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情经典文章_关于战友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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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兄弟意，战友情　　在新训时期，一次谈心会上，连长对我们说：“人的一生有‘三同’，同床，同窗和一同扛过枪的。”同床的当然是自己的妻子，同窗的就是自己的同学，一同扛过枪的当然是自己的战友。现在，在这军校，我们既同窗，也一同扛过枪，那么，这又算什么呢!所以，在军校，我们既是同学，也是战友。这份一同吃过苦受过累的战友情谊，这份同窗而读的学生时代，都告诉我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相聚就是一种缘分。有人说，我在佛前苦苦求了五百年，才换回你的一次回眸。那么，我们从祖国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是在佛前求了多少年?因为共同的人生理想，我们从祖国的天南海北相聚在一起，相聚在这钟山脚下的军理工，开始我们短暂而又漫长的军校生涯。
　　作为开学第一课，这为期两个月的新训在向我们走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将完成由一名地方青年，部队士兵向军校学员的成功转变。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将真正走进军营，了解军营的制度，军营的纪律。军营的日子是累的，苦的和难熬的。在这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在一起哭过，累过，流血流汗过。在野外，一瓶矿泉水也要每人喝一口。现在，回想起那新训时光，更多的不是觉得新训苦，新训累，而是觉得那是一笔无法忘却的财富。正是那段一起走过的岁月，才是我们战友情谊的加固剂。有了它，友谊之树才有根。
　　什么都不说，你们知道我。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举起酒杯，共同祝愿我们的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友谊天长地久!
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难忘战友情　　金秋十月，万众奏凯歌。一天傍晚，我同家人欢聚一堂，聚精会神的观看文艺节目。突然间电话铃响啦，“喂!你好，啊，听出你的语声啦，听说你成为一名企业家啦，省人大代表，你开了规模很大的服装加工厂。你还要召开老战友聚会呀，我一定准时到达，我与辽西北的战友一起去!”我慢慢放下话筒，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提起这位五十多岁的老班长，他叫宪尧，中等身材，为人正直，话语不多，性格开朗，朴实大方，真象个当老大哥的样子。十年前在北疆边防线上，从事军旅生涯，是我的老班长。对我倍加关照，记得当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青年，一口学生腔，怕苦怕累，刚到部队里处处不适应，背地还偷偷流过泪呢，真是小孩子气哟。从内务到军训，以及外出值勤，都是老班长带着我，帮助教育我，后来使我逐渐成熟起来，入了党，成为部队的干部。我的成长都是饱含着老班长的汗水和心血啊!记得有一次，在白雪覆盖的，山峦起伏的，严寒的冬季里，沿着边防线上巡逻。风吹鹅毛似的大雪，满天飞舞，堆成座座雪丘。原来那崎岖的山路不见踪影，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着，老班长用手拉着我，怕我滑落深沟里去。他那目光总是凝视边防线上的每个可疑点，他说：“咱在边防线上巡逻，时刻提高警惕，捍卫祖国的安宁，是当军人的天职。在平凡岗位上，也是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啊!让党和人民放心。越是艰苦环境，越能锻练人。”
　　老班长复员后，先开小的服装商店，用滚雪球的方式，逐渐扩大，建立一个服装加工厂。招收下岗女工和农民工有一千多人，聘请高级设计师、裁剪师，培训工人。并派人到国外学习，了解各国的需求，现在的服装销售到国外。他经常对大家说：“人活着要想着人民，多为党和祖国贡献力量!”多么好的老班长啊，我难忘战友情......
　　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生死战友情　　1953年7月8日凌晨3时，在配合友军夏季金城反击战中，我所在的志愿军二十三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五连经两昼夜的激战，胜利完成攻坚任务后，奉命撤出战斗。返回途中，部队遭敌机炸弹的袭击，八班长于永冬双腿被炸断，七班战士夏长坡一条腿被炸断。由于是深夜，部队行动匆忙，没有及时发现他们而撤走了。他们各自用急救包简单地包扎了伤口，相互勉励着用双肘顽强地拖着残肢往回爬。小夏每爬几步就回头轻轻地呼唤一声：“八班长!”他们就这样前呼后应地爬着，爬着。一会儿，八班长便没有了声息。小夏预感到情况不妙，回头爬到八班长身边，发现八班长已昏迷过去了。他呼喊着八班长，赶紧用仅存的一个急救包给八班长包扎。他以常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勇气，凭着双肘和一条腿，驮着八班长往回爬。由于负重和过度用力，他的伤口大量出血，不久，小夏也昏迷了。
　　东方渐露鱼肚白，八班长被一排排落在身旁的敌炮弹震醒。他发觉自己趴在小夏的背上，忙用手摸摸小夏，还好，他的心脏还在跳动，鼻息还有一丝呼吸。他连忙撕下自己的军衣，给小夏包扎，并把水壶里仅有的一点点水，小心翼翼地喂进小夏的嘴里，在小夏的耳旁轻轻地呼唤着：“夏长坡!夏长坡!”小夏渐渐地苏醒过来，忍着痛说：“八班长，我背你!”经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八班长深知：此时若自己再让小夏驮着，这就意味着两个人都归不了队。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我是班长，是共产党员，你是团员，你要听我的指挥。现在我命令你先爬回去!如果还有力气，就把我这支冲锋枪带回去，这是祖国人民交给我的，绝不能落在敌人手中!”小夏看着相距百余米被敌人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的敌主峰阵地，又看了看班长，他犹豫了。八班长猜透了小夏的心思说：“小夏，你放心，我这里还有一枚手榴弹，敌人胆敢上来，我就与敌同归于尽，绝不给祖国人民丢脸!”
　　小夏脖子上挂着两只冲锋枪，爬呀，爬呀!他实在太困了，真想合上眼睡一会儿。他挣扎着把两支枪隐藏在一棵小树下，又艰难地继续前进......当他迷迷糊糊苏醒过来，看到周围的同志正在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名字时，小夏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请告诉指导员，八班长在小无名高地北坡30米处，两只枪在小......树下......”说完，这位入伍还不满4个月，年仅17岁的湖北黄陂籍的小战士，就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根据小夏说的方位，我们找到了一息尚存的八班长和两支完好无损的冲锋枪。军医告诉八班长：“你的双腿必须截肢!”八班长平静地说：“好吧!我服从组织!”当他再一次醒来时，第一句话是：“夏长坡同志好吗?你们把我背过去，我一定要见见小夏!”为了不让他过分激动，我们只好安慰他说：“小夏好的，就在隔壁病房，现在你不能动，等你好一点再背你去见他!”八班长说：“如果你们不背我去，我就是爬也要爬过去看他!”说着就要从床上滚下来。我们感到再也瞒不住了，就把实情告诉了他。这时，这位连负伤、截肢都不哼一声的硬汉子，却像小孩一样，放声大哭起来......
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战友情　　也许我不说你们不会知道，那次，有一位越战老兵，送孩子去海南大学时，他父女俩的目的地是海南大学。在海口下了火车已是深夜凌辰了，这位越战老兵的二位海南战友蒋芳蔷与陈庆祥开着私家汽车在海口火车站接这位越战老兵父女俩，由于汽车出故障，在夜深人静时，又请不来维修人员来帮忙维修，所以他们只好决定在海南海口火车站附近找旅馆住宿。
　　可所有旅馆的客房已被旅客住满，他们四人只好露宿街头，无可奈何地在那里等待天亮，然后请维修人员来把车维修好以后再启程。孩子在车厢内呼呼睡着了，这位越战老兵与芳啬在花园的栏基上坐，庆祥也离得他们远远的。这位越战老兵与芳啬坐了一会，芳啬说很困倦，想睡觉。他说那就睡吧，可是蚊虫很多，他就除下外衣帮她驱赶蚊虫。后来庆祥说头很晕，虽然自己也是当兵出身，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很不习惯，庆祥说打的士回家就睡得舒服，可是车又谁来看望呢?芳啬让他们三个人打的回庆祥家睡，孩子自己睡一个房间，他在大厅当“厅长”，芳蔷是怎样在那里度过那难熬的时光，这就不得而知了。
　　次日，越战老兵问芳啬车修好没有?她说修好了。她讲话的声音变得很沙哑了，她真真实实病了，她是为了他才病成这样的，她有一种为了战友可以赴汤蹈火这样的精神。他在海南花了她很多钱，这并不是他吝啬不舍得花钱，而是她不许他花钱。在宾馆吃完饭，他借去洗手间之机，悄悄地去收银台结了帐，她硬是要收银员把钱退回给他，由她自己花钱结帐，去旅馆住宿，也是她花钱帮他开房，他每次给电话她，她总是开车来接他。其实，在海南搭公共汽车是很便宜的，从始站到终站只需一元钱，像他这样的越战老兵，只要把证亮出来，更是一分钱都不用花，而且车上的学生哥学生妹个个都会主动地给他让坐。他很想念她，他很想找机会报答她。
　　最近他对海南的交通线路很熟悉了，所以他到了海南就很不想打忧她，一怕耽误她的时间，二怕她知道他在海南她就匆匆忙忙开车来，浪费汽油还是其次，他最担心的还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他关心她爱护她的一种方式。可她总是认为他心里没她，每当他到了海南安顿好后，给她电话说他在海南，她总是怪他不提前告诉她，好让她开车来接他;每当他离开海南上车后，他给电话向她道别，她总是怪他不提前告诉她，好让她开车来送他一程。
　　他孩子在远离家乡，在海南大学读书，他悄悄地流着眼泪，痛心地向她说：“我孩子在海南，就麻烦您多多关照了”，她很爽快地回答：“战友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家就是你孩子的家!”从他对芳蔷的接触和听了她经典的话，内心就觉得很受鼓舞。
　　芳啬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她为人诚恳、热情、大方，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一定要向她学习，我很羡慕这种战友情。
　　下页更过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　　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战友情　　“战友”，多么神圣的名词。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一首《送战友》唱出了战友离别相送的难舍难分。
　　“当我离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听你弹琴，听你歌唱......”一首《怀念战友》唱出了深厚的战友情。每当听到此处时，我总是满眼的泪花。
　　都说：“战友之间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是的，那是在血与火考验中建立起来的战友之情，战友之间的感情是最真诚的、超越一切的、最纯粹的感情，是真正的心与心的沟通;那是赤诚之交，毫无功利色彩，不带世俗偏见。
　　人是善于伪装的动物。无论是谁，都愿意把自己最闪光、最光彩的一面展现在其他人的面前，把自己的阴暗面留给自己欣赏。即使是朋友，也不会完全的看到彼此的不光彩的一面，或者说彼此的弱点。
　　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自己的弱点只会展现在最亲的人面前，而这个人同时也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而一旦把自己的弱点展现给此人之后，你也就越发的信任此人，越会感到此人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任何人不可能超出此范围。
　　所以，在日常的交往中，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对方的全部，而是经过他完美伪装之后的展览!
　　但是，战友之间是赤裸相对的，互相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军人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是最直接的。爱憎分明，战友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所以就不会存在世俗的观念。在训练场上训练时，互相纠正错误的运作，而不单纯的取笑对方;在休息时，天南海北，高谈阔论，有时还纵声歌唱，无论唱的怎样。在这渐渐的交流中，形成了彼此间的信任。
　　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是最牢固的、最不容易破坏的，他甚至可以超越生死。正是这种信任的存在，在战场上才能互相依托。
　　战友情是生命的寄托。俗话说：“养兵千日，有兵一时”。军人天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尽管在非战争时期，无仗可打。可任何一个穿军装的人都有一份危机感。如果战争在明天打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国际形式瞬息万变，战争随时会打响，任何一下军人都在随时准备与敌人奋力拼杀，甚至流血牺牲。而到那时，在身边相伴的战友就是生命的寄托。
　　深厚的战友情在出生入死间缔结。在演习场上，在战场上，你把生死置之度外，把安全留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是用血汗甚至生命奏响的战友之歌。
　　关于战友情的经典文章：时光飞逝战友情　　近日，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来自原在部队的战友杨常山。杨常山，原卫生队小灶上士，山东潍坊人，年长我两岁，今年60岁，已退休。
　　当年在部队，我在团后勤处炊事班做饭，后当了两年炊事班长。卫生队小灶的炊事员归属后勤处炊事班，故与杨常山相识。记忆中的杨常山，个子不高，为人热情，脑子灵活，说话办事，有板有眼，1981年初，我离开了部队，从此便与他失去了联系，一晃，已是34年。
　　在短信里，杨常山提到是从当年战友袁建武处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并建议我加入原部队老战士微信群。微信，我不会用，杨常山建议我求教于袁建武。说到袁建武，他是我在部队认识的战友，俩人同年入伍，都是石家庄兵，新兵连我俩分在同一个班， 我年长他一岁。
　　袁建武，为人精干、豪爽，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曾任石家庄市国棉一厂、国棉五厂总工，石家庄市科委主任。当年，袁建武和我谈起他的父亲，一脸的崇拜和自豪：“文革前，我父亲的工资就是三百元，要知道，毛主席的工资才三百元啊。”
　　我和建武在家都是老小，都受父母的疼爱，但我的父亲大字不识几个，是个工人。因家庭出身不同，生长的家庭坏境不一样，造成了我俩的性格不同：建武热情、豪爽，谈吐大方得体，相比之下，我就显得内敛、拘谨，有些小家子气;但我俩也有相似之处，就是性情率真，为人诚实，且都喜欢文学艺术，脑子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我从小喜欢文学艺术，曾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建武喜欢声乐，曾专门拜师学习声乐。新兵连我俩被分到一个班，班里就我俩是石家庄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加之有共同爱好，自是亲近起来。新兵连营房建在半山腰上，几排小平房，室内无暖气，生着煤火炉，无床，打地铺，我俩床铺相挨。新兵连训练，正值寒冬腊月，张家口的冬天，北风呼啸，寒冷刺骨，狂风携着沙子，打在脸上，那叫一个疼!由于天冷，我们穿着绒衣绒裤，外面套着棉袄棉裤，脚上穿着里面带羊毛的大头鞋，浑身那叫一个沉!新兵训练拔正步，头天下来，腰酸背痛，第二天起床，腿都打不过弯来，虽说当兵前在农村下过几年乡，苦也吃得不少，但这罪绝没受过。建武他们下乡在井陉矿区苗圃场，环境要比我好得多，这罪就更没受过了。新兵班的班长家是湖南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看到我们一副伤残样子，就笑了起来，说：你们这群城市兵，就是不行，那像我，从小吃过多少苦，这点苦算什么，等到了新训队(每年部队新司机训练队)，比这还要苦。写到这，我必须交代一下，我们这个新兵连的战士，受训完后，将会被分到团指挥部和后勤处机关，而我和建武所在的新兵排，新兵受训完后，将会分到后勤处下属的汽车连学开车，故班长会这么说。
　　新兵连受训完后，后勤处部来新训队挑人，我所在新兵排的杨排长推荐了我，结果我被分到了后勤处部，最终，当了一名炊事员，而建武分到了汽车连，学了开车。
　　1977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上流行“秤杆子、方向盘、听诊器”，说得就是在当时干商业卖东西的，开车的，当医生的是人们最羡慕的职业，而通过在部队学开车，将来复员到地方当个司机，是我们每个新兵从心里渴求的愿望，可命运就是这样作弄人，我在新兵连表现好，结果却被挑到后勤处部，当了个炊事员，一个做饭的。当时，社会上瞧不起做饭的，一说做饭的，连个对象都不好找，而建武命好，学了开车，一个当时最吃香的职业。 虽说做饭的在别人眼里不吃香，可当时在部队我可是尽吃香的，喝辣的，尤其是我在农村“吃糠咽菜”好几年，现在可算是苦尽甘来。记得一次食堂杀猪，晚上班长招呼大家吃排骨，那排骨上尽是肉，班长还嫌不香，又让我去拿香油，蘸香油吃。那晚，我吃着香油蘸排骨，想起了上学时教军训课老师给我们讲得“共产主义”，他说：“到了共产主义，咱们就是面包蘸香油。”面包蘸香油，现在可天天吃，而在我年少时，那却是个梦想，而那天晚上，我吃的是排骨蘸香油，是“超共产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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