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

摘　要:近年来,关于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争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

题,并由此引发了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文章从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对这部小

说做出新的解读,认为无论从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审美上,它都算不上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

抬高,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年代里,读者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关键词:文学经典;解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识形态;审美性

　　1998年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与南京大学的

余一中教授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

铁》)一书在《俄罗斯文艺》杂志上展开的学术对话与

争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且延续至今。①几

年来,从初出茅庐的中学生到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

家,都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就《钢铁》是不是一部文学

经典,它是否还可以作为文学经典被收入教科书等

问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见解,

其间见性动情,绝非一般学术讨论的景观”[1]。从

一系列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

题就是,以《钢铁》为代表的当年曾经盛行一时的红

色经典能否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屹立于神圣的文

学殿堂,为人们世代传诵?

本文试图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

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

对《钢铁》做出新的解读。

　　一　经典和文学经典

经典(canon)为经文之典,它最初起源于希腊

文,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

伸,用来表示尺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之后,

“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

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

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后来它进入文学、绘画和

音乐等范畴。[2]今天,经典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它

被引申运用于西方文学范畴,并在多元化的语境下

引起争议。什么是文学经典,成为文学批评界讨论

的热点。

文学经典,一般指欧洲文学中获得批评家、学者

和教师公认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它们在某个时期因

需要而不断刊印,被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充分研讨,

收编在选读本中,并作为文学名著列入学校课程和

教材,从而得以保留,代代相传。一个作家的作品被

社会认定为经典的过程相当复杂,根据刘意青教授

的观点,应该有以下因素的介入:首先,它得到了持

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

推动,比如经典的作品往往被其他作家引用和喻指,

经常或较多地得到评论和介绍;其次,它经常出现在

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

成部分,知名度高;再次,它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

教科书,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和延续,等

等。[2]

那么,面对浩瀚的文学星空,我们不禁会有这样

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

得批评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使它成为璀璨夺目、备

受尊崇的经典?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它成为一个国家

文化生活中的主流话语,并且长期占据学校的课程

和教科书?这些疑问也正是西方文学批评界关于文

学经典争论的焦点。

　　二　西方文学经典之争

文学经典问题的形成最早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提出的文学理论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自那

时起,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

但是传统的西方文学理论界都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

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文学

经典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解

构主义终结、颠覆权威的呼声在西方哲学界和文艺

理论界响起,各种观点的评论家,特别是女性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们

坚信在经典的构成中总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且“进

一步提出经典构成的意识形态性,认为创造经典本

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3](P16)英国文学理论

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文学原理

引论》中指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意识,它与社

会权力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4](P28)。在他

眼里,文学经典的形成被演化成了政治议题。所以,

这些评论家们提出改变文学经典的要求,去除以往

经典选取中的精英意识和等级意识,要求进一步拓

宽经典。

然而,仍有一部分学者难以苟同这种将文学政

治化的观点,在这支捍卫传统经典的队伍中,美国当

代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便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认为,文

学作品入典基本上是个文学现象,它的标准是美学

的,“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这种力量又主

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

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3](P20),而绝不是政治

和短期功利可以左右的,所以“西方经典不管是什

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3](P21)。在他看来,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必须有原创性,即有不同

于前人作品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就是作家赋

予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以陌生感,使读者产生一种陌

生的熟悉。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些反对传统经典

的“憎恨派”①们的言行实际上才真正是在利用随

时代变化的政治标准和小群体的功利考虑来取代美

学和艺术永恒的尺度。

双方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细细考

虑似乎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传统派坚持从

文学内部结构入手,把审美价值看作文学经典的评

判标准;“憎恨派”则坚持作用于文学外部的诸因素

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如果我们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对

双方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对于文学经典的

评判就会更加的客观一些。其实这种对话的思维方

式早在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就已

经确立。他在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寻求中介,从

文化诗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是

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主张文学研究应当从文学

内部结构入手,但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

境。

我们赞同巴赫金的对话观点,并且用这种观点

对《钢铁》一书进行定位。

　　三　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定位

如果说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形成标准的探讨,为

我们对《钢铁》做出比较准确的定位提供了理论支

持,那么对《钢铁》的写作历史背景以及它在苏俄和

我国的接受史的回顾,则更为我们对它的定位提供

了有力的材料支持。

众所周知,从19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

学批评起,文学在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

和社会工具。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理论,还是列

宁的反映论,都把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认

为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功能。以列夫·托尔

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批文学经

典就是突出的例子。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斯大林政

权走向相对巩固的20世纪30年代后,文学变成了

“统一的党的机器的小轮子、小螺丝钉”[5](P391),

于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的作用被提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的文学不再用来客观地反映

现实,而是用来反映主观特定的现实,成为意识形态

的一部分,并且被斯大林钦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七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在时间大

潮的淘洗中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美化现实、虚构现

实,它实际上创造的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指令的乌

托邦现实。制造英雄和神话就是它虚构现实的具体

形式。[6](P42)今天,我们回头观望前苏联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那些被制造的英雄和神话可以说无

计其数。

《钢铁》一书发表于1932年,在出版后的最初一

段时间里,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读者中都没有引起

多大的反响。直到1934年8月,拉普领导人在给代

表大会做的介绍文学青年的成就的报告中才提到尼

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无法知道斯大林是通

过什么渠道读到《钢铁》,但是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意

识到,这本书对前苏联文学来说是“重要的不可轻视

的正面现象”[7]。于是,前苏联官方秉承领袖的意

旨,在报纸上编发了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特写,在

全苏联掀起了学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潮。评论界

对《钢铁》也开始好评如潮,并且把它作为一部经典

之作加以推荐,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影。很

快,《钢铁》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如“整块金属

铸成的钢铁般”[5](P398)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

了前苏联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如今,“苏联”已经

成为历史名词,在它的意识形态下编织而成的各种

各样的神话幻景也都一一破灭,高大无比的英雄也

在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中轰然倒下。今天的俄罗斯,

《钢铁》已经不再作为文学经典被放到各类教科书当

中为学生学习,保尔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同样,《钢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有类似的

情形。

著名翻译家梅益先生早在1942年就根据英译

本将《钢铁》译成中文,到五六十年代它在中国的接

受达到了顶峰,有消息报道文革前它在我国畅销书

中排名第六位[8]。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首先,《钢铁》在我国建国以后的17年(1949-1966)

间的认同和我们自己的诗学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处于提倡理想、提倡献身

的时代之中,黑暗与灾难刚刚过去,整个民族对未来

充满美好的憧憬。此时,具有“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

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一级

英雄形象的创作和英雄主义的基调”[9](P108)的革

命历史小说为人们接受,与此相呼应的便是一批反

映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表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

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这其中当然包括《钢铁》。其次,

在17年间,由于我国国内政策的限制和引导,使文

学界几乎把俄苏文学作为唯一的接纳对象,读者的

阅读范围狭小,即使这样,我们选取的也仅仅是丰富

的俄苏文学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一小部分恰恰又多

是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的作品,《钢铁》就是其中之

一。因此,相似的社会历史语境,使得保尔的形象对

于中国读者感到十分的熟悉和亲切,他那种对敌人

无比的恨、对布尔什维克党无比的爱,以及面对各种

困难无比坚韧的精神,正符合我们17年文学创作中

“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变化,在

市场机制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文

学话语不再是单一的,它成功地解构了意识形态的

宏大叙事,于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再单

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关照,我们开始回归

文学的审美特性,提倡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相

互对话,提出文学的社会性一定要以审美为前提。

其实传统的西方文学批评界一直强调内在于文

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即使别林斯基,这个俄国批

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在强调文学社会性的同

时,也从来没有否认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他认为:

“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

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怎样美好

的思想,不管多么强烈地反映着时代问题,可是如果

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

何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

美好企图而已。”[10](P415)所以,文学作品要想更有

效地服务于社会利益,必须要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

艺术形象;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应该是真正被作家所

理解和把握,已经情感化、人格化的,已经被作家的

审美体验所融化的思想。具有这样思想的作品,才

能真正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感染读者的灵魂。

而《钢铁》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又是什么样的作品

呢?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只受过不完全小学教

育、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自12岁起就开始了自己的

劳动和革命生涯。凭着这样的教育水平和艺术修养

写出来的《钢铁》,连斯大林也认为缺乏起码的文学

知识。[7]小说的语言较为简单,作者不具备娴熟地

驾驭丰富多彩的语言的能力;小说采用的是最简单

的平铺直叙的表现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也是

最基本的肖像描写,或通过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

或使用对比的方法以反面人物衬托正面人物。[8]主

人公保尔的性格一开始就基本上定型,而且自始至

终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作者凭借自己的政治意念设

计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英雄形象:富有敢于抗争的

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然

而,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物并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原创,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同类作品

中,这样的英雄比比皆是。显然保尔的个性不甚鲜

明。

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应该是丰富的艺术审美

性和丰富的精神内涵的统一体,而不应该成为某种

意志的传话筒,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作品正是这样的

统一体。在这些作品中,对广袤的俄罗斯黑土地的

眷念、对苦难的直面、理想的向往、肉体的欲望、精神

的追求、绵延诗意的流淌、焦灼心灵的奔逃等等,都

被大师们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而《钢铁》在思想

上、在艺术上显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总之,我的结论是:《钢铁》是一部好书,保尔是

一位英雄,但是,《钢铁》的艺术性不足,英雄形象还

不够丰满。因此,《钢铁》与文学大师笔下的经典著

作,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还称不上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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