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梁晓声，想让年轻人明白啥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原名梁绍生，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代表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2019年8月，凭借长篇小说《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就我的眼光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正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逸去。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掉头而去，想要到别处寻找。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将脸更凑近生活，看一看同时还消失了些什么，又嬗变出了些什么，滋生出了些什么。”在一封给作家同行周梅森的信中，梁晓声谈着他对“写平凡的能力”的理解，“这也许是时代对我们这一批人的新的苛刻的要求。”

几十年来，梁晓声正是这种平凡的书写者。2019年，他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115万字的长篇小说依然延续着这种书写。和书写传奇相比，书写平凡挑战更大——不光耗费心血，还可能在市场上受冷遇。同梁晓声对话伊始，《环球人物》记者想知道他书写平凡的勇气来自何方，但随着对话的深入，才明白他向来如此，这是本心而非“勇气”。

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梁晓声往往会出现在有关“知青文学”的章节中。可实际上，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当代作家和他的身边人，以及他笔下众多虚构与非虚构的人物，涵盖范围已远超“知识青年”这个群体。在梁晓声的客厅里，他让记者坐到沙发上，自己却拿了一个小马扎迎面而坐，解释说由于常年坚持手写，颈椎和腰部都有严重的职业病，只能坐硬板凳。落座后，这个看似再平凡不过的老头缓缓点了一支烟，说起了他与他所经历的时代。

那一口袋榆钱儿

《人世间》以周氏一家为主角，刻画了与之相关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都生活在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平民区。其中，周家父亲周志刚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国家困难时期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

用小说人物对标现实人物，是不严谨的。但梁晓声的父亲确实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梁晓声上小学一年级时，跟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将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哈尔滨。直到1978年退休，梁晓声的父亲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梁晓声回忆过很多父亲在参与大三线建设期间的往事。在梁晓声很幼小时，父亲的工友到家里看望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两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省下来的大部分钱都给了家里，“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攒十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即便如此，父亲也只得隔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

梁晓声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到一个铁路工厂去做翻砂临时工。翻砂是将融化的金属浇灌到铸型空腔的重体力活儿，即便男人干，都很危险。梁晓声记得，母亲每天回家时，他和兄弟姐妹都已睡下。为了省电，晚上9点半，母亲还会坐在床角，借着极其微弱的灯光为孩子们补缀衣裤。多年后，梁晓声将67岁的母亲接到北京住，发现她已患严重眼疾，医生责备他：“你是她什么人？

为什么到这种地步才来看？”梁晓声竟无言以对。

像这样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往事，梁晓声在文章中记述了不计其数。梁晓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那时对整个国家来说，和贫穷始终处在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甩也甩不掉，按倒葫芦起了瓢。”这是新中国在积贫积弱的历史基础上发展的必经阶段。

所以，梁晓声将那一代人的贡献理解成一种宿命。“在这种宿命的过程中，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能承受范围内的坚忍，还有一种是在坚忍之外，将自己奉献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父母正是在那样的宿命中，教会了他美与善。有一次，梁晓声非要跟随母亲到厂里，为的是爬上厂里的榆树撸榆钱儿吃。他在母亲的协助下偷偷进去，终于撸满了一口袋，从工厂墙洞爬出，满载而归。回家的路上，遇到一群孩子，央求他：“给点儿吧！”“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梁晓声见势不妙，想跑回家，终于被孩子们追上，榆钱儿被一抢而空。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梁晓声在母亲下班后委屈地哭诉，母亲却对他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有一种‘有一分热，发十分光’的精神，我想这种精神不只是在焦裕禄这种党员干部身上，而是在很普通的农民、工人、科技知识分子，甚至相当多的父亲、母亲身上全部体现了。”梁晓声说。

“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

1968年，高中毕业的梁晓声赶上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启知青生涯。那时的他，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平民子弟的一员，让他真正脱颖而出的，是文学。

此前，文学带给梁晓声的，是一种虚荣感。在小学五、六年级，梁晓声读了第一部国内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和第一部国外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阅读范围超出别的小学生，那么作文的内容就更多一点，受到表扬”。年幼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到了中学，身边的男女同学大多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梁晓声也进入了读小说最多的阶段，被大量小说熏陶。

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梁晓声与文学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他频繁参加连队文字任务。团里的宣传股也知道了，梁晓声有了进一步的施展空间，他越来越多地在《兵团战士报》上崭露头角。不久，他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次年，第三届培训班上依然有他的身影。

参加培训班期间，兵团最多给学员两个月的脱产创作假期。特殊时期，他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写稿的热情和认真程度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梁晓声经常创作到深夜，写了撕，撕了写，寒冷的冬季，写一阵，哈一阵手。那时，拥有共同爱好的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光，是非常宝贵的。当他将作品拿给同学们看时，所有人都会停下手头创作，为他“会诊”，并且提出的意见都极为认真。

文字水平的精进，让梁晓声调入一团宣传股当报道员，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小说、散文和诗歌上。但仅过了一年，他就被“精简”了。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故事的主人公“我”因连里不批假，擅自回城市探望生病的母亲，被连里领导扣上帽子，副指导员李晓燕替“我”向领导辩护。这一情节的原型就是梁晓声在现实中被“精简”的过程，梁晓声是“李晓燕”，团里一名木材加工厂的鹤岗知青是“我”——鹤岗知青在回到连队之前，处分已经确定了，开除团籍。梁晓声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鹤岗知青痛哭流涕反复承认错误，当主要领导表决通过处分决定后，其他工作组成员保持沉默，梁晓声却按捺不住情绪，开始“慷慨激昂”起来。“我当时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如今也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在梁晓声的争取下，鹤岗知青最终保留了团籍，得到了警告处分。不久，团里就“精简机构”了。团部只有两名知青被“精简”，梁晓声就是其中之一。

出于一种较劲的心态，梁晓声主动申请到干活最累的木材加工厂。那时的他身体瘦弱，又生了肝病，工厂连长问他想干什么活，梁晓声反问“什么活儿最重？”

工厂连长回答“抬大木”。“那我就抬大木！”梁晓声就这样成为一名苦力。

好在，在培训班期间抓全团文学创作的崔干事得知了他的情况，千里迢迢来找他。看到梁晓声身体被累垮，严肃地对他说，一定要挺过这段时期，“我将把你调离一团！”梁晓声坚决反对崔干事和领导交涉，但崔干事坚持认为，培训班的知青必须要有几个成为作家，“我对你不只有友情，还有责任！”半个月后，梁晓声就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为期一年。

文学让梁晓声在知青岁月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那个时期，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梁晓声说，1974年，复旦大学来到黑龙江招生，招生老师看了兵团总部编写的集子后，对他写的小说《向导》印象深刻。当时，梁晓声经过一系列辗转，又回到了团里继续抬大木。招生老师下决心见一见梁晓声。“他先从佳木斯乘车12小时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车到黑河，而铁路到中途的北安就没有了，所以要下车，再坐8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最后到我所在的团，路上就有三天时间。”经过一个半小时交谈后，招生老师决定招收他，还特意向团里领导打招呼：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在梁晓声的作品中，散发光芒的人物往往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也成就了时代。梁晓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是一个美学范畴，更多时候，还是一种本能。在特殊年代，他出于本能，坚持了人性；而他身边的“贵人”们，出于本能，帮助他抓住了文学这个唯一的希望。1974年9月，梁晓声从北大荒来到上海滩，进入复旦大学。

60 岁之后，猛醒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并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开始，梁晓声蜚声文坛。随后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以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更是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在那个文学热情高涨的年代，梁晓声绽放出耀眼光芒。

梁晓声开始寻求一种自我证明。“我得奖了，但我还要继续证明，还能得奖。”梁晓声后来发现，自我证明对相当一部分作家来说，是最长的一个过程，甚至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

相较而言，梁晓声是幸运的，很早就完成了自我证明。2002年，他到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迎来了又一次转变。“到了大学做老师，开始给学生讲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时候就真的应该去想这个问题了，这时你才会猛醒！”这种“猛醒”在他60岁之后尤其强烈，“我都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了；都评上二级教授了，而一级教授又很少；60岁以后该退休了，但学校说你不必退休。所以，你还要证明什么？得到什么？”梁晓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最终明白了：“回想我做的文学这件事，它的意义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他长时间没有认真思考过的命题，他开始再一次回归文学，并认为应该为了这个意义写一些东西了。

梁晓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不同点在于，西方文化由文学艺术和宗教组成，对于西方来说，宗教是文化的长子。“这意味着什么呢？全人类都是通过文化来影响世道人心，而宗教做起来有深入人心的地方，因为它历史悠久，有固定的组织，更有力度。但是中国所说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更多集中在文人阶层，在民间缺乏广泛性。即便对民间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老百姓又对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后世的朱熹、王阳明这些人，了解多少？”梁晓声意识到，“这个国家经历那么多历史的沧桑和变动，社会的进化说到底就是人性的进化。尤其是商业时代怎样对待财富，怎么对待和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都要通过文化来给予诠释。”

在中国，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梁晓声将文学比喻为文化的“二传手”，是在替文化分担一些重量。“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的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人世间》中，梁晓声写在附赠书签上的一段话，恰能让人理解他为影响青年、影响世道人心做出的努力。

“70岁的人，看到一部票房很高的电影，但文化含量、认识价值有限，那这个电影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梁晓声说，年轻人写出销量很高的书，拍出票房很高的电影，是值得另眼相看的，但这依然是年轻人在自我证明，甚至是在求慕虚荣。在一个70岁的人看来，“那样也没多大意思了”。

“活到70岁左右时会发现，做文学做了一辈子，你总得有件像样的手艺活儿放在那里。”梁晓声说，《人世间》就是他做的像样的手艺活儿，对得起文化，对得起文学。因此，“我想让年轻人明白我70岁才懂的这些道理”。

立足当下的人，应该得到更多敬意

《环球人物》：《人世间》被誉为“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您最想向读者传递什么？

梁晓声：把50年历史讲全面，是不可能的。表面上是客观，实际上你是选择了角度。文学同样如此，所以我只选择了我观察的一些事，尽量选择以点带面的素材。我们经常习惯横向比较，中国和美国、欧洲相比，比来比去，总觉得我们的遗憾太多。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也应该学会纵向比较。所以我想向读者传递，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国家变化了没有？哪些方面变化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是只有一部分人提高了，还是绝大部分人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国家发展的益处？这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思想方法上的，人作为个体，毕竟是有观念的。

还有就是阶层，不同社会阶层在这50年来要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仅仅以满足民间诉求为标准，还要兼顾到数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物质诉求和精神自由度的诉求，表面上看起来像两条各自运行的车道，但总有一天会交叉起来，变成绝大多数人想要的。《人世间》就是通过叙述，缓慢地表现这些道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环球人物》：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怎样看待新中国70年的成长，以及成长中的曲折艰辛？

梁晓声：写《人世间》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曾犯过同样的错误。后人能做的，就是包容这些历史，当然包容的前提是反思。因此我非常尊重研究历史的人，他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给出公平的评价，做了难能可贵的事。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做的不是这样的事，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当下。当下需要建设什么就建设什么，当下需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站在当下看明天。

这两种人之间，我以前可能是对前者敬意更大，现在突然悟到了，我可能对后者敬意更大。我们的一切成果都不能仅仅通过回顾历史、反思历史自然而然地生成，无论你反思得多么深刻，都是要靠后者，就是那些当代人，来做具体的事。

《环球人物》：在您的作品中，经常有一些人物在特定时代中牺牲了生命、爱情、机会，您怎样看待时代与人性的冲突？

梁晓声：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种冲突之中，一个幸福的人，大抵也只是这种冲突在身上体现得平和了一些。事实上，一个人是有分层的，除了有自我，还有他我，自我与他我是伴随一个人终生的。文明也包含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身上这种自我和他我的关系。人往往觉得自己越长大，摆平这种矛盾的能力越高明，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这种冲突会越来越强烈。你会发现，整个社会在他我方面对你要求更多了。

有些东西，是时代怎样发展都无法解决的。你爱一个人，她不爱你，你再怎么爱，都是活该，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不要把问题完全归结于时代的过错，大多数情况下时代并没有将刀放在你的颈上、把枪顶在你的胸膛，还是你自己选择的，只是你舍不得付出代价。当然，这种冲突随着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有所改善，比如现在两个人恋爱，不存在阶级成分的问题了。除了人性的自我觉醒，还有时代和社会本身对自我的尊重，比如我们现在评价任何工作、任何政策，都用了人性化三个字，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70岁梁晓声，想让年轻人明白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