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
发布时间：2010-06-16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两次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步，然而，两次合作都未能延续下来，从而造成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不幸局面。 国共两次合作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所表现出从合作的内容到合作的形式不尽相同，通过国共两次合作的比较，对于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展望未来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两次国共合作的相同历史因素
（一）从历史时期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发生在近代乱世，具体说都是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演的，发生时中国的社会面貌大致一样，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都是在命运中煎熬。
（二）从合作基础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是为了以两党联盟为基础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包括两党在内的中国人民当时共同的敌人，即对敌斗争的需要是两党选择并肩携手的本质原因。
（三）从相互关系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因国民党力量的相对强大而都是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辅之，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主动纳入到国民党集团的行动体系。如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有了双重身份，帮助国民党整顿发展党团组织、建设军队和各级政权；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政府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成了国民政府军战斗序列。同时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都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四）从革命性比较而言，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革命性都比国民党的更坚决和更彻底，合作关系的破裂都是国民党单方的责任。两次合作，在结成联盟之前共产党都比国民党思想上更有前瞻性，行动上更加主动积极；在建立统一战线后共产党都比国民党更着意维护并为此容忍或反对国民党孤立对敌、与敌妥协乃至反共反人民的倾向；合作关系结束前都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对共产党这一盟友加诸干戈，致使双方合作关系破裂，如第一国共合作就是在国民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国民党右派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动反革命政变，致使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此结束，迫使共产党人起来反抗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在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集团为主的国民党为独享胜利果实实行专制，致意发动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迫使共产党人再次起来反抗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三年解放战争。
（五）从外界反映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得到了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也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欢迎和声援，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得到了苏俄的指导和扶助，第二次国共合作得到了美国等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六）从历史影响而言，两次国共合作合作都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中国之命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近代历史的进程，同时也对国共两党自身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共两党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 二、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之处
（一）促使国共两次合作动因的侧重点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主要在内因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国民党是声势虽大，但如一盘散沙。孙中山革命数十年，成果被别人轻而易举占有。屡战屡败的苦果，使孙中山“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失望了。”使孙中山陷于一筹莫展，绝望之中。面对当时的形势，孙中山决心两手抓，一方面宣传“党义”，注重“党德”，开始“训练党员”，重树国民党形象，既着手改组工作，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求帮助，通过苏俄的帮助，借助共产党的新生力量，并从思想上、组织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全面改组。
第二次国共合作较第一次国共合作，侧重于外因。即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当时蒋介石剿共剿得正酣，国共积怨十年，矛盾冲突重重，
政治分歧也很大，国共两党内部对再次合作分歧很大，认识不一。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和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在全国一片“抗日”呼声中蒋介石不得不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重新考虑国共合作的向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一个表现，直接促使国共合作的是共产党的努力和日寇的入侵直接威胁国民党集团的利益。 （二）复杂的国际背景。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很敌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制定了“联俄”的政策，而共产党也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苏联的帮助，可以说国共两党的国际背景是基本一致的，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情况就复杂得多。在共产党方面，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背景，在国民党方面，既有英美的背景（蒋介石为代表），又有日本的背景（汪精卫为代表），并且这些背景，有时又互相交错，对国共合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从这方面来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难度大。但是作为共产党人，利用了这一复杂的矛盾，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为团结和扩大日民族统一战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三）两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的目的不同。 两次国共合作能够顺利实现，是因当时的政治形势的特点和国共两党在一定革命时期的共同利益决定的，但表现出来的目的各不相同。1923年6月，中共为了统一思想，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在广州召开“三大”，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在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讨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三个目的：第一、“政组国民党为左翼政党”；第二、“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第三、“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其目的和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为以后蒋介石搞分裂，以及“清党”埋下了伏笔。
而孙中山感受到了“军人骄横、党务消沉”及和平统一中国希望破灭的巨大压力，他认识到只有彻底刷新党务才足以应付危局。在这个危局怎样收拾，由谁来承担此重任呢？孙中山想到了新生的共产党，因为：“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成，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许多优秀的国民党员前仆后继，为革命牺牲，能肩负治乱之重任的人才奇缺。孙中山真诚地欢迎共产党的帮助。他曾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因为认识到了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为要救活它，就需要新的血液”、“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思想和无限勇气。”可见孙中山从思想上发生了伟大转变。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使孙中山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正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严重关头。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上表现出来。1931年10月，蒋介石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国内统一，不能为功。”蒋介石书写过一份手令说：“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即是说，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才是抗日来攘外”，这是蒋介石处理内政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蒋介石在张杨的“兵谏”和国民抗日风潮中草草与共产党合作。消极抗战，国民党政府抗日与剿共并重。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宣称，“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气，则不能御侮”。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一方面对日寇的军事进攻，不得不采取武力对抗的政策，以应付时局；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放弃或改革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国家制度，因此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抗战活动，国民党又设法加以种种限制和阻挠。所以在抗战中，国共虽然进行了合作，但之间的磨擦不断，皖南事变就充分露了国民党当局的险恶用心。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不积极抗日和弱点，将国民党的政权一步步推向政治死角。为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做了一次舆
论宣传。
三、国共两次合作的形式、内容、形成。
（一）在形式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党外合作的形式，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这次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是，还有各自的政权和军队。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两党的主要成员组成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和联合政权，并共同建立武装。而第二次合作，虽然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府改称为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但国共两党有各自领导的军队和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