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一）寻根文学，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二）一种认为就应该学习模仿。连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派也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不考虑现代派艺术在西方正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抗。

                  还有一种认为“现代化”这个目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化基础也不相同,它所呈现的模式,尤其是文化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应该相同的。

        （三）在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的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

        （四）　阿城：“三王”(《棋王》、 《树王》、 《孩子王》)  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   郑义：《老井》   贾平凹：《商州系列》　李锐 《厚土系列》 莫言《红高粱系列》

          (五）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人”的自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在作品中力图解放“人”的生命与价值,但一些作家却发觉即使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许多作家希望能够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从而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全民动乱乃至中国自盛唐以来国势为何衰落的疑问。一些作家认为中国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于是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

                 当时中国文坛受到世界“寻根”潮流的巨大影响：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为代表 ,还有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对异域民风的描写 ,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 。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一文学立论,他们的“寻根”,是为了与世界对话。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的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有效的鼓励。所以说“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

      （六）　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

　 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

　 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

　　(七）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首先，寻根文学是一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思潮，其特点一是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自我，二是寻找作家的个性自我。寻根文学彻底摒弃了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单纯政治层面剖析的创作手法，而把探寻的笔触伸进了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中去，超越政治批判层面而突人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从宏观上说，它表现为现实主义时期文学进程中一种必然的深化、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批判、对人类理性天空的向往。尤为重要的是寻根文学虽然也写民俗，但并不停留新旧民俗的斗争上；虽然也写山野村夫，但并不一般地赞美他们的素朴纯真；虽然也描写国民的劣根性，但并不以批判封建礼教为重点。寻根作家的超越前贤之处，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追寻，主要也就是对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认同，比如贾平凹商州系列，高扬秦汉雄风，王安忆的《小鲍庄》对仁学思想的阐释，阿城的《棋王》放射出道家文化的风流神韵，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的吴越文化，韩少功的楚文化儒思想??寻根文学是第一次自觉的浪漫主义的完成式。自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问题(自然、生命、传统)之一。“回到自然”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口号和标志。许多寻根文学作家都不断返回，寻找个性自我，给自然注入灵性，“在自然中看到上帝，在上帝中看到自然”，完成了浪漫的叩问。比如农裔城籍作家返回乡土，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又比如非主流作家返传统，如汪曾棋、阿城、何立伟。汪返回儒家传统，养心，养性；何、阿返回道家文化，追求无为而治，淡泊人 生。  总之， “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文学作家也在创作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但是，寻根文学也带有“复古”倾向，在思想倾向和价值估断上，显然表现得复杂而暖昧。大多数作家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却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矛盾的揭示，从而导致了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虽然寻根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昙花一现”，1987年就渐入式微。但它毕竟如一颗流星曾经划破过中十世纪文学的茫茫夜空，完成了一次对文学苍茫宇宙的浪漫叩问。

          当代文化创作中的文 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

      (八）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

　　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

　　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健康正常地发展。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各自的宣言,包括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等。

　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他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郑义也认为,只有“跨越文化断裂带”,我们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跨越文化断裂带》）与前一类"寻根文学"相比，倾向于表现乡野粗朴甚至鄙陋状态的作品更多，表现的领域也更加广泛。如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的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的生活秘史的讲述，其它如贾平凹表现秦汉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表现吴越文化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表现大兴安岭少数民族生活的"异乡异闻"系列、扎西达娃表现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态小说等等。

      （九）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寻根文学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

红高粱(1987) - 故事梗概

 我奶奶那年19岁，为换一头骡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了十八里坡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我们家乡的规矩，要用颠轿的方法折腾新娘子，路上，不管轿夫怎样折腾，我奶奶死不吭声。行至青杀口，从密密的高梁地杀出一个劫道人，要抢轿夫的工资和我奶奶。生来胆大的轿头余占鳌瞅准机会扑向劫道人，轿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要了他的命。三天后，我奶奶回门，行至青杀口，被一蒙面人劫进了高梁地。惊恐之下，我奶奶发现这人竟是余占熬，两人相对，激情迸发。从此，他就成了我爷爷。几天后我奶奶回家，发现李大头死了。众伙计纷纷议论不想干了。我奶奶的一通话劝住了众伙计，撑起这个烧酒作坊。这时，我爷爷喝得醉醺醺，他对伙计们胡说八道，我奶奶一怒之下让众伙计把他扔进空酒缸。这时，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我罗汉大叔和伙计们东拼西凑了三千块大洋，将我奶奶赎回来。我爷爷看到鬓发不整的我奶奶，一种羞辱感折磨着他。他跑到秃三炮的狗肉铺，把菜刀架在秃三炮的脖上。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饶了他一命。回到烧酒作坊，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梁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修路到青杀口。他们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梁，还杀害了我罗汉大叔。夜晚，我奶奶搬出当年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让伙计们喝，大家唱着《酒神曲》，斗志昂扬地去打日本鬼子。我奶奶做好了饭菜，挑着担子去犒劳我爷爷他们。路上，一辆日本军车开过来，机枪响了，我奶奶只"唉"了一声就倒下了。愤怒的我爷爷和众伙计像疯了一样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军车炸飞了我爷爷，他已全然痴呆，爷儿俩站在我奶奶尸体旁，静无一言。 

王安忆小说《小鲍庄》(梗概)

传说，小鲍庄的祖先是大禹的后代，于是整个姓鲍的都成了大禹的后人。村里有个叫鲍彦山的，他家里在生第七胎。生下来的是个小子，鲍彦山给他取名，大号叫鲍仁平，小名叫捞渣。

捞渣满地乱爬了。小脸儿黄巴巴的，一根头毛也没有，小鬼似的。就是笑起来的模样好，眼睛弯弯的，小嘴弯弯的，亲热人、恬静人。大人们说他看上去“仁义”。人人喜欢他，独独鲍五爷见了他就来气。为的是捞渣落地时，正是他的独苗孙子社会子咽气，他认定这是叫捞渣抓了替身。

捞渣歪歪扭扭能走了，话也能说不少了。正吃晚饭、鲍五爷拄着拐走来。鲍彦山招呼他吃饭，捞渣学嘴：“来七(吃)。"鲍五爷装没听见，在门槛上坐下，看蚂蚁搬家。不知什么东西碰了他的嘴，定睛一看，捞渣小手里攥着一块煎饼，直送到他嘴边。鲍五爷看看捞渣，捞渣朝着他笑，一脸厚道相。鲍五爷心里格登一下，扭过脸去。

捞渣七岁时，乡村耕读老师来动员他上学。鲍彦山只好让读中学的文化子停学回家，好让捞渣上学识几个字。没想文化子一听，又哭又闹还不吃饭。见此，捞渣便说：“让二哥念吧，我不念了。”捞渣便成天下湖割猪菜。一班小孩子都欢喜和他在一起。谁走得慢，捞渣一定等他。谁割少了，不敢回家，捞渣一定把自己的匀给他。谁们打架了，捞渣一定不让打起来。跟着捞渣，大人们都放心。这孩子仁义呢，大家都说。

鲍五爷连绳头都搓不动了，成天价只能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直到中午，才懒懒地走回家烧锅。捞渣不让他走，说：“来俺家吃罢!”鲍五爷也不推辞。吃长了，他大就逗捞渣：“你老叫五爷来家吃，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咋办?”捞渣认认真真地回答：“我少吃一张煎饼，少喝一碗稀饭，可管?"这天，家里来人，捞渣就到鲍五爷那里去借宿，和鲍五爷脚对脚挤一床。鲍五爷偎着捞渣暖和和的身子，心窝里滚烫的，话也多了：“捞渣，你想不想上学，五爷给你付学费。"捞渣上学后，第一学期就得了个“三好学生"奖状。

小鲍庄遇上了百年未见的大雨。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村长满村跑，拉了一批人上山搭帐逢。正吃晌饭，听到西边轰隆隆的响，不象雷声，象是破坝。“跑吧!"人们放下碗就往山东面跑，鲍彦山一家跑上了石子路，回头一点人头，少了捞渣。文化子想起来了：“捞渣给鲍五爷送煎饼去，人或在他家了。”

寻找捞渣的筏子在水上打转。人们在大柳树树梢上发现了趴着的鲍五爷。鲍五爷用手指着树下，喃喃地说：“捞渣，捞渣!"男人们一个个跳下水去，足足一个时辰，才摸到捞渣，可早已没气了。人们感叹着：“捞渣要自己先上树，死不了的。"“捞渣是为了鲍五爷死的哩!!” 小鲍庄有个鲍仁文，人称“文疯子”。他为了写书，整天缠着转业军人鲍彦荣采访，承包田里长了荒草也不顾。捞渣牺牲后，他与人合作写成了报告文学。不久，省报登了，题目是《幼苗新风——记舍己为人小英雄鲍仁平》。不久省团委又将鲍仁平评为少年英雄。

要饭的小丫头小翠，被鲍彦山家收养，本想为老大建设子找个童养媳，不料小翠与老二文化子感情越来越深。小翠长到十六岁，已出落得很俊。捞渣妈准备为建设子圆房，小翠知道后如五雷轰顶，她往庄东头大柳树跑去，边哭边嚷：“我才十六岁，我才十六岁!”终于，她逃离了鲍家。晚上仍与文化子幽会。

鲍山附近的小冯庄，有个老姑娘叫大姑，她与一男孩拾来相依为命，亲似母子。对于他俩的关系，大家都觉得蹊跷。拾来十八岁那年，大姑为拾来置了一副货郎挑子，让他自食其力，拾来便离开了家。他在小鲍庄认识了四十多岁的寡妇二婶，两人逐渐相爱。但小鲍庄不能容忍外姓人，村民殴打拾来，二婶也受大家歧视。后来，两人虽在乡政府的支持下结了婚，可小鲍庄人仍不接纳他们，在人前始终抬不起头来。在洪水来临时，拾来下水捞上了捞渣的尸体，受到表彰，这之后才在小鲍庄立住脚。

捞渣死后一周年，县上将他的坟迁到小鲍庄正中，墓碑上刻上了“永垂不朽”四个大字。此时，由于县里照顾，鲍彦山家的新屋封顶了。建设子到农机厂上班，并结了婚。小翠回来了，与文化子悲喜交集。村里的路也开始拓宽……。

阿城的《棋王》一直被看作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这个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更着重表现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理想精神的寻找。小说以远赴云南边境“上山下乡”的一群“知青”为主人公，勾画了他们在非常环境里的人生经历。主人公王一生是其中的一员。他天性柔弱，面对粗糙喧嚣的社会环境，其惟一的“定力”只能来自自身内部精神的平衡。这是一个典型的“隐于市”的“大隐”之人：既不远离世俗生活，又不沉溺于俗世环境。在作品中，政治事件和社会矛盾被淡化了，“知青生活”和“文革背景”或许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生存和活动的全部环境和依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才真正影响到了王一生们的为人处世乃至精神世界：老庄哲学中的淡泊宁静、无为而为、身处俗世、不耻世俗的“超脱境界”，或许正是王一生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小说所要建立的文化立场。

　　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精神气韵，不仅成就了阿城作品的思想底蕴和美学情趣，也被溶解在了阿城的叙述之中。阿城的叙述气定神闲，平静如水，或许，只有这样的闲静，才能使阿城看清楚王一生的不放过一颗饭粒的“吃相”，看清楚他“净是绿筋的瘦腿”，看清楚许多作家来不及注目的东西。阿城被认为是当代作家中首先一个从体制文学的虚假激情中后退出来，让我们重温传统文化平和、冲淡、宠辱不惊的脉息的作家。只是，阿城本人的过于“平静如水”，使他在“三王”之后几乎不再有更重要的创作，以至终于淡出文坛。

编辑本段赏析

第一部分

　　小说名为“棋王”，作者却以一支生花妙笔，娓娓道来，把个“棋王”的故事讲得意趣横生，不由你不爱读。然而，小说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则在于，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全家生活费每人平均不到十块钱，为省家用，他连上公园、看电影等学校活动也取消了。或者由于生活境遇、或者由于性格特质的投和，王一生爱上了象棋，而他的青春生命也由此焕发出光彩。什么穷、什么外界干扰、什么无资格参赛，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不能割断王一生和象棋的关系。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当读者读到王一生因其“呆”，误撕某造反团的大字报致使其“大”名沸沸扬扬，本人也被对立的两派争来夺去成为“斗争”焦点而忽俊不禁对，在那一哂、一笑之间，所包容的是由作品形象感发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丰富内容，是对那整个畸形时代的嘲讽。阿城审美视角的独特处在于，当他反思那一时代时，不是沉湎其中，而是超然象外、省察人生，由此，从当时比比皆是，可以说构成一时潮流的“造反”、“讨伐”、“反戈一击”、大字报战等文化现象中，见出其与历史、与实人生的悻谬。而这又是巧妙地以王一生这样一个普通小人物和时代“主导”意识相违拗的人生追求显示出来的，在鲜明的映衬中，揭示了那一时代被扭曲的文化表层之下，历史、生命坚实而不可逆转的进程。王一生的爱棋、下棋，他谦虚、好学、坦诚、刚毅的棋品??持身谨严的人品，诚然表现出执着的生命热力，但作为一个“人”“热爱生命”并非是一句空话，“生命”也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作品中关于王一生对“吃”的感受、看法、包括吃态的描写，成为作家刻画人物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质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那么这部作品是在“雅”与“俗”的自然统一之中，完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塑造。然而作品对人物的描写并不仅仅停留于社会层面，而显示出超越现实、超越个体存在、对世界人生进行整体把握的努力，作家对中国古典哲学、对道禅精神的领悟，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

第二部分

在王一生的学棋经历中，拣烂纸老头的指点勿庸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对“气”与“势”的了悟，使王一生的棋艺日精，最后力克群雄、稳操胜券；而王一生身处穷境、逆境、困境，精神不颓、志气不衰的人生道路与品格，在那不正常的年代，不也颇具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意味？作者关于王一生棋场鏖战一段的描写，尤为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创作思维的这一特点：王一生“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散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与其说这是一个神情专注的棋手，勿宁说这是民族文化精神融铸而成的一个“棋魂”，它远非某一具体现实人生所能拘囿，而具有与远古、现在、未来，宇宙人生同在的永恒意蕴。《 棋王》不仅立意颇深，而且显示出将其浑融于感性形象创造、故事情节表现的艺术功力。作者写知青之憎、棋手之谊，使人感到在那反常的时代，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理解、真诚和亲近。作者写母子之爱。“无字棋”那一笔轻起重落，形成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扑面而来，使人不能自己。作品表细节，如“吃”，似工笔细刻，使人物体表态心神毕现；写场面，如“千人观棋”，则文笔姿肆、纵横捭阖，以不同人物动态汇成铺天盖地的动势，确实手笔不凡。再加词句的凝练，用语的诙谐，反嘲的口吻，“静”与“动”相因相生的笔法，使小说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审美精致。概而言之，作品将玄渺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寓于平凡人生的揭示与升华，在故事的叙述中，以朴素的写实笔法，注之以意、行之以情、凝之以神，形成了阿城小说感人至深又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

《爸爸爸》为韩少功中短篇小说，也是他创作三十余年的名篇之一。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

　　作品以白痴丙崽为主人公，通过对他的刻画，勾勒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词：“爸爸爸”和“x妈妈”。但这样一个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正显示了村人们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在鸡头寨与鸡尾寨发生争战之后，大多数男人都死了，而丙崽却依然顽固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同时它又暗含着传统文化中那种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亘久难变。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韩少功基本上属于一个写实的作家，但由于他对楚巫文化和《离骚》浪漫传统的推崇，在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使文本涂抹上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与思考。我们说过，“寻根小说”大都采取一种貌似传统写实的叙述方式，《爸爸爸》用的却是类似荒诞的“寓言体”，可能是个例外。

编辑本段作品评价

　　1985年，韩少功发表了中篇小说《爸爸爸》，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展现了一幅人类童年时期的生活画卷。在神灵观念的作用下，这部作品体现出原始思维的神秘性、互渗性、象征性等，其语言具有简洁性、直感性、形象性等原始语言的特征。韩少功以原始思维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最主要的是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同时，这部作品独特的创作视角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开放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阿城小说感人至深又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

寻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