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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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集
陈明远，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人文学者，长期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诗人。从现代个性心理学的角度，深入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奇人，一个非常值得深刻解剖的复杂的存在，是多种矛盾冲突集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郭沫若的多面性人格分析，也必须从多面视角进行。本文着重分析青年时期的郭沫若。青年郭沫若的个性，基本上属于自我表现的情绪型或浪漫型。
表现自我，自然流露
青年郭沫若有艺术天才，富于创造力，这种素质决定了他的文艺观是崇尚天才、灵感、直觉。他向往歌德和孔子那样的“球形天才”，追求多方位的自我实现。他全面涉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中外文化交流等，而且在这些方面也都有所贡献。他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一个人写诗，要有直觉、灵感。
青年郭沫若宣称，“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说“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他向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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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个体存在，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突出的个性看做诗的生命。他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因此他在文学创作中竭力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郭沫若主张“文艺要表现作家自己”，“文艺是作家的自叙传”。新文化运动中，他成了突出自我意识、激烈解放个性、肯定主体精神、发扬自由创造的开路先锋。偏于主观、情感冲动
郭沫若在1923年自述：“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青年郭沫若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即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种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创造，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象，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
青年郭沫若豪放不羁、激情洋溢，而缺乏坚韧和冷静。他说：“我只是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像留声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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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新文化运动带来重主观、重表现、重情绪、重创造的新浪漫主义美学原则。傲慢不逊，具有反抗精神
20年代初，郭沫若自述：我郭沫若素来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我的行事是这样，我的文字也是这样……要叫我们“休”，除非叫我们死！
在日本参与“无产阶级文学派”的冯乃超，回到上海以后，于1927年12月18日作《艺术与社会生活》长文，文中说：“我们若要寻一个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冯乃超认为，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等四种人都“没落”了，只有郭沫若“革命去了”。粗豪放浪，好走极端
青年郭沫若一味追求“全”，而忽视“深”；他积极进取，却又好走极端；他豪放大胆，但常随意树敌；由于缺乏反思和自省，他个性中的优点和缺点常常混为一体，相伴相生。闻一多和梁实秋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倾倒于创造社郭沫若的豪情壮志而五体投地，引为知己，但是后来起了变化。闻一多在1923年的家信中说：“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越来越注重政治功利性，同时他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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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力也越来越淡薄衰弱。
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是放浪不羁的天才。但是两人有所差别。同为愤世嫉俗，郁达夫倾向于悲观、颓废、出世，郭沫若则倾向于达观、进取、入世；郁达夫怀才不遇、时运不济，落得自暴自弃，郭沫若则随机应变、逢场作戏，常常时来运转。他们曾多次自比为“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这一比喻可谓恰到好处。忏悔情结
青年郭沫若认识到：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能力。我既晓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颇，意志的薄弱，也很想从事于纠正与锻炼。
郭沫若时不时会萌生“忏悔情结”。郭沫若早期以“自我表现”多次公开暴露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并期望以光明照亮自己的灵魂。郭沫若的忏悔情结，并不同于胡适之、闻一多、徐志摩、郁达夫诸君子，而另成一种特色。
《三叶集》载，1920年初，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在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唯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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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这样忏悔的自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宗白华说：“把《三叶集》跟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忏悔情结跟他诗歌创作的直接关系。长诗《凤凰涅�》是在1920年1月20日完成的。时间正好是在写这封信的两天以后。”
郭沫若的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后来，郭沫若有时反省道：“我一生最讨厌最憎恨的就是虚假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淤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像我们这样从淤泥中钻出来，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应该不断地冲刷身上的肮脏。”性格不定，易动摇复多变
许多人的个性人格中或多或少带有两面性。对于郭沫若的两面性，鲁迅概括为“才子加流氓”，或者说是贵族性加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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