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发布时间:2023-05-27 22:05:47
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摘要]汉唐时期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发展的起步阶段,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诸国辐辏”的朝贡体系,尽管此期中国对南海诸国的印象有虚有实,还不清晰,但双方的贸易、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和文化多元的“生活圈”,奠定了后世双方关系的基础。
[关键词]汉唐时期;中国;南海诸国
长期以来,多数史家皆认为,自宋代(960~1279始,中国的海外贸易及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后,海上交通呈现出新的高峰。但指南针尚未普遍应用于航海之前,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学界对此有很多断代的认识,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宋代以前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作一梳理。
本文研究的时限是汉唐时期,即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其间共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隋、唐十一朝。以汉代为上限是因为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中国与南海的关系才走上历史前台,秦朝在统一岭南三年之后即灭亡,因此,与南海诸国实质性的交往自汉代始。
本文所说“南海诸国”,以分布于今日南海周边的东南亚早期国家为主,以经由南海而来与中国互动交流的印度洋国家亦略有涉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今日越南北部一带在汉唐时期属于中国的郡县,不在“南海诸国”之列。
有关汉唐时期南海诸国的史料:以正史为中心
中国历代正史共有二十四史,其中记载唐代及唐代以前历史且涉及南海诸国的共有十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
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传统上称为《夷蛮传》,专门记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周边国家和民族。司马迁《史记》编有《匈奴列传》,开创了正史记载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先例。其后,班固《汉书》仿司马迁编撰了《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其中《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保留了珍贵的南海航程纪录,为南海诸国早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
范哗《后汉书》继承《汉书》的体例,有关四夷的传记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其中《南蛮西南夷列传》编撰了《南蛮传》,使得《后汉书》成为第一部列有《南蛮传》的正史。
陈寿《三国志》虽未专列《四夷传》,但在《三国志·魏书》中仍列有乌丸、鲜卑、东夷诸国传,只可惜限于义例,没有在《三国志·吴书》中编撰南蛮诸国
的专传。及至沈约修《宋书》,专设《夷蛮传》记载四方蛮夷。此后《南蛮传》成为正史列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陈书》例外,历代《南蛮传》所列国家数目有增有减,内容多记各国风土人情。《宋书》记载的南海诸国有林邑、扶南、诃罗陁、诃罗单、婴皇、媻达、阁婆达等国。《宋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文献,如南海诸国的朝贡表文(相当于国书、刘宋皇帝的回应诏书。更特别的是,《宋书》还记载了许多佛教史料,存录有《白黑论》全文、僧侣小传。
《南齐书·东南夷传》与《晋书·四夷·南蛮传》都仅记林邑、扶南两国史事,但内容上不尽相同,具有互补性。
《梁书·诸夷传》有海南诸传,后《南史》有关南海诸国史事多因之,记载有林邑、扶南、盤盤、丹丹、干陁利、狼牙惰、婆利国、中天竺、师子国等国。各类记载,资料丰富,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梁朝与南海诸国朝贡贸易的历史图像。
《陈书》虽无《南蛮传》,但在本纪和列传中保存了关于南海诸国的不少史料。《南史》有《夷貊传》,主要是综合《宋史》《南齐书》《梁书》等书之《南蛮传》,史料价值不大。
《隋书·南蛮传》关于南海诸国的史料尤其值得关注。隋炀帝派刘方讨伐林邑、遣常骏出使赤土、真腊崛起、婆利入贡等重要史事,《隋书·南蛮传》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真腊”是首次出现于中国正史。真腊的前身是扶南,汉唐时期的正史从侧面记录了这个王朝近七百年的历史。
最后是《旧唐书·南蛮传》与《新唐书·南蛮传》,两书所记载的南海诸国不尽相同,合计有林邑(环王、婆利、盤盤、扶南、真腊、陀洹国、河陵、堕和罗、堕婆登国、瞻博、室利佛逝、名蔑、单单、骠等国。唐代,南海诸国不仅纷纷前来朝贡;还有很多国家前来互市贸易,特别是骠国远道前来献乐,别具文化交流意义,这些史料在两唐书中都有比较详实的记载。
由于古代南海诸国缺乏文字史料,中国正史记载年代清楚,且具有连贯性,是研究南海诸国,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从中心到边缘:汉唐时期“诸国辐辏”的朝贡体系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过:“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属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发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布罗代尔所说的就是周边民族及国家与中国的附属性朝贡体系。
“朝贡”一词首见于《汉书》记载西域诸国时所用“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后汉书》中已多次使用,到了唐代,“朝贡”已频频见于各种典籍,后来的历代正史中,“朝贡”几乎成了中外官方交往的同义词。基于华夏文化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的理念,中国古代的君臣往往将一切对外关系描述成“来朝”、“来贡”的臣属关系。
按亲疏程度,朝贡可分为实质性的朝贡关系(多有册封文书及书面规定、礼仪性的朝贡关系和名义性的朝贡关系。南海诸国多半属于名义性的朝贡或礼仪性的朝贡。
古代中国以天朝自居,将四周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和国外的藩属皆视为蛮夷之邦,从而构成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民族文化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南海诸国被列为南蛮之一,与东夷、北狄、西戎一起环拱中国,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建立彼此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将华夏文化远播于周边少数民族及国家,形成“由近及远”、“诸国辐辏”的局面。
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基本维持和平共处的格局,在与南海诸国的交往中,对与中国保持实质性或礼仪性朝贡关系的国家,只要他们不公开藐视中国,按既定制度称臣纳贡,或者不朝贡也无妨,中国一般不干涉其内政;对与中国保持名义性朝贡关系的国家,各国是否朝贡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
中国能与南海诸国维持和平局面,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密切相关,德治思想应用与外交就成了怀柔远人的政策。孔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又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对待异民族理想的方式是通过道德感化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来朝贡。在古代中国,“四夷来朝”被看成是德之远播与感化的结果,也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际为中国著名的鼎盛时期,“来朝贡者多也”。
虚与实:汉唐时期对南海诸国的地理印象
由于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发展缓慢,加之保存的文献资料有限,中国对南海诸国地理的认识多介于“虚拟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