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承前启后之意义

教学目标

1、掌握汪曾祺小说独特的审美世界

2、理解散文化的结构形式

教学重点

1、平淡而富有诗意的叙述方式

2、体味通俗简洁的语言

教学用时

2课时

教学步骤

一、汪曾祺

▪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与张爱玲同岁），江苏高邮人。汪家是一个士绅世家，祖父是清朝末期拔贡，开过药店，作过眼科大夫。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鱼虫无所不爱。汪曾祺在气质、修养和情趣上较多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从小受到正规的传统教育和父亲的宠爱，又聪颖过人。

▪ 1939年19岁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0年开始小说《复仇》等创作，受到伍尔芙、阿索林、纪德和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的影响，得沈从文亲自指导。

▪ 1943年毕业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小说集《邂逅集》。1947年（27岁）写于上海的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在小说题材和创作风格等多方面都受到沈从文小说的极大影响，并显露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48年到北平，1954年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在此期间，参加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文艺刊物的编辑。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芦荡火种》）的改编，

▪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在80年代以后，在他60大寿之际，进入创作的高潮期，创作出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风俗人情的小说， “大器晚成”。

▪ 1980年汪曾祺60岁时写《受戒》，轰动一时；61岁时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这两文开创了“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 在汪曾祺的晚期创作中，还有不少以短篇组成的“三部曲”，形成了“汪记风俗小说”的一大奇观，如《故里杂记》（李三·榆树·鱼）、《晚饭花》（珠子灯·晚饭花·三姊妹出嫁）、《钓人的孩子》（钓人的孩子·拾金子·航空奖券）、《小说三篇》（求雨·迷路·卖蚯蚓的人）、《故里三陈》（陈小手·陈四·陈泥鳅）、《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等。

▪ 他一生创作了120多个短篇小说，绝大部分是短小精粹的篇章。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惟一一位只写短篇小说的著名小说家。

▪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 被誉为

▪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二、汪曾祺与归有光

▪ P183“以轻谈文笔写平常人物

《明史·归有光传》昆山人。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

▪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目为妄庸巨子。

▪ 与同时代的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 “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

史记笔法与八股文法

▪ 远承汉代司马迁之文风，继武唐宋韩愈、欧阳修散文之绪馀，属于“文以载道”的文统传承中之一环。

▪ 《史记》得其神髓而非字模句袭。把日常生活中的众多凡人小事写入散文作品，对司马迁重视人物描写的史记笔法。

▪ 文笔精炼、理路分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八股文法。

▪ 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

▪ 于似不经意的文字描写中造成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境。能用寥寥数语，寓无限情怀， “文从字顺”。其叙事以白描见长，抒情亦以素朴为本。其淡如水，其味弥长， “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

《项脊轩志》

▪ 以日常琐事入文，却收出神入化之功，笔笔有情，至今读之，仍觉动容。作者吸收了《史记》刻画人物的传统笔法，每于从容中写出吁天呼地之情愫。

▪ 借项脊轩的兴废，写与之有关的家庭琐事，表达人亡物在，三世变迁的感慨，也表达作者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感情。 “借一阁以记三世之遗迹”

▪ 《项脊轩志》写修葺后的项脊轩，“日影反照，室始洞然”，阳光照进屋子，十分亮堂。

▪ “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或仰或躺，或长啸或低吟都悠然自得，独自端坐，可以听见大自然各种美妙的声音，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也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 “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

▪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 叙述语言俭省、疏放、谈远中有凝重、奇崛。有灵动、清逸风致P183

汪曾祺与沈从文

▪ 1、追求爱与美，常与变

▪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不但在于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而且还在于他总是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 《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 作家对现实的态度也值得怀疑，总让人想起当时还处于文化边缘的沈从文的小说，或者说，完全受沈从文的《边城》的影响，不是在描写现实，而是在抒写理想。而这个理想，竟然是庵不像庵，寺不像寺，既无清规，也无戒律，当和尚的可以杀猪吃肉，可以娶妻找情人，可以唱粗俗的乡曲。

▪ 《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

《受戒》

▪ 描写的主要环境是菩提庵，小说一开头，即交待了充满儿童情趣的“荸荠庵”名称的来历。“荸荠”这个世俗、卑微、充满泥土气息和温馨回忆情调的意象，将佛教圣地的神秘、禁忌、阴冷冲冼掉了大半。

▪ 它不但没有一个集中的故事情节，而且很不像一篇真正的小说，更像一篇散文。小说的开头刚一提到出家的明海，马上就笔锋一转，大谈当地与和尚有关的风俗，后来，干脆讲起了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至于作品标题所说的“受戒”，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出现，而且还是通过小英子的视角来写的。

▪ 当家的大师父仁山的主要任务，即是料理三种账务：经账、租账、债账，类似账房先生。二师父仁海是有家眷的人。三师父仁渡聪明、漂亮、充满活力，他是打牌高手，“飞铙”行家，还会唱最俗最昵的情歌。平常日子，各路生意人甚或偷鸡摸狗之徒常来打牌聊天，佛寺净土几成娱乐场。逢年过节他们也杀猪吃肉

▪ 小说通过描写“受戒”，想要表现的却是“不受戒”的人生理想。

▪ 清新隽永、生趣盎然而又朴实无华的风俗画描写风格

▪ 对小英子的脚印的描写以及对明子求爱方式的表述，这是在其它小说中几乎不可见的。

▪ 《受戒》按作家自己的说法，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作品的开头，一上来就是两段梦幻式的“呓语”，简短得不能再简短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头的简短，意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直白，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整个小说定下一个基调（语调）

文学的意义

▪ 《受戒》是汪曾祺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不仅承接、丰富了废名、沈从文这一支中断已久的中国抒情小说的传统，而且，“从纯粹文学的意义上来看，新时期文学所迸发出来的汹涌澎湃、铺天盖地的文学大潮，新时期文学所生发出来的持续不断的语言反省，都源自那‘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都源自那一次文学的‘受戒’”

▪ 明海聪明善良，小英子美丽多情，两个天真纯朴的少年并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们的童心充满诗意，充满梦幻色彩，成为了作家理想化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进而人们又发现，这种以“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追求“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正是民间艺术中弥漫着的自然神韵，正是传统文人苦苦追求的美学理想。而这一理想自“京派文学”没落后，已经不见踪迹

▪ “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抒情现实主义”。

抒情功能/非情节因素

▪ 作家承认他不善于讲故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因此显得松散而随意。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

笔调

▪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承认“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

▪ 所谓小说，就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而自己真正意义的“所知道的生活”，通常都只能是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生活也就是“回忆”。

诗化

▪ 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

▪ “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

▪ 严谨耿直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大淖记事》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 2、民情风俗——散文化小说

▪ 文字省净，惜墨如金，可在民情风俗上却毫不吝惜，往往浓墨重彩，铺陈渲染。

▪ 民情风物、地方习俗是其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核心。文学是人学，关注的是人物命运，人性本真。在那诗意的笔触之下，表现的却是普通百姓的哀乐苦悲，虽淡远却寄寓着创作者的生存文化之思。风俗风情描写与人物还是有关系的，就像作者自己说的“小说里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

▪ 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

▪ 短篇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

▪ 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

▪ 《大淖记事》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写民情风俗，写大淖人自由恬然的天性。巧云和十一子就是这民情风俗养育出的灵秀精英。他们的性格、爱情和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的风俗相和谐，致使人们很难分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风俗即人，这是他同很多写风俗的作家最显著的区别。

▪ “散文化小说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只要比较一下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就可以看出两者在结构上的异趣。莫泊桑，还有欧•亨利，耍了一辈子结构，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的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

小说的散文化

▪ 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

▪ ，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

▪ “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主要是由“小说的结构”来体现的。他常常是先写环境，再写人，而且是写“事”重于写“人”。

▪ 其结构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构建的，也就是说，是按照生活“本来的原貌”来描写的。汪曾祺敢于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一方面是因为他学养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自己故乡的风俗人情和掌故传说更是如数家珍，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讲究情趣，讨厌做作，反对小说的戏剧化。

▪ 小说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汪曾祺不喜欢故事性太强的小说，但他并非不要情节，而是把情节淡化了。或是选择那种情节简单的题材，或是把情节的发展轨迹隐在幕后，从而腾出时间和空间，融入碎片似的生活内容，并用散文化的写法呈现出来。

▪ 《大淖记事》，全篇14000字，六个章节。前三章写大淖的风景、生意人的生活，锡匠们的劳作、挑夫们的命运，把散文的写法用到了极致。后面三章依然余绪不断，绵延到尾。但从第四章开始，十一子与彩云的爱情才开幕，然后是保安队号长强暴彩云、痛打十一子。全体锡匠县城游行、顶香情愿。最后是抗争胜利，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个传奇式的悲喜剧故事讲述得一波三折、感人肺腑。这是一篇用散文化结构铺陈悲喜剧故事最成功的作品。

文学史意义

▪ 在现代文学史上，这一流派的创作风格，随着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与这一流派创作风格相近的萧红的《呼兰河传》，也无法归入当时的创作主流之中。

文学史上具有着‘承先启后’意义的小说家”

▪ 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

▪ 沈从文一方面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对现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立志要成为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

▪ 汪曾祺的出现，连接上了这种被遗忘的小说风格。

▪ 除茹志鹃的《百合花》外，大多属于“戏剧化小说”的范畴，那些带有一点散文化特点的短篇小说，如我们在专科阶段讲到的，周立波以“明远”、“悠徐”风格写作的《山那边人家》，以及林斤澜以追求“含蓄曲折”艺术表现方式的《赶摆》、《惭愧》等作品，都相继受到了非议或批判。

▪ 汪曾祺小说在文体上的创造，又影响着阿城、贾平凹等一些小说和散文家的创作。表现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方式和观念。汪曾祺关于“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观点，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小说对善因寺的描写，也是汪曾祺小说风俗风情描写的一个典型例子，从中可以了解汪曾祺小说“宋人笔记”的风格。

笔记小说

▪ 是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创作形式，它的特点就是兼有“笔记”和“小说”特征。“笔记”使其在记叙上获得了一种散文化的记叙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作者可以叙述，也可以表达别人及自己的思考以及观点，而“小说”则是一种带有故事性的叙述和创作，由于“笔记”本身获得的自由空间，又可以使“小说”创作与散文化的“笔记”叙述相互交叉，使其优势十分明显。

▪ 魏晋、唐、宋时期以来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笔记小说，达到了相当高度。

本雅明评述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讲故事的人》

▪ 讲故事的人从自己或者他人经验中获取他所要的故事，转而又把这种经验转变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即是说，讲故事的人分享经验，而小说家则不同，他封闭自己，小说正是诞生于日益封闭的孤独个体之中。 《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9月版）

▪ 1983年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寻根文学的创作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第8讲 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承前启后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