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作家。他出生行伍之家，长于湘西边城，只具有高小文化却孤身闯荡都市，而且在大家云集的现代文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沈先生在凤凰城里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此后，湘西的山水就再也关不住一个年轻人的心了。于是他放下枪，拿起笔，进了北京。一文不名的他几乎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冻饿而死，而他却不曾放弃。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他身处绝境的惨状。然而最后，这个有一位苗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不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还是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
　　　　沈从文一生创作颇丰，尤其在三十年代，更是创作的高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边城》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在沈从文诗意的文学长廊中，《边称》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评论家司马长风说：“《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或许每一位初读《边城》的人，都会为作品中所呈现的如此美的人性，如此淡的意境，如此清的氛围，如此醇的回味而沉醉其中。随着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画面从眼前消失，在你整个的身心都得到深沉的舒展之后——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姑娘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再一次面临了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溪水依然在流，青山依然苍翠如烟，可是一个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
“一声鸡啼，一辆水车，一个花瓶，几茎小草与几叶浮萍，勾起作者人生行路难的幽微感喟。” 清晨薄雾将散未散之时，一个扎着乌黑油亮大辫子的姑娘摇着木船从雾气中穿林过水而来。看不清她的长相，只是挽起的裤管下露出一段白皙的小腿让人觉得她必有个名字叫翠翠。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兄弟俩相约唱歌让翠翠选择。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也为了成全弟弟，遂外出闯滩，不幸遇难。傩送悲痛哥哥的死，驾舟出走了。疼爱翠翠并为她未来担忧的外公终于经不住如此打击，在一个暴风雨之夜阖然长逝，留下了孤独的翠翠。翠翠守着渡船深情地等待着那个用歌声把她的灵魂载浮起来的年轻人，但文章的结尾却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诚然，作者用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旨在提供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但很显然，作者又是在刻意营造一种悲凉的气氛，给予了这个古朴的爱情故事一种强烈的悲剧内涵。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说道：“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他所写的故事，也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文章是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的文章。他说：“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沈从文爱水，而水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具有柔性（水遇圆则圆，遇方则方，顺其自然。故老子用水来比喻最高的品质：上德若水）。这水上的人与事，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在《边城》中，把这柔情足足地体现出来的，自然是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晶，自然既长养她肯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头山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中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翠翠对老船夫的昵近，与水与船与一草一木的亲切，一举一动，都显出一番柔情来。一段对狗的小小批评，都使我们将一种柔情品来。
　　翠翠带点儿嗔恼的跺脚嚷着：“狗，狗，你狂什么？还有事情做，你就跑呀！”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参加工作，依然满船闻嗅不已。翠翠说：“这算什么轻狂举动！跟方便学得的？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
　　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
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
《边城》，代表着典型的湘西式的人生形式； 而翠翠，是沈从文对美的理想化身：恬静、温柔、纯净、灵动、忠贞，如水滴般明澈清透，又充满青春活力，从外表到内心都姣好无比。这样美的人性的悲剧就更令人伤感和哀惋。
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

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性化了的现实”。不过是几个乡下年青人的爱情，没有多少大起大落的悲情渲染，没有大悲大喜的矫情哭叫，象淡淡的水，又好似悄然无声的雨，潜入泥土，平淡静谧中流动着惊雷。内敛的情思，节制的情感，凸显人性的本真。生死别离已然发生，故事中的人唯有承受，却竟引得无数读者而为之动容感伤。那琉璃般透明的境地，带给人的感动是恒定而久远的。沈从文使人们相信了纯情的力量。一种超于物外的“纯粹的美”，和“清洁的魂”。在那诗意照耀的光辉里，消融了一切污秽丑陋。沈从文在他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曾这样写道：“我除了用文学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须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着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 他的对农人和士兵的温情，他的对健壮、勤劳、诚实、善良、充满生机、具有各种人类美质的理想人的热爱，他的对勇敢、天真、爱美等人性美的讴歌，无不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从他文字的海洋中汩汩涌出。说他的作品带给人的是“暗香”，也正是因为他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风格而独具的特色。在我看来，这正是作家清新的故事中蕴藏的热情，朴实的文字中说隐伏的悲痛。时而含隐深沉，诉说着人世的悲凉与不平；时而慷慨欢悦，歌唱着生命和人性、风俗和人情，最终共同交织成理想的独具一格的乐章。这便是我眼中的沈从文，纯洁如天使，质朴像脱俗的“翠翠”“天保”“傩送”……就是活脱脱的跳跃在他笔下的人物——美丽如传说，神奇似仙境。而沈从文呢?却退隐在人物事件背后，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会在他们的演变之中。
在《边城》中，沈从文故意淡化情节，以清淡的散文笔调去抒写自然美。作者在描写时又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的，这就创造出了其独特的审美意境，体现了小说清新、淡远的田园牧歌情调。由于沈从文在作品中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使得《边城》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性，产生了一种诗化的效果。《边城》将人物和环境都作了理想化的处理，是作者主观理想的张扬，是一种整体的象征。小说最后白塔的坍塌和重修就分别象征着古老湘西的终结和新的人际关系的重造，而翠翠的爱情波折和无望等待就成了人类生存处境的象征。沈从文素有文体作家之称，《边城》作为其代表作体现出了古朴清新的语言风格，寓有极强的表现力。毫无疑问，《边城》在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总之，面的渲染与点的凸现，故事的推进与情节的浓化，画面的组接与意境的转换以及对朴拙的古语和流利的水上语言的使用，共同推动着《边城》走进圆熟静穆、完美和谐的审美艺术境地。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防备览》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欲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
一地的山水都在向一人倾斜，车过桃源，傍沅水曲折上行，你便仿佛一头闯入了沈从文的领地：白浪滩头，鼓棹呐喊的是他的乌篷船，苍崖翠壁，焰焰欲燃的是他的杜鹃花，吊脚楼头，随风播扬的是他热辣而沙哑的情歌，长亭外，老林边，欢啭迎迓的是他以生命放飞的竹雀———如他在《边城》中一咏三叹的竹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当年，一个二十岁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的时候，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当初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传遍世界的文名。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最后，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社会事件曲折起伏，社会心理矛盾复杂，革命文学的思潮袭击了文坛，对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作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势。沈从文的文学既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党派文学，也不是商业气味十足的文学。对于他来说，文学抒写的是一部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小说《边城》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写成的。左翼作家注目于社会历史之“变”，而沈从文却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①大搞其“独立性”文学，体现出非常特别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非主流的，也是非思潮的。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沈先生曾十分恳切地说过“我离开家乡去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才智过人。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所谓“大音希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不像郁达夫、郭沫若们那般直露地“噫！噫！啊！啊！”，未必就不懂得痛苦，未必就没有深刻。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看了沈先生一九三四年为《边城》所写的“题记”，就更会明白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觉。沈从文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②作者的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与《边城》相对立的，正是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这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情景，两者都是作家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对心灵深处“人性乌托邦”的建构。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象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则是真实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他笔下所表达的游子对自然的渴望与回归，满怀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感人的诗。作家笔下的灵山秀水其实是心灵与生命的栖所，也正是沈从文为自己设置的最后的真正精神家园。中国现代文学拥有一种悲怆的底蕴，自然世界充当作家心灵的折射，更多的呈现出历史的沉重。关于政治和文学，沈从文曾经这样说：“虽然两者真正的伟大处，基本上也同样需要‘正直’和‘诚实’，而艺术更需要‘无私’，比过去宗教现代政治更无私！必对人生有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然而明日的艺术，却必将带来一个更新的庄严课题。将宗教政治充满封建意识形成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观的基础。”很显然，沈从文当时对文学艺术的前途是乐观的，而且有点过于乐观，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历经三十多年的炼狱生涯后，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曾对日本政府一个专家组的成员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不识时务”是出了名的，他直言无忌的笔锋曾戳痛过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他不害怕权威，只服膺心目中的真理。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就有十二分勇气写《扪虱》那样的文章，在文坛四处捕“虱”，将名人粗劣的文字毫不留情地捉出来示众。诚然，他信服的从来都不是权力，而是智慧。
一九九二年三月，沈从文的骨灰播迁故土，场面冷冷清清，本地报纸竟然只浑不在意地发了几十个字的消息。当时，就有人愤愤不平地说：“这是文学的悲哀，这是文学家的悲哀！”于死者——一生澹泊自守的沈从文，哀荣毫无意义；但生者如此薄待前贤，又岂无愧怍？沈从文的骨灰安葬在离凤凰古城一里半的听涛山。周匝群峰耸翠，中间一水东流，这正是一方静息和长眠的宝地。翼翼然拾级而上，不过数十米，便可见到一块未经打磨的大石头植于道旁，若不是凿凿无欺的刻文所示，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块近乎粗糙的麻石就是沈从文的墓碑。清简、质朴、浑厚，这原是沈从文为人和为文的特点，在墓碑上再次得以充分体现，可见其人一以贯之的作风。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如果说沈先生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诠释。)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而这和那个浸透了中原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桃花源”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正因为这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性，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才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完成对于中国诗歌的承接和转化。在世界性的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以言说的沉沦和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的成熟者，听懂了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咏叹。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纯美的寻觅者，读懂了一个悲悯的智者地久天长的书写。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能认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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