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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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与《圣经》
《教育委员会的目标》一文全面论述了赫胥黎关于基础教育的主张。赫胥黎在文章中指出，宣扬宗教教育和推进世俗教育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大错特错，会对教育产生极大的危害。因为旧派所提倡的宗教教育，实为神学灌输。而新派虽力图摒弃小学教育中一切宗教因素，实际上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只不过是僵死的神学教条而已。赫胥黎强调，所有人必须接受高尚的伦理原则的指引，而适当的宗教教育恰恰能够提供此种样板。他甚至说：“如果有一所学校提供真正的宗教教育，而另一所学校完全没有，而我又被迫在两校之间选择的话，我宁愿把孩子送到第一所学校，即使他会沾染上很多神学影响也在所不惜。”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赫胥黎提出了对《圣经》的看法：
我一向鼎力支持世俗教育，也就是说，摆脱神学教育。但是，我得承认自己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实在想不出采用何种有效方式，可以做到既不读《圣经》，又能维系构成伦理行为基础的宗教情感。异教的道学家缺乏活力和兴味，就连高贵的斯多噶派，比如马可·奥勒留，对于普通孩子来说也显得过于高远、过于精微了。而若将《圣经》当做一整体，若能以公允的批评将《圣经》中的缺点与错误加以剔除，若能找到一位通达、无宗教偏见的教师来放手删除不适合孩子阅读的段落，那么这部古老文献仍能保存其精神之美与辉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三个世纪以来，这部书业已融入英国最辉煌最伟大的历史阶段，它已然变成不列颠的民族史诗（nationalepicofBritain）。人们无论高低贵贱，无论身处何地，都熟悉《圣经》，正如从前意大利人熟悉但丁和塔索一般。《圣经》的英文高妙纯正，文字美不胜收。最后一点，身处穷乡僻壤的农夫也能通过《圣经》知晓异乡异地的风俗，也能对最古远的文明了解一二。（《文集》卷三，397—398页）
这是赫胥黎著作中少有的集中论述《圣经》的段落，其中值得注意者有二。第一，赫胥黎对读经的问题秉持中庸务实的路线。据同时期在教育委员会供职的人回忆，赫胥黎虽与绝大多数成员在根本信念上有深刻的分歧，但是他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对待具体问题考虑全面，不偏执，即使其对手也对他十分敬重。第二，赫胥黎强调《圣经》对于英国民族文化历史的含义。《圣经》是人人可读的百科全书，尤其钦定本英文《圣经》已然溶入英国文化的血脉当中，其功能早已超出单纯的宗教说教，而变成民族的根本经典，因此道德和美育不可能与《圣经》分离。赫胥黎曾以简洁生动的方式定义道德和美育，他说：“教一个孩子明事理，这就是道德；教他明事理和欣赏美，这便是宗教”（《生平与书信》下卷，368页），可谓要言不烦。若在小学阶段彻底抛弃《圣经》，这就等于割断了英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因此对于主张完全废除读经者，赫胥黎讥之为“杀鸡取卵”（英文谚语直译为“焚舟以灭蟑螂”）。
在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友人的信中，赫胥黎再次论及他这一根本主张：“过去二十五年中，虽然我一直尽我所能，破除附着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身上的偶像崇拜，但对于那些‘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人，我没有丝毫同情。当我在伦敦教育委员会任职期间，曾极力主张保存《圣经》，这令不少自由派的朋友大为光火，他们至今仍弄不明白，我到底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还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但我的本意是，我们不应该从民众手中夺走这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民众不应当与以往的全部文明史斩断联系。”（《生平与书信》下卷，9页）
赫胥黎于一八八五年正式退休，也不再担任英国皇家协会总干事一职，这标志他人生第三阶段的开始。赫胥黎立言行事均有法度，尤其在涉及公众事务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他虽然在大众眼中是进化论的鼓吹者，被极端正统派目为魔教弟子，但是一旦担任公职，成为全国科学机构的主事者，便尽量降低说话的
调门，避免过激言论会给自己所主导的公共机构带来不良影响。他曾在一封信中明言，不欲混淆公私两方面，不欲引来不必要的争论使皇家协会蒙污。但是去职之后，赫胥黎便不复有体制的约束，不再顾虑皇家协会加在他身上的公共责任。他忽地“跳出三界外”，很快就“故态复萌”，从一个学术机构的管理者又变回口无遮拦、无所顾忌的批判者。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当中，赫胥黎卷入多起争端，从《圣经》阐释到有关“不可知论”的大辩论，无处不见他的身影。赫胥黎虽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在这些学术和的交锋当中仍然大杀大砍，一往无前，其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勇气令年轻人也望尘莫及。也就是在这一阶段，赫胥黎开始猛烈抨击《圣经》，将经中一切神异故事统统斥为神话和传说，认为“《圣经》无谬误”的传统观点必须彻底摧毁。
一八八五年赫胥黎与格莱斯顿（W.E.Gladstone，一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