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九叶集》出版不久，唐湜先生即给我送来了王辛笛先生的题赠本，同时还未卜先知地提醒我说集子中的那个穆旦，就是搞翻译的查良铮！　　我哦了一声。的确，对于我们这一代“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而言，解放前（甚至“反右”前）的诗，既是很难读到，也是不敢读的，而不敢读的原因，当然是怕“犯错误”。所以，要不是唐先生的这一提醒，我还真不知道穆旦是何许人也！但要说穆旦就是查良铮，或者说查良铮就是穆旦，那《九叶集》中的九位诗人，我最陌生的和最熟悉的也都就是这位穆旦先生了。

　　我读过不少查良铮的译作，诸如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拜伦的《拜伦抒情诗选》、《唐璜》，《雪莱诗选》，《济慈诗选》，以及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其中平明版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还是萧珊先生的女儿李小林送给我的。

　　“九叶派”的诗风，总体婉约清丽，相比之下，穆旦却显得有点另类，他的笔触常常涉及时政，像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愤青”。比如他1945年写的《旗》，竟然出现“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这样有着“阶级性”的批判性言辞，以致我甚至猜测这是否是他解放后添加的。而在《葬歌》中，他把自己喻成是一只“飞出长长的阴暗甬道”的鸟，说在“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的时代，他唱的“只有自己的葬歌”，因为他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恳求“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当时已是提倡“创作自由”的年代，因而我觉得穆旦的这些诗，写得极是刻意，就像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中所写的一样，无非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迎合”之作。

　　一次，辛笛先生夫妇来杭州，我向他谈及了我的这一想法。辛笛不无苦涩地一笑，说，我们这群人都是有点“左倾”的，穆旦尤其如此；他在美国留学时的一些言论，还使许多人以为他是“共党”呢！所以，穆旦的《葬歌》虽是“合时”之作，其所表达的情绪，却不是言不由衷，而是绝对出于真诚的——当时，我们谁不在努力改造自己？谁不想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新时代的一员？也正因如此，所以当《葬歌》遭到批判，说它是在宣扬“没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时，穆旦就The mood is very low（心情很是低落），且从此不再写诗了……

　　我无语。此类一不当心就犯错误，不得不处处设防、步步当心的境况，我们这一代也深有体会。有位同辈诗人曾有过这样的自我嘲侃，他说我们所以写不出好诗，那是我们当时的脑袋，一半装着保险丝，为了不犯政治错误；四分之一装着柴米油盐，为了艰苦生活；只剩下的四分之一投入创作，你说谁还能写得出好诗来？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比穆旦们幸运多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倡解放思想，提倡创作自由，我们还正当年轻。而应当感恩的是，穆旦（允许我以此名字行文）专事翻译而放弃写诗，对他或许是一种无奈，对我们却是一大奉献——要不是他，我们又怎能在那些年代就读到那么多的外国诗呢！

　　也是凑巧，就在着手编辑这一期介绍诗人穆旦的《文史我鉴》之时，我读到知名作家钟高渊兄的一则微博，颇有感触。

　　钟兄说， 20多年以前，王安忆来杭，与我聊天，说到她成名初始的感受，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当有人开始关注你，妒忌你，甚至恶语咒你时，说明你成功了！只要自己正确对待，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王安忆这番感慨，确是由衷之言，颇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她之感慨，毕竟是在改革开放、提倡“创作自由”之后，倘若再上推20年，那恐怕“妒忌”和“恶语”，就会成为灭顶之灾，还有何“成功”可谈？“只要做有心人，还怕找不出问题来？”我曾亲耳听一位专事整人者公开说过这么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但中国就有这么一批人，自己不学无术，整人却十分内行，而“妒忌”往往是他们所以整人的酵母——穆旦就是前车可鉴。

　　何以此说？因为对于穆旦之所以遭受厄运，许多人都将之归咎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但我却有另类的看法，我以为穆旦的落难，虽确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但最关键的因素，却是他所处的“小气候”恶劣——而这个“小气候”，就是他所在单位的人际环境。

　　乡贤来新夏先生与穆旦的夫人周与良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学，“文革”期间，来新夏与穆旦是结成“一对黑”的“牛棚”棚友，穆旦所遭的厄运，他都耳闻目睹，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见证人。来先生回忆说，1954年年底，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些人冒犯了当时的领导人，穆旦虽未发言，但因和几个发言者过从较密，加以这位领导心胸狭隘，不容“异类”，所以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将穆旦罗织进“反党小集团”，自此穆旦参加“远征军”的历史也开始受到追查……

　　“准备发言”也是罪名？这不就是当代的莫须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当《葬歌》等诗作在1957年遭到批判，穆旦就也“水到渠成”地因参加“远征军”而在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了。

　　但整人者何以对穆旦如此憎恨？我以为，除了“不容异类”， 恐怕更多的还是在于一种不能明言的阴暗心理，那就是“妒忌”！你想，穆旦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翻译出版了普希金、拜伦等人的多部诗集以及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其中，《文学原理》还成为当时许多大学文学理论课的教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穆旦先生译著等身，这能不让心胸狭隘的“同行”者妒意噬心？

　　梦之仪在她的《一生流浪的精神探索者》提到一个细节为穆旦出版译著，萧珊出了很多力。杨苡认为，出于保护穆旦，免得他招人嫉恨而引起麻烦，所以劝萧珊不要忙着为他出书，杨苡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这个想法并不被萧珊认可。当然这是由于萧珊先生宅心仁厚，但谁知却被杨苡不幸言中。

　　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妒忌”则就是国人的劣根性。而当“整人”成了一种大气候，这种“不让别人过得比我好”的妒忌劣性，不也就有了恣意横行的环境？按说，当时政策明确规定1937至1945年间（抗战期间）的国军军人不能以“反动军人”论处，以此而论，把穆旦这个抗日军人打成“历史反革命”，不就是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吗？可又怎么说呢？有时整死人的往往就都是“小气候”，是与“大气候”无关的！

　　而这种因妒生恨，何处没有？何时没有？南开虽是名校，也不例外！

　　应当说，穆旦是一个具备诗人一切基本特征的诗人。他诚实、率真、激情；向往自由，却不谙世事；追求美好，又过于轻信。但他总在努力地改造自己，并一厢情愿地想融入时代的节拍。且看他为《拜伦抒情诗选》所写下的洋洋万字的翻译前言，其中，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把拜伦与雪莱并提，既大力肯定了拜伦的“人民性”，又指出了拜伦“时代的局限性”，最后还以这么一段话作为结论“……因为拜伦诗作的这种战斗的、热情的、政论的性质，它直到现在还和百多年前一样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所仇视，为人民所珍视和喜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观点何其正确，但又有谁能理解其中的苦衷？结果还不是防不胜防，仍成为别人的靶子？

　　或许正因如此，所以，就连在“四人帮”灭亡后，他给一位青年诗友的信上还这样提心吊胆地说“这些天发生的大事，令人高兴……当然还是要小心。任何时候都要小心……”很明白这是他半生的遭遇留下的余悸！但他的这种余悸，能不给人们留下沉痛？能不让人扼腕长叹吗？

　　青山遮不住，终究东流去。值得庆幸的是，穆旦毕竟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这不啻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欣慰。而他留给我们、并足以让我们敬佩终生的，却不只是他的诗歌和译著，还有他那种因成功而被人算计后仍能继续争取成功的精神！

　　最后，且让我用来新夏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句吧。

　　——对于穆旦，用世间的通用语汇应该是“含笑九泉”了；但这句话是活着的人对亡者的祝福，实际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穆旦生前喝的则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喝尽的苦酒给生者带来了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不该发生的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熠熠发光地亮起来！

秀木何堪风无情 - 风兮雅兮 我心何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