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贫困原因分析

许 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北京 100035）

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地区贫困七个方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贫困原因进行了总体认识，指出地区贫困的“最大限制因素”是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

关键词 地区贫困 政府行为 人的素质 技术水平 最大限制因素

贫困地区的存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区贫困实质是一种贫困综合症。这里，我们试图从单因素分析入手，进而达到对地区贫困原因的总体认识，以期对贫困地区治理提供一种依据。

1．地区贫困原因的分析

1．1．自然条件太差

自然条件包括自然气候、地貌类型、土壤质量、地理位置、资源等等。自然条件是人们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因为人们总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中生活，人类离开自己所处的自然条件，就无法存在和发展。在生产力水平相同的条件下，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生产的发展就会快些；反之，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生产的发展就会慢些。概括起来说，我国22个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具有如下一些共同特征：

1．1．1．土壤质量差。由于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多分布在山区，而山区的土壤一般说来土层较薄，地力贫瘠，坡度较陡，因而质量不高。青海省乐都县15个贫困乡中，250以上的陡坡地有14万亩，桃红营乡23500亩耕地中，浅山有8000亩地盐碱严重，脑山有3000亩地，土层只有15厘米左右。这些耕地，丰收年景单产也不过75公斤。亲仁乡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是红砂土，土层只有10几厘米厚，播种早了怕旱，播种晚了不熟，单产极低。

1．1．2．地理位置偏僻。离中心城市远。普遍情况是，贫困乡远离县城，贫困县远离省城。我们说贫困地区是老、少、边地区，其实老少边的核心是边。之所以是老区，是因为远离了中心城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统治薄弱，所以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之所以是少数民族地区，是因为历史上汉民族势力大，占了中心地方，把少数民族挤到了边远山区。

1．1．3．地形复杂。特别是贫困山区，往往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比如湖南省桑植县，地处武陵山脉北系，西山地南侧，境内山峦重叠，山脉多成东北—西南走向。主要山脉40条，山峰10426座，一般海拔500—1000米，最高的八大公山主峰斗蓬山，海拔1890米，最低的柳杨溪河谷海拔154米。全县地貌由中山原（占总面积21.1%）、中山（占52.6%）、中低（占4.2%）、低山（占5.2%）、丘陵（占10%）、岗地（占3.9%）、平原（占3%）组成，地形十分复杂。

1．1．4．气候恶劣，自然灾害严重。灾害性气候主要有旱灾、洪灾、冰雹和强台风等。比如前面提到的乐都县15个贫困乡，从1981—1983年，连续三年遭受旱、雹灾害，受灾面积在15—23万亩之间。自然条件最差的亲仁、桃红营、中坝等乡，5年来年年遭灾。再比如广东省五华县，基本上是一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1960年6月，一场暴风雨使该县倒塌房屋884间，伤亡43人，受浸水稻15万亩。全年主杂粮比上年减少了160万公斤，全年月平均口粮只有14.2公斤。1970年9月，一场暴雨使全县倒塌房屋5344间，死8人，冲垮大堤49处，受浸农作物18万亩，全年主杂粮减产1229万公斤。1981年水灾，使全县主杂粮减产3632万公斤。1988年7月受7号强台风大暴雨袭击，倒塌民房60400间，大堤缺口97处，死亡42人，受浸水稻23万亩，其中失收5.7万亩，粮食损失6000万公斤。

1．1．5．可供利用的资源不足。《富饶的贫困》一书认为，贫困地区的贫困是富饶的贫困，作者的依据是因为那里存在着明显的资源优势。书中列举了云南、广西、内蒙古、西藏、贵州等省都是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但没有例举缺少资源的贫困地区，所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一切贫困地区都是资源丰富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事实上，中国22个贫困地区，“富饶的贫困”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可供利用的资源是不足的。理由是：自然资源是存在于自然界中能被人类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利用来满足生产、生活之需的原材料，即各种物质和能量的来源。因此，某些自然环境要素究竟是不是资源，主要取决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自然环境中存在的某种要素如果在技术上不能开发和利用它，就不成其为资源。地下存在的某种矿藏，如果发现不了它，或者从中提取不出有用的元素，它的存在也无价值。贫困地区由于技术落后，有些在发达地区看来是资源的东西，在贫困地区却不是资源。再有，生产活动对环境要素的利用，都不是只利用某一种环境要素，而是对若干种要素的综合利用，资源的实质是一个系统。因此，一种环境要素是否能成为有用资源，与环境的其他要素的有无或能否有机地配合有关。只有要素与要素之间有机协调起来以后，一种要素才能成其为有用的资源。例如陕西省南部的秦巴山区，由于有优越的水热条件（在海拔800—1300米的地方也还有年平均气温13—10.50C，年降水量900—1200毫米），不少人认为有发展农业的优势。恕不知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条件，除了温度和水分以外，还要有土地。只有三项资源配合得好才能成为农业优势，若缺其中一项，都不会变成优势。而该区90%的面积为山区。由于山高坡陡土层薄，尽管水热条件较好，但也不宜于开成农田。若开成粮田耕种，几年之后，土壤和有机质将大部分流失。陡坡地土层薄，蓄水、保肥能力差，粮食作物的根系多分布于薄层土壤之中，水分供应不稳定，雨少易受旱，雨大、雨多则土层中的养分和土粒易流失。故实际上陕南山区的资源条件是不适宜种粮食的。对矿产资源的利用也是这样。如果某个矿区没有好的气候资源，或水资源相配合，单纯的矿产资源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可供利用的资源。因此，由于受到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贫困地区可供利用的资源其实是并不丰富的。

另外，在我国广大贫困地区，有不少贫困县、贫困乡的资源确实贫乏。例如河南省台前县无任何矿产资源，再如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除零星散沙金矿、花岗岩和硫铁矿外，另无其他任何矿产资源。从水资源方面看，目前全国贫困地区还有1000万人口、70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自然条件太差，是贫困地区农业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同时也是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

1．2． 人口数量太多

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尤以贫困地区最成问题。这可从以下一些比较数字中得到说明：宁夏南部地区8个县，1949—1984年35年间人口总数增长2.39倍，年递增率为34.9%。而同期全国人口增长89%，年递增速度1.88%。贵州织金县1984年人口出生率28.34%，而全国为17.5%；自然增长率织金县达22.47%，而全国为10.81%；3胎以上的多胎率织金县高达到42.28%，全国为10.29%，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5%，但是贫困山区一般都在25%左右。1985年全国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11%左右，但贫困山区仍在20%以上。

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太差，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得贫困地区的产出增加很少。但是，只要产出没有少到满足不了人们温饱的程度，也还造不成贫困。可是，贫困地区不仅自然条件很差，而且人口增加也很多，人口太多造成需要太大，太少的产出满足不了太多的需要，于是就出现了贫困。全国22个贫困地区，有些片区过去并不贫困，只是后来人口数量增加太多，才贫困下来的。比如，秦巴山区初开发时，地多人少，如处于盆地或川道地带，土地平整可使用车辆，一个主要劳力再加上家中辅助劳力，养一头牛，能种15亩良田，如以亩产250公斤计，一年能生产3750公斤粮食，一家5口除消费2000公斤外（口粮饲料、种籽按每人400公斤计算），还能余1750公斤，另外还可养活6口人（口粮按300公斤）；如处于山区，一个主要劳力加上辅助劳力，养两头牛能种15亩缓坡粮田，以亩产150公斤计，一年能生产2250公斤粮，除全家4口消费1600公斤外（山区多单身，劳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大），还能余650公斤。可另外养活2口人。而现在的秦巴山区，由于人口太多，不少农户的温饱未解决，收入普遍低下。陕西南部三个地区清初只有20460户，约10—12万人，1949年全区人口为458.1万，而目前已达到840余万。陕南三地区的财政支出皆大于收入，每年需要上亿元的财政补贴，成为陕西省的一大负担，已沦为全国瞩目的贫困山区。

人口数量太多能够解释贫困地区的许多现象，比如，贫困地区的生态破坏就与人口过度膨胀有密切关系，皖南山区就是这样。解放以来，皖南山区人口大致增加了70%，部分地区增加了一倍，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全区耕地由1949年的451.5万亩减少到1983年的426.3万亩，使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全区农业人口人均耕地由原来的1.55亩减至目前的0.99亩，且坡耕地比重增加，人均水田只有0.66亩。由于人均耕地少，生产水平低，粮食自给能力低，缺粮逐年增加。1965年缺69万公斤，1983年缺粮200万公斤。沉重的粮食压力和落后的经济，使皖南山区人民至今能摆脱贫困的局面，以致毁林开荒种粮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严重的垦荒则导致生态环境平衡失调，水土流失严重，土质瘠薄，土壤肥力降低。在岩石裸露的花岗岩土地区，甚至出现沙化现象。

人口增长也使燃料严重不足。现在皖南山区农村燃料中仅有20%是秸杆，其余部分均属薪柴。据统计，每人每年基本生活用干柴至少600公斤，这样全区每年柴薪消耗量达258900万公斤（约合172万立方米），而森林平均年生长量只有174.3万立方米（按5%计算）。当地居民缺柴问题十分严重，国家无力供应原煤，农民就上山砍树，村舍附近几乎砍伐殆尽，有些地方甚至把树根、草皮也扒下来烧，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贫困地区的单一粮食型产业结构也与人口数量太多有关。“民以食为天”，有关研究证明，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300公斤时，粮食生产会不断排斥其他各项生产。因为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300公斤时，如果扣除了农业再生产用粮、牲畜饲料和工业用粮外，人均生活用粮（原粮）每天在0.7公斤以下，这是维持正常生存所必需的界限。人均粮食占有量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一是粮食亩产水平；二是粮食种植面积；三是人口数量。由于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太差和其他一些原因，粮食的亩产水平和种植面积变化不是很大，因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就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粮食约束程度与人口数量成正比。

1． 3．生产技术落后

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类的开发能力，而开发能力又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水平上。普遍的规律是，生产技术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高；生产技术落后，经济落后。逆定理也成立，经济发展水平高，必然有生产技术水平高，经济落后，必然有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技术与经济的关系真可谓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概括地说，贫困地区生产技术落后有如下表现：

1．3．1．新技术缺乏，生产工具简单。

贫困地区许多地方农业机械应用率极低，人工和其他动力灌溉面积小，生产中施用化肥量严重不足。目前全国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总的情况是：有50%的地区，机耕面积低于总耕地面积的10%，滇东南、乌蒙山区还不到2%（分别为1.8%和1.9%），横断山、秦岭大巴山地区机耕面积也低于5%。在贫困地区，约有45%的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在30%以下。1986年，我国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下降与有效灌溉面积低有着直接的关系。贫困地区中有55%的地区，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还不到10公斤，其中西海固、定西、吕梁山、努鲁儿虎山、西藏在5公斤以下。

1．3．2．配套技术跟不上。

技术是一个系统，从技术系统本身而言，由于各个技术因子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使得一种新的技术采用之后，相应的关联技术也必须采用，否则采用的新技术是发挥不出它的最大效益的。比如，贫困地区的人们对良种技术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采用良种必须有配套的植保技术，栽培管理技术，由于配套的植保技术、栽培技术跟不上，良种技术的增产潜力就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1．3．3．科技人员少，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

例如安徽大别山区的金寨、霍山、舒城、潜山、太湖、岳西等六县共有各类科技人员19410人，只占总人口的0.61%，农业科技人员在农村人口中占0.04%。而且，农业科技人员绝大多数分布在区农技站及其以上单位，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业科技人员为数很少。六县共有各类专业人员14265人。其中，中小学教师8814人，占61.79%；工程技术人员1415人，占9.92%；农业科技人员793人，占5.56%；财会统计为1332人，占9.34%；经济管理492人，占3.45%；医药卫生1185人，占8.3%；其他534人，占3.7%。从中可见，直接为当前生产服务的科技人员的比重很小。农业科技人员的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山区的农业科技人员主要是农学专业，其次是林业，其他各业都比较少。如几个县合计农学专业占61.72%，林学专业占23.13%，茶叶也有一些（潜山列入森林，其他县列入农学专业）。蚕桑技术干部有的县有，有的县没有，另外太湖县有8名水产干部。

落后的生产技术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限制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1．不能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1970年联合国出版的有关文献中指出：人在其自然环境中发现的各种成分，只要它能以任何方式为人类提供福利的都属于自然资源。从广义来说，自然资源包括全球范围内的一切要素，诸如植物、动物、景观要素、地形、水、空气、土壤和化石资源等。可见，几乎一切环境的构成要素都可变成为人类谋福利的资源，而关键是技术。没有技术，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资源优势转变不成经济优势，在外人看来就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

2．造成商品经济落后。商品生产是以取得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果商品生产者采用落后技术，那么他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就比较多，在市场上就会处于不利地位。贫困地区由于技术落后，生产出的产品或是成本太高，或是质量太次，或是花样品种单一，其结果，必然是竞争能力差。另外，商品经济必须以剩余产品作为条件，没有剩余，商品化是难以想象的。由于贫困地区的生产技术落后，使得生产能力太弱，因而产出甚少，有时产出少到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那还有剩余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呢？

3．造成产业结构单一。一般说来，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完成的，因为科学技术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讲，当生产力水平低下时，就不可能有充分的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就难以实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的解放推动社会分工，推动产业分化，产业结构就会得到变革和进化。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科学技术能够不断开辟更广阔的未知领域，伴随着新兴能源、新兴材料的出现，会涌现出许多全新产业，新兴产业的出现又必然会改变原有产业结构下的资源分配格局，使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变革。科学技术对变革产业结构的作用，还表现在对现有产业相对位置的改变上。任何一个产业的进步，最终都要靠科学技术的推动。然而，由于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内在特性，技术进步在不同的产业内部会有不同的速度，技术进步速度的不同，又会使生产率上升率在各产业间出现差异，形成“生产率上升率不均等”现象。一般来讲，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其生产率上升率也快，生产费用的较快下降与生产率的较快上升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产业就可能在相对国民收入上占有更大的优势，资源就会不断地向这个产业转移，最终会使这个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更大比重，使原有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即使资源供给结构不改变。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革。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是以粮食为主的结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技术落后。由于技术落后，生产出的粮食不能满足需要；由于技术落后，缺少开创新产业的技术；由于技术落后，即使新开创一个产业，也因效益太低，吸引不来资源。“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贫困地区也就只好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在了粮食生产上。

4．严重浪费资金。技术水平对于资金的使用有这样一些作用：第一起着确定资金导向的作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需要资金和技术，但技术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可能性，以及对资源的选择性决定着资金的投向。第二，技术水平以及对当地自然资源开发的可能程度，限制着资金投放量的多少，输入资金规模只有与当地科技开发程度相适应，才具有其组合的合理性。第三，资金效益如何归根到底是由技术力量和经营管理水平决定的。科技集约程度越高，资金使用效益就越高，相反则越差，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经济开发缺乏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又出现输入资金的大量浪费。资金利用率很低，自繁能力差，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开发速度跟不上资金的投入。一般地讲，资金的输入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外力输入，贫困地区自身技术落后，而技术的引进到其作用的发挥，又有一个自身的吸收、积聚和发育过程。因此，导致资金输入与技术开发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在贫困地区经济的整体开发进程中。任何超越科技开发度的资金输入，会产生大量资金输入后还要慢慢等待技术的吸收和发育成长的现象，其结果必然是大量的资金沉淀、闲置、低效益，直接导致生产要素组合的比例性失衡，得到一系列不经济的结果。科技落后拖资金的后腿，限制资金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这种现象在贫困地区开发中随处可见。太行山中的阜平县，1981—1986年近六年通过银行贷款、省地拨周转金，民间集资等渠道，投入乡镇企业的资金达2000万元左右。但由于科学技术跟不上，经营管理能力薄弱，企业管理混乱，设备利用率不高，资金运用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显然，这些地区和企业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金子，而是现代科学技术这个点金术。

1．4．产业结构单一

产业结构属于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产业结构比例在当代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发达程度的尺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发达地区的国民产值中，出现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尤其是以生活服务、信息加工、软件技术为内容的第三产业比例大幅度上升。而我国贫困地区由于技术落后，由于自然条件差和人口数量多而造成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极低，形成在产业总体结构中，以农业为主；在农业结构中，以种植业为主；在种植业中，以高产粮食作物（稻谷、小麦、玉米）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例如陕西省淳化县卜家乡东奉村共211户，937人，346个劳动力；总面积4135亩，人均3.7亩。1986年全村粮食作物3074亩，占总耕地的86.01%；经济作物500亩，占耕地的13.99%，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结构比例为6.15：1。从这个村中重点调查的43户来看，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更为突出。43户共承包土地639.1亩，粮食作物610.2亩，占95. 55%；经济作物23.9亩，占3.7%；其他作物5亩，占0.8%；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例结构为26.7：1。这些户粮食收入占总收入的75.8%，经济作物收入占总收入的7%，收入结构比例为10.75：1。此外我们还得知，全村有71.1%的户没种植经济作物。

1985年，全国贫困地区总的情况是：种植业产值占72.3%，比全国同期高10个百分点，林牧副渔业产值占27.7%，比全国同期低10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3%，比全国低20个百分点。有140多个贫困县基本上没有什么乡镇企业。1986年，全国有72%的贫困地区，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在25%以下，其中有27.8%的地区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低于15%。

贫困地区单一的产业结构是一种自然经济结构，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在生产动力上，春种夏锄秋收主要是人力、畜力。畜力主要是自行繁殖，即使买卖也是依靠自古以来就有的农贸市场，与现代工业和现代牲畜技术市场关系不大或几乎无关系。在生产工具上，生产所需锄、犁、耙、耧等手工和畜力工具，出自民间的铁匠、木匠之手，甚至不出村就可以交换，对工业市场甚至对农贸市场也依赖不大。在生产性消费上，主要是种籽和化肥依赖市场，农业生产成本项目主要表现为化肥和种籽（有时仅这两项）。据在山西中阳县韩家庄调查，种籽和化肥占生产成本的63%，这是不计算劳动价值的结果。如果计算劳动价值的话，每个劳动力工日按最低价3.5元计，设每个劳动力劳动180个工日，每个劳动力所费工本为630元，那么种籽和化肥费用也仅占全部工本的11.8%。生活性消费上，商品性支出仅占生活总支出的28%。分配上，在主要农产品中，除油料基本上全部出售外，粮食的商品率是很低的。1983年全国贫困地区的粮食商品率只有15%，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占总产值的比重只有1/3。

自然经济的单一性产业结构给贫困地区造成的恶果，不仅是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生态破坏，经不起自然灾害打击等，而且还造成贫困地区人的观念落后。在人的观念形成中，生产活动的性质起的作用最大，我们常说贫困地区人的观念落后，其实观念落后是根源于他们的生产方式落后：

1．自然经济的生产活动，主体是农业生产，是一种主要依赖于自然条件的生产。自然条件好一点，生产就好一点，自然条件差一些，生产就差一些，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受到很大的制约，主观的努力与客观的效果并不完全一致，于是使人们产生了消极、无为、被动、听天由命的观念。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周期性长，许多自然因素人们又无法控制，因此生产过程中常常出现投入较多时间，不一定比投入较少劳动时间，能够获得更多收入的现象，于是又造成人们缺乏时间价值、缺乏效率的观念。

2．自然经济是主要以满足人自身生理需要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由于人的生理需要弹性系数小，于是造成人的知足，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没有进取的必要的思想观念。由于各人的生理需求都差不多，生活资料太少人无法生存，太多又没有必要，于是造成了人的平均观念。

3．自然经济极少物的交换，经济活动呈封闭状态，造成了人观念的封闭。同时，由于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少，人们之间普遍的社会交往也就不发达。人们的交往主要限于亲属、亲戚、朋友、熟人之间，交往的目的主要在于满足人的情感交流的需要，所以造成人的重感情，轻原则的观念。凭交情办事，不按原则办事，这是传统观念中最受人称赞、羡慕的部分，但从社会发展来说，应该突破这种观念。

4．自然经济使用的技术主要是传统技术。传统技术是生产经验的总结，适用地域性极强，一个地区适用的技术往往在另一个地区就不适用了，并且传统技术几千年来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及其建立其上的社会也是发展缓慢的，于是造成人的僵化、保守的观念。

1．5．基础设施落后

基础设施指为物质生产和居民生活创造共同条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的总称，就内容上说，包括交通运输系统、能源供给系统、物资仓储系统、水利供给系统、邮政通讯信息系统、卫生文化福利系统、教育系统等。我们不打算考察贫困地区社会基础设施的全部内容。只是以交通运输系统、教育系统和邮电通讯系统为代表来说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

教育活动必须有被教育者——在校学生，教育者——教师，教育设施——必要的校舍、教具、图书资料等。而这些贫困地区都比较差。贫困地区无钱修校舍、添置教具，许多学校仍在古老破旧的礼堂庙宇中安身，危房比重极大。贫困地区学生入学率低，巩固率更低，例如湖南省桑植县，198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1.7%,五年的巩固率仅为48.6%。贫困地区穷,吸引不了人才,致使师资缺乏，例如安徽省大别山区初中教师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0%，低于全省29.5%的水平。没有经过培养的教师，只好用民办、代课教师，而这些教师文化素质普遍较低。1983年四川省中小学教师教材考核，阿坝、马尔康两县60%的公办小学和初中教师不及格，95.1%的民办教师不及格。

贫困地区的交通不便是人们都能感觉到的，例如，福建省连城县平均每万平方公里只有公路19.9公里，比全省的28.8公里少8.9公里，还有36个行政村未通公路。公路不但密度低，且路况质量差，等外路多，三、四级路和等外路分别占27.8%，48.5%和23.7%。再如贵州省织金县解放几十年来共修建公路824公里，其中属省管的四级公路仅150公里，其实说的是四级公路，事实上达不到四级。全县等外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81.8%，全县101个乡中有35个乡根本不通公路。

贫困地区的邮电通讯事业十分落后，例如沂蒙山不通广播的村庄有3963个，占村庄总数的51.7%。再如西藏邮电局（所）的平均服务面积为10169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的邮路仅有61米。

社会基础设施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才能发展起来。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缺少建设基础设施的必要资金，所以基础设施落后。同时，社会基础设施又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贫困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又严重地阻碍了贫困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且，基础设施落后也是贫困地区人素质差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在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同时，注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1．6．人的素质差

人的素质包括体力素质、智力素质和观念素质。贫困地区人在体质、智力和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比较差。

贫困地区人由于生活水平低，营养条件差，医药卫生条件差，因而体质普遍较差。比如，陕西省淳化县地方病在全县分布很广，山区尤为严重。据1986年调查，全县患大骨节病12393人，克山病43人，甲状腺3418人，妇女病7171人，麻风病7人，布病163人，出血热发生33例。这些地方病患者共23650人，占总人口的15.5%。在贫困地区人的体质中，知识分子的体质问题更加严重。对湖北省36个山区县（市）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进行的调查表明：山区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被调查对象中，有慢性病仍坚持工作的占50.1%，重病住院或卧床不起者占0.4%。

体质差，劳力弱，是许多贫困户贫困的直接原因。比如福建省连城县1988年63户未脱贫户中，痴呆或残疾者家庭共有9户，因主要劳力患病而致贫的有11户。

智力的基础是文化程度，所以可以用贫困地区文化程度的情况来说明贫困地区的智力情况，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每千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西部地区54.5人，比全国平均少24%，农村12周岁和12周岁以上人口文盲率，西部地区占一半左右，比全国平均高2/3。西藏文盲率高达77%，青海、甘肃、云南文盲率超过50%。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22个贫困地区中41个县，在12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44.2%，比全国的23.5高20.7%。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55%，个别偏远县、乡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据贵州省21个贫困县的统计，12岁以上的589.83万人中，文盲、半文盲占57.6%。

虽说社会上脑体倒挂的现象较为普遍，但这是分配上的问题。从生产能力上讲，从创造的价值多少讲，不少地方的调查都证明，人的劳动能力与文化水平的高低呈正比。贫困地区文盲和低知识的人太多，所以劳动能力极低。不少研究也都证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生育的胎数越少，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生育胎数越多。由于贫困地区人的文化素质不高，文盲太多，所以出现了比发达地区更高的生育率。

贫困地区人的观念落后，表现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前面产业结构中，在分析自然经济对人们观念影响时，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这里只再作些补充与概括。

自然经济意识。贫困地区不少农民对商品经济至今还很不习惯，他们一贯视农为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冒险出外经营工商业。

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信心和勇气。长期不能摆脱困境，使一些农民对前途失去信心。有的人认为好也好不了多少，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对治穷致富悲观失望。在这种消极情绪影响下，许多农民不去寻找致富门路，而寄希望于“老天爷”风调雨顺。

依靠国家支援、救济的“等靠要”思想较普遍。由于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不相信自己能改变命运，以及过去扶贫工作中的偏差，使不少贫困农民产生了依赖国家的思想。许多本可以自力更生，联合起来办好的事情，非要等国家拿出钱财才肯去做。视吃救济、拿补贴为理所当然。

观念保守，不愿意接受新技术。例如湖北省房县特产的黑木耳，个大肉厚，胶质多，营养丰富，驰名中外。用传统古老方式，露天生产每公斤木耳，最少需要耳材50公斤，一般为150公斤，多的达到300公斤；反之，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室内生产同样多的木耳，一般只需要10公斤左右耳材。然而，如此高效益的开发技术，却因为旧习惯的束缚而推广不开，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

迷信也使贫困地区人民吃尽了苦头。1986年4月11日。陕西佳县白云山太上老君庙里香客如云，传说这天是真武神过生日，布施者络绎不绝，庙里收入高达7万元，相当于佳县每天财政收入的20倍。那天，河对崖 的山西临县渡口壅塞了几万人，要求渡河求神者，多是山高地薄，生活不景气的地方来的。原来5角钱一张的船票陡涨到2元，定员68人的小船塞满了174人。结果行至河心，船翻人亡，只有45人生还。那些在黄河漩涡中随波沉浮、命在旦夕的香客，竟还有高喊“真武神保佑”的。云南中甸县一户农民搞经济开发收入数千元，全部拿去献给菩萨。以保佑他来年更加顺利。

贫困地区的资金本来大量短缺，可是由于迷信，传统习惯的作崇，造成大量财物的浪费。修庙、修坟、大办婚丧事，不必要的人情礼物，大肆饮酒，大量的宗教迷信活动，赌博、逢年过节的大肆铺张浪费，等等，使本来可用于发展生产的财物资金，被挥霍一空。

1．7．政府行为偏差

政府在协调和处理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关系，以使社会朝着既定的目标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切行动，即称为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可以分为政府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和军事行为等。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即政府调控经济系统，使经济过程沿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所表现出来一切行动。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行为就分为中央政府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鉴于中国政治高度统一的现实，我们把中央政府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合称为政府行为。政府行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面之一，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尤为明显。

政府行为，就其效果而言，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贫困地区在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贫困地区长期未彻底摆脱落后状况的原因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针、政策、具体措施、行政机构设置，以及政府自身建设方面的某些失误，给贫困地区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1．7．1．经济发展指导方针上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生态破坏

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有的是先天的，有的却是政府行为偏差造成的。《安徽大别山区综合发展战略》里就指出：“大炼钢铁”和 “以粮为纲”两度错误，使山林遭受了重大破坏，盲目开发，造成新的水土流失。1985年大别山区水土流失面积达7459.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3.7％，年均土壤侵蚀量20543吨/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造成河流淤塞，危及水库安全；导致土地肥力下降。例如大别山区的六安县南部陡坡开荒地有机质下降到0.59％，全氮只含0.032％，速效磷只有0.0002％。生态遭到破坏，洪旱灾害频率加快，岳西县1934——1964年30年间，出现洪、旱灾害各8次，而1965——1983年18年间，却发生洪灾11次，旱灾17次。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贫困地区单一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商品经济，也与政府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有关。“以粮为纲”是贫困地区单一粮食型结构的直接原因；“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平二调”、企业产品的直接调拨等一套“左” 倾搞法，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生产关系不断变更，超越了贫困地区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生产力现实状况，加上政策多变，山权、林权不稳，如很多地方把社员自留山、自留树几放几收，把生产队的山林过渡为生产大队或公社所有，国营农、林牧场无偿占用集体山林、土地等，这些都在群众中造成了极深刻的消极影响。政府的这些行为在改革前确实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岂止是贫困地区，全国城乡经济长期发展缓慢，也是与政府的这些“左”倾行为分不开的。

1．7．2．一些政策不合理

原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就说过：在旧体制下，通过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的调节，甘肃省原材料工业产品一直以指令性计划调出省外，支撑了东部的加工工业。低廉的价格使原材料工业创造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东部的加工工业。而东部加工工业的产品，又以较高的价格，在西部市场上销售。一头是低廉的价格，另一头是高价，这种不合理的“剪刀差”，使得利益转移，资金外流，使得甘肃省工业发展难以自我积累，资金难以自我集中，只能靠伸手向上要投资。东部加工工业膨胀对原材料供给造成巨大压力，使得甘肃省工业的资本存量难以自我调整。现有企业始终处于高负荷运行的状态中，仅有的一点财力，包括中央给的投资，只能用在原材料的外延生产上，其他产业的发展挂不上号。如此恶性循环，使得整个经济结构难以趋于合理，在体现既得利益的现行价格难以调整的情况下，调出的原材料越多，经济实力外泄越严重，只得捧着金饭碗受穷，年复一年，到中央要钱花、讨饭吃。

贫困地区情况特殊，应该得到一些特殊政策。可是政府在财政、税收、贷款、价格、补贴、人才交流等政策上实行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一刀切”的做法，结果便利了发达地区，苦了贫困地区，比如贷款政策，“拨改贷”后，全国统一利息率、统一规定贷款的30％的自有资金比例，产生了越富的地区越能得到资金扶助，越穷的地方越是贷不起，客观上堵塞了贫困地区取得资金的渠道。据调查，在安徽省金寨县营造丰产速生林，每亩以15元计，需要自筹资金45万元，加上小水电，共需615万元，地方财政就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在湘西花垣县银行计划给乡镇企业贷款500万元，结果只代下去40％，其余60％没人敢贷。因贷款利息“一刀切”。设备8.4％，流动资金7.2％，信用社却为9.6‰和12‰。

贫困地区的财政赤字大，财政补贴多，这是事实。但有的赤字、补贴是由于上级只管下文件开口子，不给增拨补贴经费造成的。例如湖北省黄冈地区，近几年来虽然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每年超收近2000万元，但由于中央为理顺各种经济关系，一些重大的财政政策陆续出台，以致地方财政收不抵支，连年赤字。1985、1986两年。黄冈地区收入完成3.87亿元，正常支出却接近4亿元，支大于收1300多万元。1987年，黄冈地区财政收入完成2.4亿元，比上年增收近4900万元，但因一些减收增支政策仍在出台，加上历史遣留包袱过大，迫使财政赤字达1100多万元，地方性财政赤字面达70％。1988年财政形势更为严峻，工业用电加价、折旧率提高，企业、教育调资、行政、事业单位增发资金，价格暗补改为明补，等等，再需增加支出1000多万元，加上上年赤字，财政实有2100多万元缺口难以填平。“一刀切”政策给贫困地区造成的巨大财政赤字，完全与扶贫开发的要求相悖。

1．7．3．经济投资失误多

贫困地区本来用于生产性开支的经费就不多，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点有限的经费也不好好使用，或投资建设一些不该建的项目，或建设项目的成本太高，效益太低。据西藏建设银行提供的资料，1965——1968年，搞“三线”建设，投资7237万元，仅三年时间报废了2300万元，70年代“填空白”，昌都、拉萨等地搞玻璃、化肥等厂，浪费投资1500万元。向阳煤矿投资478万元，建成后挖不出煤来，落个“煤矿烧牛粪”的美名，昌都金河电站301.6万元投资全部报废。墨脱公路1983年下马，2348万元投资付诸东流。就是建成的，也得付出内地难以想象的代价。装机仅2600千瓦的献多电站，千瓦均造价10761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5倍，被群众称为“钱多电站”。拉萨冷库单位造价4163元，与献多电站同创行业工程造价最高记录，花了极高的成本建成的企业，一运转，却又不灵。西藏30年来共建成小水电站816座，现已报废23.3％，带病运转的15.7％，日喀则地区建成小水电站175座，如今已有40％不能运转。

1．7．4．机构痈肿

贫困地区的经济落后，但行政机构设置毫不落后。比如山西的大宁县，人口4.8万，不及临近洪洞县的1/10，1987年财政收入95万元，不及洪洞县的1/50，但机构设置与洪洞县相比一个不少，全县没有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没有一个台属、侨属，但政协、统战部、对台办、侨联等机构应有尽有，一个不到5万人的县，副县级以上干部就有26人，副局以上干部342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是一体化管理，中央对省、地、县三级的业务管理是以条条的形式一贯到底。为了保证条条的顺畅，地方政府就设置相应的部门，中央各部门的算术级增长趋势，拉动着地方政府以几何级的乘积迅速扩张，加之地域管理的块块行政网络也在力求健全与完善，这种相互迭加的行政完善化的要求，就向吹气球一样，把贫困地区的政府膨胀起来了。贫困地区脆弱的地方经济、细小的财政收入与不断扩大和肿胀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贫困地区大量悖理的现象：

一方面缺乏资金，另一方面有限的资金大量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如西北某省“六五”期间行政管理费支出大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而基建拨款比例又低于全国支出比例近10个百分点。

一方面由于落后地区农民素质低，自组织程度低，需要加强政府的一些职能；另一方面人员工薪、补贴等经费开支在财政比例中迅速上升，保证政府职能的事业费等比压缩，呈现出人员增加，职能减弱的反向发展趋势。

一方面缺乏科技、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大量积压于政府机构，复杂的人事关系，部门、人员之间的磨擦、扯皮，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与指挥当地经济开发的领导职能。

1．7．5．指导思想有问题

长期以来，政府对贫困地区扶持的指导思想不对头，方法不当。单纯输血多，扶持发展生产少。靠输血维系生命成了贫困地区的通病，西北五省区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仅在46.8％，“六五”期间，一半以上靠上级财政补贴，有的地县达到80—90％以上。千方百计地争取更多的财政补贴与外部投资，成了缓解当地财政的“捷径”，使贫困地区养成依赖思想，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结果是越救济越穷。《富饶的贫困》一书举例说：“30余年的平均趋势是，青海的中央财政补贴平均以每年14.3％的速度递增，本地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9.4％，也即是说，本地财政收入增加1元，需要中央财政补贴相应增加1.52元。西藏财政补贴平均每年增长给的钱倒成‘尅星’了，补贴越多，收入越少，亏损越大”。几十年来，国家在贫困地区花的钱没有形成生产能力，贫困面貌因而长期得不得到改变。

1．7．6．腐败现象

贫困地区山高皇帝远，一方面是封建主义残余很深，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拉小圈子，搞派性；另一方面贪污腐化严重。有些干部不顾民间疾苦，只顾自己吃喝玩乐。陕西省子长县是延安地区最贫困的县之一，1987年和1988年，先后由国家补贴、拨款1121万元和1280万元。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用陕建技术培训费外出“考察”，由县农委凭空伪造了一份2.5万元“培训计划”，从县老区办取款用于外出“考察”。从1988年9月26日起，他带领各乡镇书记，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29人考察团浩浩荡荡出发，到了江苏吴县不到3天，突然改变路线，先后到杭州、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地游山玩水，历时37天，花费3.5万余元，其中用于公费旅游的开支达21527元。另外，他还经常利用职权白吃、白喝、白拿。

2．地区贫困原因的总体认识

2．1．地区贫困的多因素综合作用论与单因素根本原因决定论

贫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结果，还是某个单因素根本起作用造成的结果？这是在贫困原因探讨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前面我们分析了造成贫困地区贫困七个方面的原因，单因素根本原因决定论者认为，在这七个方面的原因中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原因，其他原因都是在它基础上产生的，并可以通过它的解决而得到解决。不同的单因论者，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指导理论的渊源不同，理论概括的层面不同，认为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比如，受马尔萨斯人口论思想影响的人，认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口数量太多；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结构生产力”影响的人，认为产业结构单一是贫困的根本原因；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爱尔维修“教育万能”思想影响的人，认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的素质太差；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的人，认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差；也有人认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落后，等等。

笔者认为，贫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贫困的基本原因来看，包括自然条件差、生产技术落后和人口数量太多这三个因素。单纯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造成贫困。由于自然条件太差，贫困地区的落后技术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造成产出较少；较少的产出满足不了太多人口的基本需要，造成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200公斤这个温饱标准，于是才出现了贫困。在基本原因基础上，形成了其他派生原因。比如，由于人均粮食占有量对于产业结构是一个硬性约束，贫困地区在人均粮食占有量极低的基础上，形成了产业结构单一的自然经济；由于自然经济不能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需的财力和强大的需求拉力，所以贫困地区社会基础设施落后；而落后的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造就孕育出素质很差的人。

贫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由还在于在基本原因基础上形成的其他落后现象，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它们就在贫困地区的经济活动中相对独立地发挥着各自的消极作用。比如，人的保守、封闭的落后观念一旦形成，它就阻碍着人们采用新技术和发展商品经济。再比如，在落后生产技术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经济结构，反过来又阻碍着技术的发展。因为商品经济要靠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所以商品经济能推动技术的发展。而自然经济没有外部的压力，对技术的需求也就不迫切，所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技术总是处于落后状态。另外，自然经济也没有物质条件使用先进技术，因为先进技术也是一种商品，无论机械技术、还是化肥技术、植保技术、良种技术，你要使用它们，就得用商品去交换，由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提供不出用以交换的商品，也就无法使用这些技术。

某种原因产生出某种结果，原因消失了，结果会消失吗？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因消失了，结果也随之消失。比如用火烧凉水变热了，火熄灭之后，热水又变成凉水。一种情况是原因消失了，结果却不随着消失，它保留下来了。比如用火煮鸡蛋，火熄灭之后，煮熟的鸡蛋不可能再拿去孵小鸡。这两种因果关系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生活领域内，后一种情况更是大量存在：母亲生出儿子，儿大不由娘。社会生活中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说法：“什么什么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为什么无法弥补，就是因为有的结果一旦产生出来，就再也变不回去了。单因素根本原因决定论者只看到了众多根本原因，而无视众多原因的相对独立性，这就是他们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由于他们忽视了众多原因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在解释地区贫困的形成上都是不成功的。

如果说自然经济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那么如何解释我国封建社会的几次经济繁荣呢？须知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自然经济。单纯用人的素质差也不能解释贫困的形成。因为人的素质不是天生的，它本身是贫困造成的恶果。更何况求生是人的本能，当一个人处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死亡线上时，求生的本能是会驱使他改变自己所处的状况的。任何人这点起码的素质还是有的。建国以来三次向青海移民，均以失败告终，就是一个例证。真实的原因是有的地方确实自然条件太差，土地长不出东西，所以那里的人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当然，完全用自然条件差也解释不了这样的现象，两个相邻的县，自然条件基本一样，但一个县是贫困县，另一个县并不贫困；也不能解释有的贫困县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脱贫了，须知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完全用技术水平高低的变化也解释不了这个现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以前和1985年以后，贫困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这是政府行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人口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更是贫困地区的一个大问题，但完全把贫困原因归罪于人口太多，似乎有些解释也很牵强，人口问题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难道意味着短期内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吗？难道扶贫工作就只是一个计划生育工作吗？显然，我们只有用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才能解释各种各样的贫困现象。

原因产生出结果，结果形成了，怎么消除它？第一种方式，由于原因消失了，结果也会消失，所以可以采用去掉原因的方式去掉结果。第二种方式，由于原因消失了，结果不会消失，这时，除了去掉原因以免使更多的结果出现外，还需采用其他办法来消除已经产生的结果。单因素根本原因决定论者的论点是为他们采用单一治理措施服务的，他们认为，只要采用某项单一措施，消除了贫困的根本原因，贫困问题即可解决。我们认为贫困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为了说明对贫困地区应该进行综合治理。只有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治理，贫困地区才能真正摆脱贫困。

2.2.地区贫困的“最大限制因素”

木桶是由很多长条木板相拼而成的一种盛水工具。作为一个整体，木桶的盛水功能来源于组成它的全部木板功能的集合。每一块木板对水桶的总体功能来讲，都是必要的，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一块桶板的高度,也不是取决于所有桶板的平均高度,而是取决于最短一块桶板的高度，一只木桶的盛水量与组成木桶的最短一块桶板之间的这种制约关系，即为“木桶效应”。“木桶效应”的经济学语言是：一个经济总体的整体功能水平不是受制于总体中最强一部分所协调的程度，也不是受制于总体中各部分的平均可协调度，而是受制于总体中最弱一部分的可协调程度。可协调度最弱的这一部分就构成了总体的“最小构成因子”。“最小构成因子”是“最大限制因素”，这就是“木桶效应”的辩证法。

我们说贫困地区产生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在贫困地区的经济总体中，短板块太多了，这里也在漏水，那里也在漏水。但同时我们又认为，在众多的短板块中，必然有一块是最短的，即存在着“最大限制因素”。把贫困原因看成是单一的，是错误的，把众多原因看成是同等重要、不分主次的，也是错误的，一般说来，贫困地区的“最大限制因素”有着空间与时间的变异性，下面我们就尝试考察一下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最大限制因素”。

2.2.1.“最大限制因素”的时间变换

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我们可以粗略地把不同贫困地区的共同的“最大限制因素”的变化情况，勾划为这样几个阶段：

我国22个贫困地区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在解放前都是贫困的，解放后这些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还没有根本改变贫困面貌。1985年以前，特别是1979年以前，政府行为偏差是贫困地区长期未能摆脱贫困的“最大限制因素”，因为那时政府的一些过左的搞法，确实阻碍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短短几年时间，广大农民就富裕起来了，也从反面证明了那时政府的行为是贫困地区长期未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

但是，笔者也认为，在1979年以后，特别是在1985年以后，政府行为在总体上已经得到了极大优化。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十分关心，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6年中央1号文件又把“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进行考察和慰问，要求“七五”期间把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近几年来，国家对贫困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比如放宽政策、减轻负担、专项贴息贷款、国家机关“包山头”等等，这些优化行为使得贫困地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贫困地区没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到1985年下降为1.25亿，1993年下降为8000万，1999年上半年已降为4200万，这个成就蜚声中外。

政府行为现在在总体上已经不是贫困地区的“最大限制因素”了，那么现在贫困地区的“最大限制因素”是什么呢？不少人认为是人的素质差，笔者认为是人的素质中的观念落后，人的观念落后是现在贫困地区的“最大限制因素”。

体质差不是“最大限制因素”，智力差也不是“最大限制因素”。虽说贫困地区的教育设施落后，学校数量少，课桌、教学设备缺乏，师资质量差，这些都是造成贫困地区人的智力差的客观原因，但贫困地区儿童入学率、巩固率都低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人的观念落后，不愿送子女上学。有的地方，谁去上学要靠抓阄来定。由于人们的观念落后，使得那些落后的教育设施的效用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人们不愿意上学的情况下，再多建些学校、多添些桌凳、仪器有什么用呢，还不是空着。

人的能力、包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也不是“最大限制因素”。因为能力主要不是在书本上学的，而是在经济活动中培养的。在经济活动的开初，人们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随着能力的提高，慢慢扩大经营规模，并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现代经济活动是需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如果怕吃亏而不敢起步，本身就是一种观念落后的表现。贫困地区的经济起步，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能不能干，而是敢不敢干。

贫困地区在国家政策放宽条件下，经济结构有了一定调整、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总的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离发达地区的水平差距还很远。政府方面在积极宣传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经济，并且也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但结果并不很理想，除去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人口太多、自然条件差等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的观念落后，鄙视商品经济。

从根本上说，观念的变化依赖于经济活动的变化，也只有经济活动的变化带来的观念的变化，才是最彻底的。但是，这种彻底变化所花的时间太长了，短则几年十几年，长则几十年几百年，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能在短短的几天、几个月造成观念变化的，还是宣传。我党在宣传方面是有丰富经验的，我们能通过宣传把人民发动起来推翻三座大山，把人民发动起来进行“三大改造”等各种政治、经济运动，还愁不能通过宣传把贫困地区人的落后观念转变过来。固然，宣传带来的观念变化是不彻底的，如果没有相适应的经济活动作基础，暂时变化的观念还会再变回去。但是，为了抢时间，我们还是要靠宣传。通过宣传带来观念的初步变化，通过观念的变化带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通过经济活动的变化来巩固和发展观念的变化。

在政府行为基本优化，人的观念基本转变以后，“最大限制因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科学技术落后，是生产力落后。广义的说来，一切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制因素”都是生产力落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差别的物质基础就在于贫困地区生产力落后。由于生产力落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贫困地区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生产力落后，才表现出人口太多，实际上，发达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贫困地区，但由于发达地区生产力先进，地区经济容量大，所以人口并不显得特别拥挤；由于生产力落后，才更加显得自然条件恶劣。因为自然条件的优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归根到底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准来衡量，先进的生产能力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它能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化不利自然条件为有利自然条件。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是在观念指导下进行的，观念的落后会带来行为的落后，带来实践结果的落后。所以，实践结果出了问题，应该首先从主观上去找原因。政府是社会主体的代表，所以我们首先从政府方面去找原因。人的观念是主体因素中的主导部分，所以其次又从人的观念方面去找原因。生产能力反映的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在主观方面的问题解决之后，自然就应该从生产力方面去找原因。客体原因是最后的限制因素。自然界是我们的改造对象，它的存在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力量去改造它，使它符合我们的需要，不可能指望它自发转变来符合我们的需要。贫困是一个主体概念，客体自身无所谓贫困还是不贫困，只有当客体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并且主体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不满足时，才产生了“贫困”的概念。比如，由于贫困地区人的观念落后，认识不到自己所处的贫困地位，知足常乐，保不了还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外面的人为他着急，急于要改变他的状况。而他却安于现状，无动于衷。所以，虽然产生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可以说是基本原因，但我们治理贫困时，却只能首先从主观方面入手，这就好像一幢房子，修建时是从地基、从下面开始往上修，而拆的时候却是从上面往下拆一样。

在贫困地区的经济总体中，人口数量多与其他限制因素作用不同，其他限制因素是限制了生产的增加，人口数量多是限制了消费的减少。从消费方面来说，贫困地区的最大限制因素自始至终都是人口数量太多。如果贫困地区现有人口减少一半，减少一半的一半，还会贫困吗？但是人口数量多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只能在历史中解决。计划生育能使人口数量降到一个合适的量，但那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我们只能把人口数量看成是一个既成事实。一方面，我们把人口数量太多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最大限制因素”，应该尽力去解决人口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把它看成是一个限制因素，应该尽力去提高其他短板，使产出和消费达到统一。

2．2．2．“最大限制因素”的地区差别

贫困地区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不仅有时间上的变化，而且也有空间地域上的差异。在不同类型的地区，以及在同一类型中的不同地方，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历史传统不一样，因此在“最大限制因素”的时间变换中将处于不同的阶段，于是表现出贫困地区在空间上的差别。这就要求我们对贫困地区的“最大限制因素”作出具体的动态的考察。比如，南方某省所属的一个贫困地区，由于政府行为还未完全纠偏，腐败现象仍很严重，上面来的扶贫款到不了农民手上，基本上就被有关人员花光了。这个地区的“最大限制因素”就是偏差的政府行为。政府行为不纠偏，这个地区是很难脱贫的。而在西北的某个贫困地区，政府行为已基本优化，而 “最大限制因素”就是人的观念落后。比如，由于这个地方实在干旱，所以政府出面把一些人迁到另一个有水的地方，可这些被迁走的人，却住不惯好地方，偏要跑回去呆在穷地方。而穷地方的自然条件确实太差，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自然条件差的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南水北调工程完工以后估计情况会好一点）。而地处西南的某个贫困地区，政府行为和人的观念都得到了改良，“最大限制因素”就是科学技术落后，一旦这个地方的人掌握了科学技术，将会很快摆脱贫困。

总之，贫困地区的贫困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研究贫困地区的开发，思想就不能简单化、单一化，只注意某一致贫因素，而忽视其他。但在众多的贫困因素综合作用中，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总是有一种因素在起主要作用，成为贫困地区发展中的“最大限制因素”，因此，我们又必须紧紧把握住重点，找出脱贫致富的突破口，而防止不分轻重缓急，分散精力的乱抓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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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双定等1987山区资源开发中的科技进步问题探讨农业经济问题，（9）

张红宇1987从黔桂贫困地区现状谈贫困与发展农村发展探索，（6）

本文完成于1989年，载于《地区贫困与贫困地区开发》（科学出版社，2000年），其中的数据和例证可能陈旧了，但观点并不陈旧。

地区贫困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