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和猪

我十一岁之前，十分健康，连感冒都没患染过一次。十一岁那年，莫名其妙地连续生病：突然呕吐起来；拉肚子拉得说话都没有力气；腹部前后左右生了密密麻麻，大的如黄豆，小的如绿豆的东西，有的硬硬的，有的软乎乎，被我抓破，流出水来，村里土郎中叫它“缠心龙”，又疼又痒，折磨得我要命似的痛苦。母亲担忧极了，说“叫你阿伯去看看”。“阿伯”是邻村一位算命的，那时四十来岁，人们都说算得很准，解灾方法灵验，名气很响。母亲带着我来到他家。那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阿伯对我母亲，其实也是对众人说：“你最忙，要做饭，要喂猪，要下地，我先给你算。”母亲说了我的出生时间。阿伯拉我过去，亲切的摸我的头，说：“这孩子聪明，将来是穿皮鞋坐办公室的。”接着对我母亲轻声说了一些“解法”，其中一条好像是“供蛇神”，并且不要再打蛇。我忽然对阿伯产生了依赖的感情，母亲要回家，我还不想走，听阿伯给别人算。阿伯对一位婆婆说，你儿子属猪，那姑娘属蛇，犯六冲，不能配婚。那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蛇和猪是冤家对头。

听说猪吃蛇。我不曾见过。在我家的猪圈里，常常出现老鼠，但我没有看到出现过蛇。猪向蛇发起攻击，见过一次。那天，邻居因为出厩肥，把猪放了出来。这头猪一百二三十斤大，突然气呼呼地向草丛冲去。我定睛看，见草丛里有动静，接着看见一条大秤杆粗、身上带着星点的蛇，昂起头冲着猪，大概自量不是对手，于是采取打不过就跑的策略，溜走了。这再次给我猪和蛇是敌人的印象。

文革结束前一年，一位来自外地，我父亲称之为“游方郎中”的人，会看病会算命，在我家屋外四合院大院子里压低声音对婶婶姑姑们说：犯六冲是很凶的，不但夫妻，其他关系的人身上也会发生相克，毛主席属蛇，蒋介石属猪，所以你死我活。这次所闻似乎是对我所留印象的一个印证。

我父亲属猪，我姐姐属蛇，之间的关系，我从来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这在我幼稚的脑子里的想法，一方面有点怀疑算命的猪蛇犯冲的说法，一方面猜测这大概不是夫妻的缘故。村里确实有几对犯六冲的夫妻生离死别了，年纪三十多岁，四十几岁的。

村里女性都害怕蛇，讨厌蛇，躲得远远的。男孩子也怕，但又打蛇，一看见就打，用石头砸，用竹竿抽，有什么用什么。父亲告诫我“不许打蛇”，道理是蛇有功有恩而无罪，在田里捉鼠，保护了庄稼；在家里逮鼠，使口粮和家具免受糟蹋和损坏；从来不会无故伤害人。有一回，是雨天，和我家属于同一个生产小队的几个社员在我家一遍做草鞋，一遍听我父亲“讲聊天”（村人把说故事叫做讲聊天），一条擀面杖身粗的黑蛇游了出来，其中一人抄起木棒要打，父亲沉下脸：“你打它干什么！”转身对蛇说：“回到里面去。”说来奇怪，蛇乖乖地游回去了，就像这些后生尊敬我父亲，蛇也听我父亲的话。

近朱赤近墨黑。我虽然被父亲教训过，但村里的小伙伴习惯打蛇，我也难免由于“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的关系，跟着“同仇敌忾”。在我记忆里，我们没有打死过蛇，我没有打中过蛇。小蛇遇打，赶紧逃走。大蛇不甘示弱，总要反抗一阵，后来因为这些野孩子人多势众，“子弹”“炮弹”漫天飞舞，好汉不吃眼前亏，才认输离开战场。离开前好像总要逐个打量一遍，记住长相，发誓：小子，这笔账你给我记着！蛇也许真的会记仇，遇到我便会吐着信子，发出咝咝的恨声。这和给父亲的待遇截然不同。父亲去收晒干的稻草，草堆里面如果有蛇，一见是我父亲，便低着头游开。路上碰到，蛇呆在路边，让路中间给父亲经过。这也许是凑巧，或者假象，但在我那时看来，这是特意的。

到我懂事后，不再打蛇。似乎有一种认识，无缘无故地伤害，无论对人，还是异类，都是蛮不讲理，坏蛋干出的事。对蛇的观感，好像也转变了，不再觉得那般丑陋可厌。那年暑假，是我读大学以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在屋檐下看书，听到外面大路上人声嘈杂，我出去看。阿根叔攥着一根比大人拇指粗些的竹竿，在追一条身粗如手杖的蛇。他恶狠狠地一竹竿下去，落在蛇身上。蛇头高昂着，甩过来，要冲向敌人。我觉得它的神情既愤怒更是委屈，平白无故的遭打，它因为天热口渴，要到前面不远处的河里去喝水，并非故意出来吓人，惹人讨厌，这在农村是经常出现的事。又一竹竿下去，打在颈上。我感觉它在痛苦地呻吟。第三竹竿，把头打扁了。死了。阿根叔用这根竹竿挑着，扔到山里去。我想阻止，打第一竹竿之前就想阻止，但没有阻止，大概是因为没有这种习惯，潜意识里觉得这是生硬的，勉强的，或者极不自然的行为。我想这是一条年轻的蛇，从它光滑发亮的皮肤和灵活矫健的姿势来看。我心里很难受，这一天我没有吃饭。阿根叔跟我异姓，属猪。

此事过了一年，阿根叔的儿子死了。八岁，活泼可爱，名字还是请我父亲给起的，也属猪。死得很蹊跷。那天在水库大坝工地，他爬到压坝车上面玩，驾驶员知道他在上面，要开动了，叫他坐在上面不要动，他答应得好好的“我不动”，却突然跳下来，偏偏又遇到刚好倒车，几吨重的碌碡从身体上碾压过去，肉、骨和内脏分不清，头压扁了。惨不忍睹。就像那条被无故打扁了头的蛇，让人难受得心里发紧。

蛇和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