——穷矣！只叫了一声，顿时吐出血来，猛然倒地，变得像个病人。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母亲去世后，面对许多来吊唁的人，阮籍只是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形容枯槁，既不还礼，也不哭拜，来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而刘伶也不亚于阮籍，他经常抬棺狂饮，在屋中身上一丝不挂，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那是个归真自然的时代。是老庄思想让他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们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他们不受世俗约束，放浪形骸，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那是个友情的时代。所有人来吊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备了酒、 挟着琴来到灵堂。阮籍终于青眼相对，他们成为了终身的朋友。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后来山涛推荐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他立即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给山涛。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嵇康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那是个音韵的时代。一曲绝世《广陵散》，何等唯美，凄美。嵇康的临刑抚琴，泰然冷笑，一曲终了，慨然就死，阮籍长啸，他作的《大人先生传》广为流传。那是个矛盾逃避的时代。独立特行的嵇康，被晋文帝杀害；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去首都洛阳，晋文帝还挑衅说：“你不是想隐居山林吗，干嘛还来这里？”向秀不得不回答：“像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不能理解尧帝的圣贤，不值得羡慕。”通过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取悦屠夫皇帝，保得一命。这是非常可悲的。那是个美男如玉的年代。这魏晋时期的人爱美，这和这个特定时代的战乱、动荡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战事频繁的年代里，今天人头还在脖子上，明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及时享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感官、外化的美成为了大众审美的标准。而据说魏晋时期的男性审美呈现出阴柔倾向是和当时人的另一风尚紧密相关，那就是服药。当时很多人都服食一种叫五石散毒性很强的药物，这种毒性可以让人的皮肤变嫩，但是皮肤变嫩以后，问题也随之而来。紧身的服装就不能穿了，否则皮肤会磨破，于是大家纷纷改穿宽大的衣服。鞋子也开始改穿木屐，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更可怕的是，因为皮肤嫩得不能洗澡，当时的人大都满身长虱子，虱多不痒成为一种时尚。两人在说话，其中一人伸手到衣服里抓出了一个虱子，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可见服药带来了社会审美的巨大变动，阴柔美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审美。按《晋书》记载，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按《世说新语 容止》他“ 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 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 可见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付男子汉气派。与当时的一些男人多有涂脂抹粉地化装，靠药物换来的美相比，嵇康的英俊是出自然。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风姿可窥一斑。 他死了多年后，他的儿子嵇绍始到首都洛阳，有人对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回答：“君复未见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风度仪态。那还是个让妇女追求自由展现自我的时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魏晋时候的女子象男子一样，访亲问友，四处交游，夜里还打着火把，在街市上行走。或半夜回家，或夜不归宿，或游耍佛寺，或观赏渔猎。登山邻水，离乡远行。更有豪放的女子，路边饮酌，弹唱歌舞，毫不羞涩。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 而丑陋的左思看到人家这番待遇，也“东施效颦”，谁知这群姑娘“齐共乱唾”，扔石头，石头倒也满载而归。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我说魏晋人虽然疯狂，但是他们活得很真实。他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用鲜血写完了魏晋风度，留给后人无限的崇景。

四后记

魏晋两百年,战乱纷繁,严重的社会动荡,造成时人的生死无常、得失骤变。时代的苦痛酿造出心灵的痛苦,人生与人心同受煎熬。心理焦虑需要消释,人格冲突需要化解,个体企盼着从社会与心灵的双重苦难中解脱出来,从正始到刘宋,从阮籍到陶渊明,他们都试图在玄学的形而上的空间重建逍遥之游《, 庄子》的理想人格对魏晋风度起了很重要的影响。庄子主张“无待”、“心斋”、“坐忘”,以虚静作为把握人生本质的功夫,并以此为人生的本质,他在《庄子·天道》中写道:“夫虚静恬淡,寂静无为者,万物之本也。”然而要达到这种虚静忘我的境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竹林七贤中,阮籍特好“老”“, 庄”,他追求的那种“大人先生”的至人境界,形象虽然非常光鲜,飘逸,但却遥不可及,在他那里只能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到了中朝以后,名士贵玄清淡,“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 把玄思寄托于山水,让山水承载着玄思。在山水与玄思的交融中,前代诗人名士的沉重与深邃被淡化了。然而他们以“我”来看待山水,以“我”来游戏于世俗,这种物与我的界限还是很明显的。到了陶渊明,这位躬耕南山的五柳先生,塑造了一个超然于世的南山人格,将对生命的内在追求外化为生存方式或生命行为。其实,无论是竹林的狂放,东晋名士的豁达还是陶渊明的自然虚静,他们求的是人生的一个大自在,一种不滞于物的轻安。从庄学而化的玄学中,能否让人们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和自在,魏晋名士做了一个很好的试验。

纵观中国的文化史,其实是一部人类精神的探索史,一部人类生死取向的探索史。如何活着才更有意义? 在魏晋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魏晋的士人们用或静、或躁、或狂、或放等形式,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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