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历史上的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时，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明知凶多吉少，念及“国家至此”，毅然前往和元军谈判；被捕后，几度挣脱敌人魔掌，以期重整旗鼓，收复大宋江山，表现了这种精神；1958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冒着丢官舍命的危险，反映民情，说出真话。他为人民忧，为人民愁，为人民大声疾呼，尽管被罢官，仍然矢志不移，真正做到了忧在百姓前，为人民鞠躬尽瘁。 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私欲这组矛盾，从古到今始终在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这种忧乐观的人，理想远大，精神崇高，追求真理，视国家民族的振兴为己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天祥、彭德怀不正是这样不平凡的人吗?相反，有的人经不起物欲的引诱，享一时之乐，贪一己之利，而置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不顾，鬼迷心窍，灵魂丑恶，行径肮脏，犯下了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罪行。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为了个人多攫取“好处费”，竟然下令压低土地出售价格，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眼里、心里，哪有“天下人”的位置?只有他自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品德修养，陶冶自己的情操，向历代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学习，汲取其精神滋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刻记住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并代表着人民，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且慢行乐，切勿忘忧，更不能大肆挥霍，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为一己之乐，造成百姓之忧、国家之忧。 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一口古老的洪钟，常鸣在人们的心间。

②但是，作者在这句话中也同时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春秋史学家左丘明曾说过：“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南宋大诗人陆游也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现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国富”不等于“国强”，如果国防不巩固，国民沉醉于和平安宁生活之中，即使生产发展了，也有可能毁于一旦。当然，这句名言还有它的寓意，那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现在的中学生生在福中不知福，实在令人痛惜。俗话说：“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从没有放松过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常通过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来砥砺自己艰苦奋斗的品格。我们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尚能“主动找苦吃”，我们又为什么不能“踏尽崎岖路”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另一个引申义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奋斗是实现理想的阶梯，化学家诺贝尔为研制炸药，废寝忘食，四年里做了几百次实验，最后一次实验他甚至负了重伤，但他却成功了。由此可见，纵然理想与现实常有矛盾，青年们仍应以奋发有为的精神作为通往理想境界的阶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含义远非如此，但经常保持这种观点，却能使我们认清事物的本质，不断鞭策自己、警戒自己、完善自己。

③自古及今，确实有不少人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启迪下，英勇地奋斗着。宋代名将岳飞，为了 ，收复失地，驰骋沙场。他不畏奸臣谗言，不顾国君昏庸，在被召回朝廷遇害之前，还念念不忘“直捣黄龙，救回‘二圣’，收复大好河山”。此“忧”可谓“先”，其“乐”却在“后”。正因为如此，他才名垂千古，为后世称颂。再如，我国现代文坛上的巨星茅盾先生，他一生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写出了许多不朽之作。解放前，他在国统区用手中笔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解放后，他更加勤奋写作，尽情讴歌人民的新生活。他在临终之前，将自己节省下来的25万元稿费上交国家，献出一颗赤胆红心。茅盾先生身体力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对待“忧”与“乐”的态度，孰“先”孰“后”异常鲜明。历史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他们的英名都将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流芳千古，为后人称颂。 　　为什么这些人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从他们的事迹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只有从内心里、从灵魂深处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才能先忧国忧民，后考虑自己，甚至不考虑自己。假如没有这种爱国爱民之心，很可能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历史上祸国殃民的也是不乏其例的，像宋代的秦桧、明代的吴三桂、清代的李鸿章等等。他们卖国求荣，残害忠良，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民族的敌人，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人哪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他们的作为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背道而驰，他们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④范仲淹是宋朝名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他抛下家室与韩琦一起镇守陕西，屡次击退了西夏、契丹的侵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在那“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荒山野岭上，他也曾想过家，沉吟过“浊酒一杯家万里”的诗句，然而他想到“燕然未勒归无计”，就在那里餐风饮露度过了半辈子。是啊！“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抒发了有志之士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繁荣富强，为拯救人民的疾苦而奋斗的慷慨感情，它激励了无数的人为国捐躯。

文天祥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明知前去谈判凶多吉少，考虑到“国事至此”，就“不得爱身”了。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几度挣脱元军魔掌，以期重整旗鼓，为国雪耻。临死时还一心要挽救祖国。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发誓：“生不能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还在一首诗中发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歌。这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吗？

在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忧国忧民的志士更是浩如烟海了。无数的革命先烈英勇斗争，以鲜血染红红旗，目的是“天下之乐”。斗争的幸存者，当他们看到革命胜利，人民翻身了，感到无比欣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更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还为了祖国人民进一步的“乐”――实现四化，正在“老骥伏枥”，真是“烈士墓年，壮心未已”呀！

要“后天下之乐而乐”，必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只有行“先天下之忧而忧”，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加里宁说过，要成为自己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就必须先成为全体工人和农民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当他成为全体工人和农民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时，他便成了自己幸福的创造者。此话正是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具体解说。

我们这些小青年，高中刚毕业，对幸福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投身到为人民服务、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洪流中去，吃苦耐劳；在临终的时候，想到自己没有庸庸碌碌地虚度年华，为祖国的四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时，就会感到自豪，感到幸福。

现在有些人对“幸福”的理解，只囿于一己之利，报考大学“一不出省，二不渡江，三不过河”，丝毫也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打算。这种人最后只会到处碰壁，其“幸福”是最渺茫的，对社会不能有所裨益，甚至成为社会的蛀虫。我劝告这种人，“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当死于过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尔，何能卧床上死在儿女手中邪？”千万别做得比古人送差！

唐代诗人高适说过：“男儿本自重横行”，主张有志男儿要为国效劳，奔走四方。有出息的前人尚能如此，更何况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呢？我们应赋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新时代的思想内容，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树立公而忘私的世界观，投身四化建设，为人民，为祖国，奉献毕生的力量。⑤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逆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⑥《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必须有胆、有识、有志，固然不容易；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之后还能后乐，才更加可贵。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在今天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孟子云：“士穷不离义，达不到离道。”又云：“古之人得志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现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善于天下。”这才是文人对于真正的态度。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下皆能处之态然。不以眼前的富贵有所动摇的也不以因处逆境该变。退一步就可以想海天的辽阔，而我们人类的生命只是几朝露水，当露水蒸融时无影无踪。偶尔我们会想到过去，缅怀古人，而范文正公能用最大的宽容与气度，安慰被谪的好友。　　

⑦圣人和我们凡人就是不一样。我若是面对“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景象，肯定会像“迁客骚人”一样情绪低落，面对“春和景明，皓月千里”的景象，则肯定会像他们一样心旷神怡。我无法跳出俗人心理，做不到异于“二者之为”，修炼不成“古仁人”。

我又想，如果真有一位范仲淹先生所说的“古仁人”站在我身边，则何如？当我因浊浪排空而情绪低落时，他表情凝重。我问他：“您在想什么？”答曰：“忧吾君。”我大佩服。待到我因春和景明而心旷神怡时，他先生依然表情凝重。我问他：“您在想什么？”答曰：“忧吾民。”我特佩服。赶紧溜走，害怕自己的俗气污染了圣人。　此种人似乎只能敬而远之。由此看来，大家不愿当圣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拿着劲儿活着，太累了。

以愚之见，如果大家真的把范仲淹先生的观点落在实处，会严重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把美景道德化，政治化，太可怕了。

　　触景生情本属人之常情。范仲淹先生的意思是应该避免此种人之常情，要灭“情”入“理”。然而这种“理”并非理性和理智，而是“天理”。这不是将正常情感升华，而是压抑它。所以《岳阳楼记》有一股“存天理灭人欲”的味道。

我如何判断范仲淹先生的“理”属于“天理”呢？　　因为如果不是“天理”，就需要论证，就需要说明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可是你看，范先生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打算做任何论证的。为什么这样做就合理？为什么只有这样才算“仁人”？古代究竟有多少“仁人”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据我看孔夫子也没做到）假如一个社会真的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出现何等怪异的局面？这些，范先生都置之不论。无须论证之理，如果不是假设，就只能是“天理”了。

　　《岳阳楼记》是一篇比较典型的“传道”型文章，作者很少在“说服”上下功夫，他是在“宣讲”，在“代圣人立言”。据我所知，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之前并未亲身到过岳阳楼。那就是说，文中的景色描写和游客心态描写，都是虚拟的。这和孟子虚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例子是同一种办法，表现了占领道德制高点者异乎寻常的自信——我已经真理在手，剩下的任务只是用尽可能吸引人的办法加以传播，不必拘泥什么真实性和逻辑性的。

　　很多人都认为“文革”是反对孔孟、破坏传统文化的。这是一种相当片面和肤浅的看法。其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路是很相似的，相承一脉。而范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克己思路，与文革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是血脉相连。“文革”中甚至要求每个人都“心里装着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这是比范仲淹先生更彻底更激进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文革”的有些理念，确实是反孔孟的，例如“造反有理”，但是从整体上看，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做支撑，“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文革”在很多方面不但不反孔，反而是把儒家的一些理念推向了极端，要认真往全民落实（六亿神州尽舜尧）。

　　《岳阳楼记》我初中就背下来了，至今未忘。真是写得漂亮，堪称绝唱！重读此文，愚以为范仲淹先生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跟什么人走，做什么样的人。树立一种道德高标，不是不可以。然而作为现代的语文教师，对此事只可提倡，不可强求。我一向认为基础教育没有培养圣人的任务，它是培养合格公民的。

⑧总会在不经意听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前只是肤浅地认为这是一位爱国诗人的感慨，然而在今天，我终于深刻体会到了范仲淹这位伟人的博大胸襟与政治抱负。

范仲淹家境贫寒，但自身严于律己，从小便胸怀大志，发愤读书。就因为如此，他成功地考取了进士并为国效劳使得西夏不敢侵犯。在他的仕途路上，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原则，成为代代称颂之人，我想这一切都与他的大志分不开。

有人说：“凡成大事者，必先有大志。”纵观历史，的确如此。范仲淹在历经沧桑之后写下的伟大人生信条；文天祥在被俘之后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感慨；司马迁在经历艰辛之后的生死之论；易安气壮山河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生心愿；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岳飞精忠报国的决心……无一不体现了他们心中的大志。

狄金森曾经想把人生描绘成篱笆墙的内外，我们需要一层又一层地爬过去。事实上，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通常会遍体鳞伤，假使我们没有心怀大志，我们还会有勇气走出荆棘，走向成功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会。由此可见，心怀大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数分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伟人数不胜数，但同样都拥有大志。领袖毛主席从小立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正因为这样的志向，他成功地成为了我们众人敬仰的第一代领袖。周恩来总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道出了他心中的大志。因为这样，他成为了众人称颂的伟大总理……志向与这些名人的成功难道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吗？

曾经有一个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题目叫做《确定你的人生目标》。结果显示：杰出人士与平凡之辈最根本的差别，并不在于天赋，也不在于机遇，而在于有无人生志向。

所以，人生之中应当有一个志向，这样才会拥有前进的动力。对于我们中学生而言，将问题简单一些考虑，拉近距离来看，当下的志向便是关于中考问题。我想现在为自己选择一个志向，并且矢志不渝地努力去实现它，相信一定会应了中国那句古话“有志者，事竞成。”的，那时，我们就到达了胜利的彼岸。

人的一生不该碌碌无为，让我们记住：成功的人生应当胸怀大志！

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有太多忧的事情，而我们都为之而忧，那么我们将会非常之短命，试问，死了还有什么好忧虑的，也无法忧虑了。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首先是为自己，家人而忧，然后有空，或者是关键时刻我才会为国家而忧，虽说没有国家就没有人民，我觉得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我们比国家更重要，我们是国家存在与否的决定因素。

⑨以平常心做人做事为荣，享受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美丽。梁 衡在《<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一文中指出，“看了这篇文章（《岳阳楼记》）之后，唯一感受到得是：有一种力量叫思想，有一种美丽叫精神。”。还有一句西方谚语，叫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用来比喻人生的成功过程，颇有几分形象。本来嘛，青年孜孜为名，中年孜孜为利，老年孜孜为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们会有不同的追求，追求的实现过程与成功的体现过程同步。只不过成功在古人心目中，不仅意味着事业上的成就，还须蕴含着人生境界的提升，即使时乖运蹇，成功未能到位，个人修养方面仍然马虎不得。通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今人定比古人强，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古人在渴望成功、取得成功的同时，不忘修身养性，并未把成功看得高于一切。今人则要现实得多，功利得多，为达成功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其实，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好，还有比你更好的。人生一共短短的几十年，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你曾博得多少掌声和艳羡的目光，而是你得到了几许心安和做人的乐趣，好心态是一生的财富。

⑩ 在我有限的记忆中，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文化长河里，无论哪朝哪代，大凡被贬职的官员，几乎都是神情萧索，满怀失落的，即使是悲壮如屈原，宁静似陶潜，愤激如李太白，淡泊似柳宗元，旷达如欧阳修，豁朗似苏东坡……他们或寄情于山水抚慰其失意，或徘徊于田园掩饰其落寞。很少有谁能像范文正公般，虽处身罹不测灾祸之时，却依然虑国家所虑，忧黎民所忧，抛却个人之荣辱，甩落一己之短长，心雄万丈，胸怀天下，直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等充满壮志豪情之胸臆。这才是铁骨铮铮的真正男子汉，这才是忠心耿耿的巍巍大丈夫。

《岳阳楼记》中有这样一段读来至今使人振聋发聩，至今令我刻骨铭心的话语：“……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它对后世一代又一代之仁人志士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无论是岳鹏举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还是文山先生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论是史可法之血溅梅岭，流芳千古，还是顾炎武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论是林则徐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还是谭嗣同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无论是鉴湖女侠之“一腔热血勤珍重”，还是鲁迅先生之“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范文正公的“忧乐观”的感染和熏陶，并以此作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他们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愧是与范文正公“同归”之人。

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五千年来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之林而不倒，正是因为每逢兴衰危亡之时，都始终有一批如范仲淹般“壮志豪情在我胸”的，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奋斗着的英雄儿女。他们前仆后继，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出生入死，拯救黎民于水火；他们壮怀激烈，直挂云帆主沉浮；他们继往开来，指点江山著风流……作为中华民族复兴时期的一员，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难道不都该好好地思考一下，我应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做些什么？

①①对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之所属唯有天下苍生。这是无我的境界，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前提。我茅塞顿开，忽然悟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摒个人成败得失、荣辱毁誉于度外，以天下为己任，济苍生、安社稷的胸怀；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忧民、忧国、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济世情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居安思危、乐在其中的忧患意识。

多情的中国文人，千百年来，渗入你骨髓的忧患意识、济世情怀，是穿越时空涓涓流淌的一股清流，凌风怒放永不凋谢的一枝奇葩，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注入了无限的活力，附丽了壮美的生命。它发端于商周，发达于唐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书写了彪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长卷。

一点不错。在当今某些浮华成风、物欲横流的角落，一些寡廉鲜耻的丑类，己经或正在不择手段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上演了一幕幕鲸吞公私财物的丑剧。像巴陵县令这样的无耻之徒，在这个世界上还远沒有绝种。

我不禁联想到折腾过无数遍的诸多问题：官僚主义、腐败现象、道德异化、弱势群体事件，乃至比例失调、生态失衡、大气污染、环境恶化……

我们的民族啊，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①②由他，想到了我们公民，我们小小的公民就更不能因自己的利益来享受了，也应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更应该想着国家大事呀！就更不能自己挣钱多就行，别人我不管,这还叫公民吗？

　再联想到了我，我在班里是个班干部，应该想着同学。在同学忧愁之前我就应该忧愁了；在别人想到之前我就应该想到了；在别人做之前我就应该做了，这样才能起到班干部的带头作用。我也应该照顾同学，关心同学。这样才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大群体呢！班级要有凝聚力，不能犹如一盘散沙。比如说运动会，光靠一个人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要齐心协力才能取得好成绩。有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①③ 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有的人为官，做民众的牛，在服务和奉献中享受快乐；有的人做官，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攫取和占有中满足私欲。但人民永远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权都是靠人民来支撑。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他认为君要“爱民”、“养民”，就像调养自己的身体，要十分小心，要轻徭役、重农耕。特别是地方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

邓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茍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茍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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