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范仲淹

孔子认为：世界上有三件事千古不朽，这就是“立德""立功"和"立言"。纵观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广大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中，芸芸众生乃如恒河沙数，而能以“立德””立功”“立言”名垂青史者，实在少之又少，屈指可数，而能集三者与一身者，更是犹如凤毛麟角，难能可贵。翻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串串光辉灿烂的名字，并且常常使人产生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然而“三不朽”之人千古之上到底为谁?孔子被誉为文圣，可是生逢乱世，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难以达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偃蹇终生；关羽被尊为武圣，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杜甫纵有诗圣之名，除了“千秋万岁名”，难免“寂寞身后事”。落魄一生，客死他乡。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老人“，而事实上比起乃祖康熙皇帝尚且稍逊一筹，与"三不朽"好像还有一段距离，那么历史真的这样苛刻无情，缺少一个"三不朽”之人？有幸的是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九百多年前一位叫范仲淹的人身上时，这个问题就释而解了

范仲淹，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据史料记载，他出身微寒，两岁时就死了父亲，为了生存，随母亲适常山朱氏，六七岁时发奋向学，慨然有志于天下。二十七岁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在四十多年的官海沉浮中，从地方到中央，又从地方到中央，前后有三次被贬谪的经历。比起苏轼二十多次被贬谪的经历，范仲淹并不算多，但范仲淹对待贬谪的态度和行为比苏轼更加超脱和潇洒。众所周知，在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贬官意味着什么。屈原放逐，身赴汨罗；贾谊遭馋，屈死长沙；就连“文起八代之衰，道济九州之溺”的韩愈，虽有“欲为圣明除弊事，岂将朽骨惜残年”的豪气，但最终也难免“收吾尸骨漳江边”的惜惶悲哀。有意思的是范仲淹三次被贬，每次都是因为国家直言谏诤，为老百姓仗义执言。据《湘山野录》记载，范仲淹第一次被贬时，僚友称赞”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僚友又说：”此行愈光。“等到第三次被贬，亲朋好友异口同声说:"此行尤光。”范仲淹也哈哈大笑说：“仲淹前后三光矣。“对贬谪持正面的价值判断，视贬谪为荣光，历史上除了范仲淹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特别是三次被贬谪，不仅没有消弭他的意志，反而不断升华着他的精神品格，其思想和智慧光芒更加熠熠生辉。

范仲淹的文采精华斐声当世。《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是他四十六岁被贬睦州时所作，与他后来的代表作品《岳阳楼记》两篇文章交相辉映，堪称文学双壁。严先生指严子陵。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早年是同窗好友。刘秀做了皇帝，多次征召他出山做官，但他视功名利禄如浮云流水，对皇帝的征召毫不动心，潜心隐居富春山下，终老不仕。范仲淹从政之余，游览当地山光水色，亲临“严陵濑”凭吊。严陵濑传说为当年严子陵垂钓之处。出于对古代先贤的崇敬，范仲淹主持修建了“子陵钓台”和“子陵祠”，并作文以志。文章歌颂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光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不仅是对古人中肯的评价，也是范仲淹一生精神的写照，遂成千古流传脍炙人口的名句。

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积重难返，只能以输"岁币"的方式苟且偷生。但曾一度在西北战场与西夏的对峙中创造了辉煌，而创造辉煌的是一介文人范仲淹。公元一零四零年，五十二岁的范仲淹被再度派往西北边陲出任陕西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前后历经四年。文人带兵似乎是国中无人，其实不然。范仲淹精通兵法，谙熟韬略，他总结朝廷多次与西夏交兵失败的教训，改变主动出击的战术，采用坚壁清野深沟高垒的新战术，屡建功勋，令党项人十分畏服，称赞”范老夫子胸中自有甲兵十万。”在边患频仍的北宋，即使那些自命不凡的武将也难望其项背。四年军旅生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而且实现了廊淸边患，“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并且使他在文学创造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渔家傲》以苍凉的意境，悲壮的情怀，抒写西北边塞风光，表达守边将士情怀，赫然成为宋代词坛豪放派的开山之作。“燕然未勒归无计”“人不寐，将军自发征夫泪”的名句，成为边塞诗歌中的绝唱。由于骄人的战功，范仲淹于一零四三年被朝廷拔擢，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在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之下，新政旋即失败，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这个时候范仲淹经过了宦官沉浮的种种考验，胸怀更加坦荡，宠辱不惊，进退自如，从客淡定到了心如止水的境界。在知邓州时，一个偶然的机遇，应友人藤子享之约写下了标炳文学史的《岳阳楼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学史中，贬谪催生了一种文化，它的主题是哀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面对贬谪，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怎一个愁字了得。但在洋洋大观的贬谪文学作品中，我们惊喜的发现《岳阳楼记》却是如此另类。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和绝无私心的高尚人格使他在对待贬谪的态度上，与他前后的迁客骚人迥然有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既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又是一种对待荣辱进退的理性态度，超越一己之悲欢，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能对人事变迁保持一颗平常心，始终以社稷为怀，以苍生为念，以道自守，一以贯之。《岳阳楼记》的文学成就无庸赘言，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名教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为宋代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树立了一个道德的标尺。

晚年的范仲淹多在地方做官，每到一处，都能励精图治，身体力行，乐于名教，为整顿吏治和改变世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知杭州任上，范仲淹革除弊政，斥退冗员，兴办学校，颇有政声。特别是他广置良田，设义庄，开创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新时代。范仲淹同时代的名臣富弼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公天性喜施人，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以居疏属，而敛无新衣，友人资以奉葬。”义庄往往在家族内部创设，在家族内部进行慈善捐助。义庄的创设人是范仲淹。晚年的范仲淹倾毕生心血，在家乡苏州购置千余亩良田，设立了范氏义庄。在他还没有显达的时候，宗族诸人对他并不善待，甚至因怕分家产而阻挠他认祖归宗。范仲淹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胸襟之博大，卓然于时人之上。同时，为了报答朱氏家族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他还在自己的第二故乡淄川购置良田四百多亩设置了朱氏义庄。泉涌之德昭然若揭。

宋代达官俸禄丰厚，生活奢靡，攀比之风尤甚。但范仲淹为官清正廉明，生活极度节俭。《宋史·范仲淹传》称其“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言行拾遗录》记载：”公子纯午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为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范仲淹持家严格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他的四位公子皆能成才立业，道德文章出类拔萃，成为一时俊彦。特别是次子范纯仁，曾两次为相，显赫一时。庞大的义庄资产不啻万千，可是“敛无新衣”，只能依靠亲朋好友的捐助，才能安葬。这就是范仲淹，这就是一生一丝不苟履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想和信念的范仲淹。

金人元好问曾这样评价:”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庭为柱石，一身而备数器“。历史上宋金对峙，兵火连绵不断，何况交通闭塞，关山阻隔，虽咫尺之间可能如天涯海角，但一个人的道德功名，事业文章却能穿透坚不可摧的军事壁垒，传达到遥远的异国他乡，让其他的民族心悦诚服，顶礼膜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历史过去了一千年，可谓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其间，无数前赴后继的人们早已湮没无闻，许多纷繁复杂的事情也已尘埃落定，可是，不朽的终归不朽，即使再过一千年，依然能盖棺论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为不朽’。”这话说得不正是范仲淹吗？

千秋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