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 William Osler’s Philosophyon Life and Medicine

威廉 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加拿大医学家、教育家。1849年7月12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邦德海德镇，1919 年12月29 日卒于英国牛津大学。1872年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873年赴伦敦大学生理实验室进修。先后任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生理学讲师、内科教授，并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内科学教授。1884年任费城临床医学会主席，1890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11年获颁男爵爵位。

他改革了临床医学教育，著有《临床内科原理》。此书是内科标准教科书，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他是《内科学季刊》的创办人之一，主要著作还有《近代医学之进展》。他还收藏有大量古代医学书籍，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奥斯勒图书馆。

奥斯勒医师是二十世纪医学领域的大师，开创了现代医学新观念与新里程，是现代医学教育的始祖、临床医学的泰斗，尤其强调医学的人文与教养。时至今日，他仍是医界的典范。　

第一章 青葱岁月

1849年，威廉 奥斯勒(Sir William Osler, 1849-1919)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是这个有着9个孩子的家中最小的儿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士。威廉的成绩和体育都非常出众，但15岁时，他由于辱骂老师、搞恶作剧等原因被学校开除了。他的父母对此非常无奈，其时又正逢他所参加的星期日教会学校轮到他在仪式上念祷词。站在祭坛上面对济济一堂的教众，他大脑一片空白，将背好的台词全都忘记了。他的父亲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写道，“他（威廉）显然是个不算优秀但也不太糟的男孩”。童年时期，父母为了他没少操心，却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教育。身为教区教师的母亲，用耐心爱心和言传身教慢慢感化了威廉，随着年龄的增长，威廉渐渐褪去了青涩、淘气的外衣，变成了一个行为举止端正的好孩子。在威廉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他精神上的健康成长，人文思想最初的萌芽，就是从母亲宽厚温柔的教育中获得的。

被开除后，威廉转人三一学院中学就读，这所学校非常注重古典文学的教育。威廉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校长暨创建人约翰生牧师与主教任命的内科主任詹姆斯?包维尔医师，他们对年轻的奥斯勒影响至深。威廉是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但他并不是个只会看书的学生。他参与各种体育运动，和同学打成一片。在这里威廉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1867年，威廉听从父亲的旨意，进入多伦多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Toronto)，主修神学。不久他觉得呆板严肃的神学并不适合自己，于是在启蒙老师的影响下，1868年，他转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Toronto Medical School)就读，并且在1869年的2月，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一篇文章《圣诞节与显微镜》。从此，他步入了医学的神圣殿堂，并且终其一生著书立说，笔耕不辍。

1870年，为了追求更好的学习条件，他转入麦吉尔大学医学院(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Quebec)。来到新鲜的环境，奥斯勒却无法适应。他对未来和前程产生了怀疑。繁重的学业让他怀疑自己无法通过期末考试；不知道自己未来该做什么，会在什么地方，能否创立自己的基业，更不知道明天该怎么生活。迷惘之中，他随手翻阅了老师推荐的哲学家汤玛士·卡莱里(Thomas Carlyle)的一本启蒙读物，在漫不经心的阅读中，有一句话点亮了他内心的火焰，成为了他后来出类拔萃的奠基石：“首要之务，不是着眼于既不可追又不可及的过去与未来，而是做好清清楚楚摆在手边的事情。(Our main business is not to see what lies dimly at a distance ,but to do what lies clearly at hand.)”奥斯勒突然意识到，人不应当活在昨日的错误与失意中，也不需要担忧明天可能带来的不安与恐惧，而应该使出自己全部的心力来承担今日。昨日的负担如果再加上明天的，只会使今日更加举步维艰。抛开了心理的负担，奥斯勒一心投入到了学习中，于1872年获得医学学位。毕业后他前往欧洲游学，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的一些当时最负盛名的研究所进修生理、病理、外科、神经学皮肤学及大内科；但他在John Burdon-Sanderson (1828-1906)的病理学实验室呆了最久，这个实验室致力于在医学生教育中强调“基于实验的生理学（experimental physiology）”的地位。这在奥斯勒后来的医学教育体系中起着很重要的影响，他也鼓励医学生通过实验数据来确诊疾病。

1874年，威廉返回加拿大，在麦吉尔医学院研究生院任讲师一职。一年后，他升任医学院教授，主要教授生理学和病理学课程。当时的威廉有一个绰号，叫做“娃娃教授(baby professor)”。因为即使拥有这么丰富的学习经历并且专业知识如此丰富，他的年龄还是比大部分的学生要轻。在麦吉尔医学院就职期间他工作的投入程度和激情令人赞叹。10年间他进行了超过1000具尸体解剖，还常常为了一些特别的案子独自跑到外地进行尸检。此外，他还创办了第一个正式的期刊俱乐部，宗旨是“购买与传布医学期刊给那些订阅不起的读者。”

这早年的基础医学的从教经历，让威廉对医学教育产生了最初的兴趣并初步建立了他对医学教育的观点。他感受到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所存在的一条鸿沟，并且在日后的教学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完善医学教学体系，而这正是他为后世留下的最巨大的贡献。

检视奥斯勒成长的过程，父母的耐心教育功不可没。奥斯勒家的9个兄弟姐妹各个都成就斐然，验证了家教的巨大成功。在奥斯勒日后的医学教育工作中，他强调教师应当以自己为模范来教导学生，在教学中他体现出的巨大的耐心和极大的教学才华，毋庸置疑是拜青年时代母亲的言传身教所赐。

1879年，是威廉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蒙特娄总医院(Montreal General Hospital)，他开始从事临床医学的教育。他的教学风格一向大胆先进，他首创了“病床边（bedside）”的教学观念，要求学生离开课堂和课本，到病人身边来，通过和病人交谈、观察病人体征来学习医学。他曾说“跟病人说话吧，病人的语言就揭示了诊断”。他认为没有从病人身上的观察，而只看书学习，就像“学习航海却从未出海航行”；而没有书本做导读来学习病人的临床症状，就好像“没有航海图在茫茫大海上漂流”，都是不适合医学这门学科的。

他的出色表现与当时北美的教学体系迥异，从而引起了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医学院（美国第一家医学院）的注意，1884年当故地重游欧洲时，他接受了该校的聘任成为临床医学系的主任（作为极少数的非“宾州大学体系”的教授），从此展开了他为期二十一年的美国生活。在费城，他的天空更加广阔，他大力推广“病床边”教学，并且设立实验室，鼓励学生自己走进实验室检测病人的痰液、体液、排泄物，从病理学上诊断病人的疾病，这是他的同时代人闻所未闻的教育方法。他同时还热心的参与社区活动，为学术界和一般社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可以说是现在“医疗服务进社区”的鼻祖。他在宾大的短暂经历充分反映了他和一般医生或者一般的教授不同之处。他从不因循守旧，他的改革也不是改良式的，而是大刀阔斧的从制度上进行变革。他在宾州大学有着良好的基础，但为了传播自己的医学教学理念，为了建立有着欧洲传统的新式医学教育体系——完美的实验室和组织良好的医学团队，他淡泊以对低位和权力，毅然离开宾州大学前往巴尔的摩。

奥斯勒对学生的教育决不仅限于医学本身，从他离开宾州大学所发表的演说《宁静》(Aequanimitas)就可看出。离别时的演讲，他不谈科学不谈研究，整篇演讲以丰富的典故和优美的词藻论述了一个主题：“培养沉稳与宁静，以善处成功与挫折。”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在日后行医的过程中，“要守住一片纯良的宁静”、“对我们的这些同胞（病者），一定要待之以无比的耐心，持之以恒久的悲心”。那时候的奥斯勒在美国享有盛誉，他却不以之为傲，谆谆教诲学生对病人要怀有大慈悲心，正是将古罗马人睿智的格言——“宁静”——演绎到了极致。他拥有名望和金钱，但他心中洋溢着的却是医学教育的大版图。他身上的浓厚的人文气息令人肃然起敬。相比之下，今天我们的医师队伍中的许多人面对前辈都应当感到汗颜。

188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Baltimore）筹备成立医学院，威廉?奥斯勒毫无争议的获聘为附属医院主任和医学院教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几年是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光，短短几年间，他就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发展为医学教育的殿堂，并且将世界的医学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他建立了美国今天的医学教育制度，开创了世界医学的新纪元。他深信医学院的学生必须首先具备一般大学的毕业资格，除了要求学生拥有生物、物理和化学的基本知识外，他并不限制他们的专业。相反，结合自己的经历（他被称为“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鼓励学生接受通识人文教育的熏陶。他说“我们要的则是另外一种学生，是那种心怀理想、眼界开阔，于历史渊源做过深入涉猎，能够洞察生命底蕴的人”。其实，我觉得奥斯勒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行走在尘世间却一尘不染；他超负荷的工作，热情却不被每天的劳尘所闷熄；他名噪一时，却仍恬淡自适、沉稳宁静。每天的工作过后，无论几点，他都要坚持读至少15分钟的书，一生读了1900多本书，藏书8000余册。他堪称所有医学生甚至是所有人的楷模。在奥斯勒的制度中，学习的第三年，所有的学生都要进入病房进行“病床边”的训练，他们要记录病史、查体和进行实验室检测。他同时引用了德国的住院医师制度和英国的实习生制度，要求所有的医师都要先经过7-8年的全职住院医师轮转培训。住院医师被要求全天住在医院之中，除了休息就是待在病房，事无巨细、全方位的监护病人。他们过着严格的近乎修道士的生活，而这在严格治学的威廉看来，正是“无敌的、彻底的医学考试”。唯有经历过这样的磨练，才能成就对得起病人的合格的医生。想到去年上海市出台了医学毕业生3年轮转制度引起的轩然大波，先辈们心无旁骛一心治学，充满了对病人的责任感和爱，值得我们所有人好好思索一番。

在教学之外，奥斯勒医师还勤恳的著书立说。他刚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实验室和诊所还在建立当中，医学院还没有开始招生，他利用空余的时间，编写了《医学原则与实务》（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1892年此书出版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医学院教科书。在英语社会中，奥斯勒医师一下子声名远播。与一般的教科书不同，这本书不仅学术性强、知识面广泛，而且语言风格明快风趣。这本书经历了多次的再版和翻译，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教科书。这本书还有一个奥斯勒始料未及的美好故事。1897年，一位名叫Frederick T. Gates (1853-1929)的慈善家、商人读到了这本书，书中散发的哲学、人文和医学的大智慧让他印象深刻。而其时Frederick正受雇于John D. Rockefeller，为他的慈善事业提供咨询业务。Frederick因此极力建议洛克菲勒投资医学事业，并最终促成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中心(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New York)”的成立。该研究院的分支后来出资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所引进的是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办学经验。时至今日协和医学院仍是中国乃至亚洲最优秀的医学院。威廉?奥斯勒的精神和思想就这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流传了下来。

同年，奥斯勒和葛莉丝?林季（Grace Linzee）——萨缪尔?格罗斯医师（Dr. Samuel W. Gross）的遗孀——结为连理。3年后，他们唯一的儿子艾德华?莱弗利?奥斯勒（Edward Revere Osler）出生。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剩下的15年中，奥斯勒成就了卓越的医术和医学教育上的世界性的名誉。他的“病床边”教育的理念蔚然成风并且成为了今天医学教育的根基。奥斯勒建立合理的医学教育体系的梦想和坚持完美达成了。

1904年，在英国访问时，奥斯勒受邀出任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royal appointment, the Regius Professorship of Medicine at Oxford University, England)。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多年的超负荷教学、写作、工作虽然让他到达了名誉的顶峰，但这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年届60的他有些体力不支。于是在妻子的坚持下，他决定告别自己一手创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回到祖籍工作。在即将离开自己服务了16年，见证了自己人生辉煌的约翰?霍普金斯时，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定期退休(The Fixed Period)”。在这篇演说中他主张，人的创造高峰是从25岁到40岁，过了这个阶段就应该从较高的职务上退下来，转而鼓励并提拔新人。他鼓励在教授中培养一种“来去自如的游牧精神”，他认为任何人才在一个位置上呆的过久了，难免就会停滞不前影响发展，如果一个人年纪增长了而自我认识却退化了，往往会产生自满的情绪，“重大错误的政治与社会政策、全部的坏诗、多数的烂画、大部分的糟小说以及不少不入流的布道与演讲”大多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创作的。这又是一个“奥斯勒式”的极富创新性的观点，可惜这在当时受到了许多的误解和争议。但奥斯勒并不在意，他以一贯的宁静面对时人的诟病，微笑着等待后世的评说。事实证明，他所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社会中仍是一种痼疾。

在演讲中，他还回顾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建立以来的发展和进步。这所医学院简直像是他的孩子，他说，“就我个人来说，一生中最感到骄傲的事，就是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临床体系与学院的实习教学结合起来。我的墓志铭——虽然不急于一时——不要别的，只要说我在病房中教导学生即可，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心目中，这乃是自己做过最有用、最重要的事。”一位大医生、大科学家，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最引以为豪的，不是自己数不清的研究成果，不是自己荣获的奖项，不是自己获得的名声和权位，而是教育事业；主动退下工作岗位，不贪恋、不后悔，只是轻轻松松的一个转身——这种胸襟和态度，足以令所有人动容。

在牛津大学就任后，他一星期只上一次课，其它的时间都用在期刊的建立、学会的建设和图书馆中，真正如自己在演说中所提出的那样，退出第一线的工作，着重于培养新的人才。他在牛津大学还以好客著称。他在牛津的家被称为“张开的双臂（Open Arms）”，因为他非常好客慷慨，对所有来牛津访问的医生、学者和学生，他都毫无保留的与他们分享他的时间和观点。他这个阶段的演说重心由之前对医学生、医生的教育转移到了医学的人文主义上。他谆谆教诲行医的人，包括医生和护士，要“贴近医学的人性面”。”

科研之外，他将他的8000多册图书都用来建立图书馆，在他死后，又将整座图书馆捐给了自己的母校麦吉尔大学医学院，他和妻子的骨灰都安放于这座图书馆中。

1911年，他被英王乔治五世颁绶男爵爵位。1917年，他唯一的儿子在欧洲战场殉职。奥斯勒心灵的创始在他剩余的年月内都没有恢复。1919年，他因急性支气管性肺炎去世，时年70岁。

作为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奥斯勒医师的演讲以及著作都是引经据典，内容丰富，辞藻优美，充满睿智，发人深省。现今困扰我们的许多医学问题，他都早已给出了答案。行医究竟是科学、交易、行业、专业还是某种综合体？奥斯勒在《行医的金科玉律》中是这样说的：“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医学是一种使命、一种社会使命、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这项使命要求于你们的，是用心要如同用脑。”这句话在不同的场合受到很多引用，确实，从我们选择做医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应当认识到，医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我们为了拯救生命而来，这就赋予了这个职业一种“神性”。我们面对的不是机械也不是冰冷的石材，面对着一个个热血沸腾的生命，要求我们不知是用脑子去思考该怎么治疗，还应该用心去感受，去帮助，去安慰。

奥斯勒坚持病人应当受到人性化的对待，而不应当被作为一个“有趣的病例”来对待。他说道：“你们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生活在沮丧之中的人，你们活得比他快乐的多，碰到你们，他少不了会无理取闹，不免会扰乱了你内心的宁静；这个人的前途未卜，不仅要靠我们的科学和技术，他也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怀有希望和恐惧的人。”医患关系的矛盾，100年来皆如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奥斯勒所说——守住一片纯良的宁静（Aequanimitas）。所谓宁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与专心，是暴风雨中的平静，是在重大的危急时刻保持清明的判断，是不动如山、心如止水。有了这样的素质，面临病人病情的瞬息万变时，才能不受影响的专注于专业上的考量；在病人无理取闹时，才能平心静气的去包容处在病痛中的人。

奥斯勒还给医学工作者布置了人生的三门功课：碰到无足轻重的冒犯时，当学会沉默以对，养无言之品，消有形之怒，埋首工作，心地自宽；我们的存在并不全然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是要让别人的生命得着更大的快乐；高于生命的法则若要得以俱足，唯有依靠爱，亦即仁慈。医生应当是不竞争、不喧嚷的，他们的天职就是抚伤、救穷、治病，最好的医生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医生应当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而非赚钱、出名等等。选择了这份职业，就选择了与高尚为邻，与纯真为友。应当以希波克拉底的标准，用知识、能力、爱心与正直去承担最艰难的工作。说到知识，我们可以不断充实所学以增强能力，不分人等、不分地域，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伸出援手；说到爱心，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弱者表现出关怀与亲切，对伤病心怀悲悯，对所有人都给予仁慈；说到正直，则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诚实的对待自己，对待我们的使命以及我们的同业。

审视奥斯勒的一生，他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等身的著作和他对医学教育的贡献。我认为他最持久和最铭刻人心的成就来源于他辅助医学的论著。他在这些演说和文章中表达的对医学人文主义思想的提倡和支持对现在的医务工作者的启迪作用和过去一样深远。在现在这个“后奥斯勒时代”，及时的检视并遵从奥斯勒的学问和智慧显得那么的重要。

医生的工作很枯燥，很贫穷，与国外同行一对比，更显得我们相形见绌。然而我们是为生命而来，是为了付出和温暖而来。如果尘世中的生活状态只有一种，那么我会义无反顾的选择高尚。

临床大夫的典范--Sir William Osler（威廉 奥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