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发布时间:2023-05-27 22:05:47


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摘要]汉唐时期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发展的起步阶段,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诸国辐辏的朝贡体系,尽管此期中国对南海诸国的印象有虚有实,还不清晰,但双方的贸易、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和文化多元的生活圈,奠定了后世双方关系的基础。

[关键词]汉唐时期;中国;南海诸国

长期以来,多数史家皆认为,自宋代(9601279始,中国的海外贸易及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后,海上交通呈现出新的高峰。但指南针尚未普遍应用于航海之前,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学界对此有很多断代的认识,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宋代以前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作一梳理。

本文研究的时限是汉唐时期,即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其间共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隋、唐十一朝。以汉代为上限是因为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中国与南海的关系才走上历史前台,秦朝在统一岭南三年之后即灭亡,因此,与南海诸国实质性的交往自汉代始。

本文所说南海诸国以分布于今日南海周边的东南亚早期国家为主,以经由南海而来与中国互动交流的印度洋国家亦略有涉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今日越南北部一带在汉唐时期属于中国的郡县,不在南海诸国之列。

有关汉唐时期南海诸国的史料:以正史为中心

中国历代正史共有二十四史,其中记载唐代及唐代以前历史且涉及南海诸国的共有十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

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传统上称为《夷蛮传》,专门记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周边国家和民族。司马迁《史记》编有《匈奴列传》,开创了正史记载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先例。其后,班固《汉书》仿司马迁编撰了《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其中《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保留了珍贵的南海航程纪录,为南海诸国早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

范哗《后汉书》继承《汉书》的体例,有关四夷的传记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其中《南蛮西南夷列传》编撰了《南蛮传》,使得《后汉书》成为第一部列有《南蛮传》的正史。

陈寿《三国志》虽未专列《四夷传》,但在《三国志·魏书》中仍列有乌丸、鲜卑、东夷诸国传,只可惜限于义例,没有在《三国志·吴书》中编撰南蛮诸国

的专传。及至沈约修《宋书》,专设《夷蛮传》记载四方蛮夷。此后《南蛮传》成为正史列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陈书》例外,历代《南蛮传》所列国家数目有增有减,内容多记各国风土人情。《宋书》记载的南海诸国有林邑、扶南、诃罗陁、诃罗单、婴皇、媻达、阁婆达等国。《宋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文献,如南海诸国的朝贡表文(相当于国书、刘宋皇帝的回应诏书。更特别的是,《宋书》还记载了许多佛教史料,存录有《白黑论》全文、僧侣小传。

《南齐书·东南夷传》与《晋书·四夷·南蛮传》都仅记林邑、扶南两国史事,但内容上不尽相同,具有互补性。

《梁书·诸夷传》有海南诸传,后《南史》有关南海诸国史事多因之,记载有林邑、扶南、盤盤、丹丹、干陁利、狼牙惰、婆利国、中天竺、师子国等国。各类记载,资料丰富,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梁朝与南海诸国朝贡贸易的历史图像。

《陈书》虽无《南蛮传》,但在本纪和列传中保存了关于南海诸国的不少史料。《南史》有《夷貊传》,主要是综合《宋史》《南齐书》《梁书》等书之《南蛮传》,史料价值不大。

《隋书·南蛮传》关于南海诸国的史料尤其值得关注。隋炀帝派刘方讨伐林邑、遣常骏出使赤土、真腊崛起、婆利入贡等重要史事,《隋书·南蛮传》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真腊是首次出现于中国正史。真腊的前身是扶南,汉唐时期的正史从侧面记录了这个王朝近七百年的历史。

最后是《旧唐书·南蛮传》与《新唐书·南蛮传》,两书所记载的南海诸国不尽相同,合计有林邑(环王、婆利、盤盤、扶南、真腊、陀洹国、河陵、堕和罗、堕婆登国、瞻博、室利佛逝、名蔑、单单、骠等国。唐代,南海诸国不仅纷纷前来朝贡;还有很多国家前来互市贸易,特别是骠国远道前来献乐,别具文化交流意义,这些史料在两唐书中都有比较详实的记载。

由于古代南海诸国缺乏文字史料,中国正史记载年代清楚,且具有连贯性,是研究南海诸国,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从中心到边缘:汉唐时期诸国辐辏的朝贡体系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过: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属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发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布罗代尔所说的就是周边民族及国家与中国的附属性朝贡体系。

朝贡一词首见于《汉书》记载西域诸国时所用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后汉书》中已多次使用,到了唐代,朝贡已频频见于各种典籍,后来的历代正史中,朝贡几乎成了中外官方交往的同义词。基于华夏文化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的理念,中国古代的君臣往往将一切对外关系描述成来朝来贡的臣属关系。



按亲疏程度,朝贡可分为实质性的朝贡关系(多有册封文书及书面规定、礼仪性的朝贡关系和名义性的朝贡关系。南海诸国多半属于名义性的朝贡或礼仪性的朝贡。

古代中国以天朝自居,将四周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和国外的藩属皆视为蛮夷之邦,从而构成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民族文化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南海诸国被列为南蛮之一,与东夷、北狄、西戎一起环拱中国,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建立彼此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将华夏文化远播于周边少数民族及国家,形成由近及远诸国辐辏的局面。

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基本维持和平共处的格局,在与南海诸国的交往中,对与中国保持实质性或礼仪性朝贡关系的国家,只要他们不公开藐视中国,按既定制度称臣纳贡,或者不朝贡也无妨,中国一般不干涉其内政;对与中国保持名义性朝贡关系的国家,各国是否朝贡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

中国能与南海诸国维持和平局面,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密切相关,德治思想应用与外交就成了怀柔远人的政策。孔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又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对待异民族理想的方式是通过道德感化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来朝贡。在古代中国,四夷来朝被看成是德之远播与感化的结果,也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际为中国著名的鼎盛时期,来朝贡者多也

虚与实:汉唐时期对南海诸国的地理印象

由于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发展缓慢,加之保存的文献资料有限,中国对南海诸国地理的认识多介于虚拟想象历史真实之间。

诚然,古代南海是我国海上交通的重要区域,但历史上的南海诸国所指的范围并不固定,而是在不断变动的。其范围的核心指向是南海海域,但其交流的对象包括所有经南海而来的国家,主要是今东南亚地区的早期王国,有时也包括印度洋沿岸国家。

依距离的远近,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呈现出亲疏不同的等级。首先,中南半岛沿岸国家如林邑、扶南(后来的真腊及其属国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其次,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一带的古国与中国有着颇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再次,印度洋沿岸国家,如天竺、师子国(斯里兰卡僧侣、商人,甚至大秦(伊朗大食(阿拉伯商人与中国间断性的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时期,在南海的东部海域,从菲律宾群岛到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尚未成为中国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这说明,此时这一区域的原始部落尚未兴起强大的国家,无法与中国发展实质性的贸易,更无法进行官方的交流,因而未被纳入朝贡体系国家,中国典籍也未很少加以记载。

从中国一方来说,汉唐时期,中国各代王朝很少派遣使者出使南海诸国,

许因为航海技术的局限,无法适应恶劣的海上天气,直到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航海地记、笔记,西南海东南海等词汇才逐渐出现,以后又衍生出东洋西洋等区划,对南海东部流域的吕宋、苏禄等古老部落邦国的记录才渐增多,认识也从虚拟想象逐渐地真实化。

中国王朝对南海诸国认识不够积极既有国策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从国策来说,汉唐时期,中国历代王朝的外患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来自海上的威胁尚未像明清时期那样紧迫,所以多重陆轻海重北轻南,对南方不像对北方那样刻意经营。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交趾(越南北部纳入中国版图,其间交趾所指范围虽时有变化,但中国南方的领土范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直到五代十国,交趾(安南走向独立,南方领土才有实质意义的改变。从文化上说,由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衍生的怀柔远人的政策,希冀的是四夷来朝的局面,所以在南海诸国对中国王朝不构成任何威胁,且又主动亲近中国王朝的形势下,中国王朝多是通过自身强大的经济文化磁力吸引南海诸国朝贡于中国,而不是主动出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修文德以来之

厚往薄来互利互惠:汉唐时期与南海诸国的海上贸易

在唐代以前,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厚往薄来随着朝贡国家的增多,逐渐向互利互惠发展。朝贡制度包括朝贡国一称臣纳贡和宗主国册封赏赐,是以宗主国为主体的双向交往制度,如果没有利益上的互惠互利,朝贡制度是很以维系的。

在贡封双方的交往中,各自的利益点并不完全相同。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即认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对于蛮夷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的物质价值。当然,汉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可以说是同期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因此,也不乏专为慕名慕义而来的远人,如南海周边的越南以及东海周边的朝鲜、日本,但更多的却是为慕利而来。的幌子下,朝贡国的真实动机多是追求物质利益,此点,中国王朝也是心知肚明。《文献通考》就清楚地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

既然如此,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在对外交往中固守朝贡制度呢?原因有二:一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现实利益来说,通过封赏和朝贡贸易,朝贡国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不仅得到朝贡国对自己宗主地位的承认,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边境少数民族和邻国建立稳定的朝贡关系,中国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从而达到守在四夷的政治目的,这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利益所在。

当然,整个汉唐时期,在不同的阶段,双方的利益点也在不断地变化。唐代以前,南海诸国进献的贡物对中国王朝的财政基本无足轻重,但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管理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唐朝在广州专门设立了市舶机构,专司抽税,除进贡给皇室的用品

外,其余各类用品都要纳税,数量相当可观。同时,随着南海诸国文明的进步,他们也不再单纯地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同样注重科学文化的吸收,正如严中平所言,在亚洲,中国便成为友邻后进国家仰慕学习的对象,他们在政治上乐于自居中国藩属地位,以便在经济上取得中国的物质利益和科学文化上向中国学习所以,到唐朝中后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已经从早期厚往薄来的模式发展到了互利互惠的新模式。

从文化影响来说,中国历来崇尚节俭,强调重义轻利,不鼓励大量进口奢侈品。汉唐时期,中国本身物产丰富,南海诸国的出口商品,如宝石、香料等,对中国来说基本属于奢侈品,所以,历代君王都不主张大规模进口,而朝贡制度一方面可以维系双方的贸易,另一方面刚好可以限制双方的贸易。到明清时期,贡体系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从而成为中国不能从内部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多元文化生活圈:汉唐时期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

由于中华文化主张内省,汉唐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对文化传播并不积极主动,而是修文德以来之,因此,中华文化多以间接的方式传播于世界各地。唐朝规定:蕃客入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通过履行朝贡礼仪、遣使册封、颁正朔、赐历书等形式,中华礼乐文明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国家和民族。当然,文化具有极强的民族性,一个民族是否接受另一个民族文化的感染甚至同化取决于前者对后者的认同程度。十世纪末,高丽王国的一位大臣曾建议本国朝廷: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习俗,各随土性,似难尽变。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使奢俭得中,不必苟同。此话虽说的是古代朝鲜对待中华文化的看法,但其他周边国家,如日本、琉球以及本文所涉及的越南也基本持相似的态度。这反映了越南等周边国家对中华文化是有选择的吸收,是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在东亚(包括南海诸国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多元文化生活圈

这种多元性的文化生活圈首先体现在宗教文化交流方面。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间的文化互动最为盛行的是佛教的传播和交流。在此时期的中国典籍中,除了记载了为数众多的佛教国家之外,还保存了非常丰富的佛教史料。方透过商人、僧侣、使臣的往来,在南海及其周边交织成了各族文化交流的网络,其意义非同凡想。

其次,这种多元性也体现在艺术文化的交流方面。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在音乐、舞蹈等方面有着长期的相互影响,其中可以骠国献乐为代表。骠国是今日缅甸北部的一个古老王国。《旧唐书·骠国传》载:

(骠国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北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

贞元为唐德宗年号,贞元十八年即公元802年。这次献乐不仅规模庞大,

而且内容相当丰富。从乐曲来说,《旧唐书》记载的是十曲,《新唐书》则载有十二曲,并有详细的曲名,当为十二曲;从乐器来说,有工器二十有二;其他还有很多表演服饰和舞姿。这次献乐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对当时中国的乐坛、舞坛产业了一定的影响,很多文人对此有专门记载,如唐次《骠国献乐颂》

实际上,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其他艺术文化交流,在中国正统典籍的记载中都是最为薄弱的,古人记录的重点都是以朝贡关系为主,这说明,双方实际的艺术文化交流会比我们从史料中所见的广泛深刻得多。总之,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无论是当时人的体验,还是我们今天的认识,总体上是模糊的,有虚有实,但基本轮廓是可以明确的,即在政治上讲求和平共处、经济上讲求互利互惠、文化上讲求多元发展。以史为鉴,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模式或许对今天中国与东盟国家一体化不无借鉴意义。

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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