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传统文学传承

一

张爱玲在其小说中通过人物、情节和意象构建了独树一帜的“家常现代性”。情节是小说的灵魂，“家常现代性”是张爱玲小说创作不自觉的追求，“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关注身边的人，分析他们的内在心理，体验他们的悲欢离合，那些遗老遗少们身边每天发生的琐琐碎碎的事情，成了她小说中“迟暮”人物们生活的全部。张爱玲小说有着明显的生活气息，她的小说在家常生活之中寻找素材，感受人生，由此形成的以家常生活叙事为底色的美学风格，是她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贡献之一。文学是人的文学。真正的文学，都是表现人在世界上的生存形态，并塑造人的心灵景象，反映世间百态。因此，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是看他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学世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张爱玲，这个在上世纪40年代孤岛上海独放异彩的年轻女作家，她笔下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个性突出的人物和这些“迟暮”人物日复一日的“家常”生活故事，表达了难能可贵的生活真实———即便今天的我们读起来，也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既陌生又熟悉的生活气息：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张爱玲作品反映的并不是那个时代主流文学所倡导的“宏大叙事”，而是那些真实地生活着的遗老遗少的琐碎的家常生活；之所以熟悉，是小说中人物日复一日的家常生活，是我们无论哪个时代哪样人物都要去真实面对的。因此，研究张爱玲文本的情节结构、叙事模式，研究张爱玲文本的“家常”母题，对理解张爱玲小说构筑的“家常现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张爱玲创作的20多部小说，除了《秧歌》和《赤地之恋》涉及土改和战争题材，《色•戒》一篇描写暗杀题材外，其余小说包括散文集《流言》，都是关于感情婚姻和家庭家常生活题材的。那么，这样的“家常”情节，这样的“家常”叙事模式，难道仅仅是因为张爱玲的创作追求使然，抑或仅仅是因为张爱玲的创作习惯使然？我们翻开整部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这样的“家常书写”由来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重要的书写内容。

二

家常生活进入文学叙事可以说从《诗经》就开始了。先秦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发端，其中开创的很多文学体裁、文学题材、文学思维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先秦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从《诗经》的题材内容看，《诗经》以十五国风为代表，多描写农事、燕食、怨刺、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等。可以说，整部《诗经》就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家常生活的社会风情图。“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周南•葛覃》）写的是一个女子对家里的保姆说的话，叮嘱家里的保姆在她回娘家期间要洗干净她的衣服。极象《留情》中敦凤临出门前对张妈的叮嘱“今晚上都不在家吃饭，两样素菜不用留了，豆腐你把它放在阳台上冻着，火盆上头盖着点灰给它焐着，啊！”，这样的主人对家佣的家常嘱托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召南•摽有梅》）是一首女子对心仪男子的委婉而大胆的求爱诗，文字中都能想象得出男子迟迟未求爱时她捶胸顿足的样子。“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手踯躅。”（《邶风•静女》）写两人约好幽会，而女的却摆架子迟迟不出现，男的等得急躁徘徊的憨傻样子。《召南•摽有梅》和《邶风•静女》这样的诗词总让我们读起来有很强的画面感，生活化的情节能让我们强烈感受到女子追求心仪男子的羞涩又按捺不住的窘迫，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这样的画面和感受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是随处可见的。《花凋》中川嫦初次见章云藩时，章云藩“措辞过分留神了些，‘好’是‘好’，‘坏’是‘不怎么太好’。‘恨’是‘不怎么太喜欢’”。因此，川嫦对他的印象“纯粹是消极的”，“然而几次一见面，她却为了同样的理由爱上了他。”

川嫦对章云藩的爱似乎非常的无厘头，但细一想，却又非常符合女孩子对心仪男人的心理变化规律，极具生活的情趣。《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第一次在姑妈的宴会上看见了玩世不恭的浪荡花少乔琪乔，当她后来因为一个“把头枕在臂挽”里的姿势而再次想起乔琪乔时，薇龙发现她已经爱上了乔琪乔，“那小孩似的神气，引起薇龙一种近于母性爱的反应。……仅仅现在回忆起来那可爱的姿势，便有一种软融融，暖融融的感觉。”类似的对主人公心理的刻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是普遍，薇龙对乔琪乔的爱看似很突然很不应该，但仔细想来又是合情合理的，合乎生活的本来逻辑的。试想，我们生活中不也经常会莫名其妙地爱上一些原本离自己生活很远的男子吗？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所谓“一见钟情”，大抵就是如此吧。所谓“女为阅己者容”，《诗经》中有一首描写女子心理的绝妙之作，“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伯兮》）从微妙的女性心理角度描写战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痛苦，是动人深邃的女心世界。而对女心的刻画正是张爱玲作品最为成功的地方，她的小说作品中几乎每篇都有对女主人公心理的成功刻画，《心经》、《金锁记》、《色•戒》堪称是这方面的精品。由于《诗经》正处于文学的发端年代，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显出文学最初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生动和活泼，而这份生动与活泼正是源自作品主人公“家常”的真实体验。张爱玲的小说继承了源起于《诗经》的这份“家常”，在主人公微妙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中，人物的生活和性格跃然纸上。“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表现出来的是“源泉”效应。《诗经》中处处弥散的生活气息在汉乐府民歌中得到了更加极致的发挥。汉乐府民歌主要来自民间，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艺术画卷。无论是《陌上桑》还是《孔雀东南飞》，这些乐府诗都选取了极具家常生活气息的场面，以详略得当的家常故事情节讲述一个个生活故事。立足普通人、立足普通人的家常生活状态已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思维，并在后世的唐诗宋词及魏晋以后的小说文学中继续得到传承，成为文学创作的情节原型。比如唐诗中最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杜甫和白居易，他们的文章“感于时事”而发，他们的诗歌“合为事而作”，继承了《诗经》以来现实主义传统，无论是写别离、闺情，还是战乱、隐居等，这些内容大都是通过日常景物、日常场景来表现的。宋词里的大量词作的感情色彩和日常生活质地更加浓郁。“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菩萨蛮》）与汉乐府《上邪》里“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是一个味道。而这样一份“家常”的叙事情节源起于《诗经》，经由汉乐府、唐宋诗词，在张爱玲这里被整合成了“现代性”。

张爱玲小说传统文学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