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案例

【篇一：官员腐败案例】

浙江在线10月25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丁谨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涤荡“四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铁腕反腐，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本报记者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浙江查处的部分典型贪腐案，探究全面从严治党瞄准的方向，解析干部陷入贪腐泥潭的原因。

落马官员“全家腐”高发

祸起萧墙之内

2015年11月17日，湖南省纪委发布了苏荣女婿程丹峰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至此，苏荣家族的涉案成员增至14名。

苏荣，十八大后首个因贪腐落马的副国级官员。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弟弟，乃至远房亲戚，都曾利用他的权力为人办事，收受好处。“全家腐败窝案的掌门人”，是苏荣的自我评价。

除苏荣外，《永远在路上》中出镜的多名贪腐官员都存在“全家腐”现象，如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等。我省贪腐案中，也不乏此类。

杭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原党委书记、副总指挥王光荣在任时，主要分管城市建设，其妻女等先后在多家房产公司工作，利用其职权，或在企业任职领酬，或从事具体地产项目开发，或占有公司股份获利，或通过为有关公司办理项目前期工作收取高额费用。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原总经理陈遵举任职期间，收受人民币27万元、99克金砖两块。妻子茆某则利用其职权，多次收受现金、金条等。

黄岩区区委原常委、常务副区长金小云任职期间，亲自出面跟分管部门打招呼，要求他们把单位公款存到其子工作的银行，帮助其子获存款提成百万余元。

领导干部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其权力的递延效应也越强，其亲属以此谋取利益的空间也越大。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陈宏彩分析说:“抓住干部中的‘关键少数’，才能击中‘全家腐’的‘七寸’。”

官商勾结成贪腐通病

餐桌下的交易

不难发现，落马官员无论官位高低，都有一个鲜明共性——饭局多。

周本顺给儿子做生意撑台面，参加各类宴请饭局，尽管不发一言，但出席也是“态度”;位于广州市白云山景点深处的一家私人会所，是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将饭桌当做“办公桌”，频频进行利益输送……

鳄鱼尾巴、陈年茅台，一场场高消费的觥筹交错，显然不是官员自掏腰包，它们背后都有一条官商勾结的线索，一本权力与金钱交易的账本。

翻开浙江反腐档案，同样可见官商勾结的踪迹。

去年9月，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吴坚正涉嫌受贿案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吴坚正在任职期间为请托人及其公司在资质申报、年审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并通过出台文件帮助排挤别的人防设备企业进入温州市场，提高请托人公司市场占有率。作为回报，吴坚正接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7.4万余元。

时任黄岩区副区长兼长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指挥部第一副指挥的鲍澄华，曾非法收受浙江省水电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贿赂10万元，后在商议长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拦河大坝土建工程施工单位资质时，同意将施工企业资质要求从水利水电一级放宽到二级，使浙江省水电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顺利中标。

时任海宁市安监局副局长的卢朱平，也曾先后非法收受相关企业负责人以拜年等名义送的各种财物共计人民币13.06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认为，只有简政放权、规范行权、有效制权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官商勾结的腐败土壤。在他看来，需要尽快完善立体化的社会监督机制，做到公开透明。

“小圈子”里的利益输送

当“爱好”不再单纯

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有个看似高雅的“朋友圈”，频繁“冒泡”于其中的都是打网球、养生、品酒的“同道中人”。

反思被查处前形成的这些圈子，吕锡文称，原来认为都是朋友，但其实很多人在观察你，希望你有爱好、有所求，他来迎合你拉近关系。“时时刻刻都得注意。有些事儿不当事儿，它有可能后头跟着很多挺可怕的事儿。就是你可能不经心一个事儿，后头跟着不定多少利益周转呢!”

“有爱好是平常事，但官员并非一般人，他们手握公权力，因此要对自己的言行多些警醒。发展爱好时，也要注意与自身形象、经济实力相匹配。”范柏乃说。

江南自古多文人、尚风雅。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邵毅也以“喜欢收藏”闻名。不曾想，他的严重违纪也与“雅贿”紧密相关。

邵毅的收藏爱好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字画到瓷器、玉器、古董，他任职过的地方，“邵毅喜欢收藏”都是公开的秘密。他曾通过请利益相关者帮忙，将仿品、赝品以高价售出，谋取巨额利益。2016年5月，邵毅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60万元。

小官巨腐令人震惊

“蝇贪”有时猛于虎

“苍蝇式腐败”，能有多厉害?《永远在路上》揭开的真相令人咋舌。

西安某社区居委会主任于凡，利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牟利，单笔受贿达5000万元，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元;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党委原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据悉，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经理马超群，被调查时家中搜出1.2亿元现金、68套房产、37公斤黄金。

“‘拍蝇’同样重要。”陈宏彩指出，基层干部虽然职务不高，但与老百姓联系紧密，基层反腐力度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反腐获得感。

官员职级和涉案金额强烈反差所形成的震动效果，提醒着人们基层腐败问题的严重性。2016年，我省多地开展基层巡察工作，重点关注土地开发、城市建设、村官腐败等多个易出现问题的重点领域，清理查处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2003年6月至2015年8月，郑百成利用其担任淳安县经济开发区坪山工业园区副主任、县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县科技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不但违规收受礼金礼卡，插手土地资源出让、工程建设，私设“小金库”，还违规经商办企业长达十余年，掌控企业十余家，掌控资产一度近亿元。

衢州衢江区高家镇财政办原主任、财政所原所长杜云水伙同7名所辖村报账员以谎报种粮大户名单、伪造《土地流转合同》等方式，虚报冒领种粮补贴，7年内共骗取补贴214万元。

“所谓‘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用纪律和规矩管好全体党员，在反腐倡廉中，绝不轻视基层腐败问题。”范柏乃说。

【篇二：官员腐败案例】

原标题：梳理近年来腐败案例:不少贪官背后 都站着贪婪的内当家【原标题:梳理近年来的腐败案例可以发现:不少贪官背后,都站着一个贪婪的内当家——“贪内助”众生相】

贪内助 张浩/漫画

近年来,不少贪腐大案呈现“家族式腐败”现象。“落马”官员在位时,自己忙着捞钱逐利的同时,不少家属也不甘落后,成了官员贪腐的“助推器”,有的甚至走到台前,成了官员的“敛财”代言人。本刊梳理近年来的典型案例发现,贪官身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内当家”。这些人以其各具特色的“演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贪内助”众生相。

■“直接操盘”型

11月1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了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案件详情。危金峰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贿赂,通过非法倒卖土地获取暴利,家庭财产高达7000余万元。久贪成“精”,危金峰甚至练就了通过拎重来估测红包金额的“本领”。他的妻子、岳母、兄弟、妻妹等近亲属全部涉案,打造了一个以危金峰为轴心,以其妻为“操盘手”,以不法商人为对象,以其岳母、哥哥等为赃款接收者的腐败“网络”。

■“死不悔改”型

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一案中,其妻韩桂荣被以共犯的身份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定,韩桂荣通过丈夫王怀忠为他人解决请托事宜,先后3次经手收受阜阳某公司所送人民币80万元,3次经手收受某宾馆负责人所送人民币40万元,并和王怀忠共同占有此款。最终,王怀忠被判处死刑,韩桂荣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当审判长宣判时,韩桂荣竟多次将其打断,咆哮着称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是“一派胡言”、“法律就那么回事儿”。

■“垂帘听政”型

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的妻子傅培培,曾利用丈夫的权力和影响力说动宁波市某投资公司、某银行宁波市分行为五洲公司贷款共计1483万美元及1000万元人民币。她嘴上唱着高调“我们干部家属是不能经商的”,行动上却介绍儿子许某与五洲公司总经理胡教华认识,意图借儿子“做业务”的名义接受“俸金”。在胡教华购买配套设备需要资金时,傅培培和儿子就请许运鸿“到公司看看”。在妻儿的催促下,许运鸿几次带领宁波市有关单位的领导前往视察,指示给予资金支持。几年间,傅培培和儿子共获得好处费459万元。最终,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傅培培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人间蒸发”型

1995年到2005年间,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卫生局原局长连振辉在工程建设、医政管理、医械采购等事务中先后为8名行贿人谋取利益,多次受贿共计175万元。在检察机关讯问时,连振辉对收受巨额贿赂的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愿意全部退赃。由于他的受贿款全部交给妻子叶某打理,所以尽管他多次给家人写信要求退钱,但叶某不予配合,反而玩起了“人间蒸发”,导致赃款至今未追回。

■“吹枕边风”型

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原本很廉洁,为躲避他人送礼,他甚至逢年过节带着全家躲在亲戚家中。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失礼”又不伤送礼者的面子。其妻侯水娥却对丈夫的拒贿行为非常不满,“教育”他说:“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有事我来担,与你没关系。”在其妻的一再煽动下,夫妻双方共同犯罪。“前门”虚设,“后门”洞开,结果案发后魏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侯水娥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装穷敛财”型

浙江省萧山市原市长莫妙荣的妻子朱金宝在到处敛财的同时,还特别善于“装穷”,时时以“廉政夫妻”的面孔现身于公众视线。她常常穿着补了又补的皮鞋、撑着断了骨架的破遮阳伞逛街;她到杭州存钱,大热天挤公共汽车,连出租车都舍不得坐……她一般不主动为别人在丈夫面前说情,但对丈夫下属或所在部门管辖的单位送上门的东西来者不拒。莫妙荣在监狱中追悔莫及,深有体会地总结了“三不得”,其中之一就是“妻子参政要不得”。

■“疯狂代收”型

浙江省某建设集团董事长杭某是开化县委原书记王金良贿赂案的关键人物。据王金良交代,仅杭某一人就送给他现金51万元人民币、4000美元、1000英镑,基本上都是由妻子代为收受的。王金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受贿48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他感叹道:如果妻子能够为他挡一下,他也不至于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代夫出征”型

浙江省衢州市委原常委、浙江巨化集团原董事长叶志翔的妻子黄巨英,在丈夫堕落过程中,同样也扮演了一个“积极助推”的角色。随着丈夫年龄的增加,黄巨英逐渐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紧迫感:“丈夫退休后,人们还会如他大权在握时那样尊敬他吗?”正是看准了黄巨英的这种心理,经营海鲜业务的王某走了“夫人路线”。他先后6次通过黄巨英送给叶志翔价值约50万元的财物,黄巨英在收受财物后均告知了叶志翔,并向他转达了王某请托。2011年4月,夫妻俩分别被温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与六年。

■“理财助手”型

多年来,47省道浙江浦江段公路建设指挥部原常务副总指挥吴玉林的妻子陈梅华不断以自己特有的“理财”方式,刺激着丈夫的贪欲。吴玉林自2003年4月开始,担任47省道浙江浦江段公路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在工程建设的资金拨付、工程进度、质量管理等方面有很大的决定权。有一次,包工头胡某将一张存有20万元的银行卡送给吴玉林后,陈梅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后续操作:将6万元以每月1分的利息外借,再将11.2万元以每月1.5分的利息借给某公司,其余的钱供家庭开支。2009年,当地法院一审依法判处吴玉林有期徒刑十一年,陈梅华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狼狈为奸”型

江苏省洪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与其妻钟书娟是一对“善于表演双簧”的夫妻。孙亚光在前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负责具体办事,钟书娟在后面收钱点票。表面看来,两者毫不相干,实则狼狈为奸。几年下来,两人共同受贿30余万元。案发后,办案人员在其住宅和车库等处,仅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就搜出628瓶,此外,两人还有67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最后,夫妻二人双双落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和十一年。

■“反目成仇”型

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后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的林孔兴在任期间,以权谋私,家人暗箱操作,弄虚作假,非法牟利8286万元,还伙同妻子受贿。2004年10月27日,林孔兴与其妻王萍一同在湖北省随州市中级法院同堂受审。这对昔日“恩爱有加”的夫妻,到了法庭上便互相推责、反目成仇。庭审时,林孔兴的第一句话便是:“钱是王萍收的,我不知道。钱是不是收到了,那还得问王萍。”一句话便将责任全部推到妻子身上。“这是林孔兴对我的诬陷!”林孔兴辩解的话音刚落,王萍更是情绪激动,高声反驳:“林孔兴不能为了自己解脱而诬陷我,这令我非常气愤。”王萍还两度怒骂身边的丈夫,然后不停地抹着眼泪:“王八蛋!瞎胡说!什么都赖在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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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官员腐败案例】

2015官员贪污腐败案例，官员贪污腐败案例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12月29日召开会议指出：“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记者盘点发现，大案往往变成窝案，在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廉政研究专家指出，上述现象危害很大，随着反腐斗争深入推进，“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将难有生存空间。

“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

【秘书帮】十八大之后，一些曾经担任过秘书职务的官员落马，而这些落马的“大小秘书”们因工作经历有着种种相似之处。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两年落马的郭永祥、李崇禧、冀文林等官员先后在四川等地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等。

2013年6月，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公开履历显示，郭永祥从一名石油工人开始，在石油系统内成长为副局级干部后调任四川，其后多年先后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等职务。

2013年12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接受组织调查。公开资料显示，李崇禧在2000到2002年间曾担任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是郭永祥的“前任”。

而紧随其后落马的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从1998年到2008年之间，先后在国土资源部、四川省委、公安部担任过秘书一职。

【石油帮】2013年9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组副书记蒋洁敏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因此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而在就任国资委主任前，蒋洁敏的职务是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在其宣布被查的前后一周时间内，冉新权、王永春、李华林和王道富也相继落马，他们都曾在石油系统内担任高管职务。有媒体称之为“被一窝端的油老虎”或“石油帮”。在这些落马官员的公开履历中，记者发现了不少相同之处：按照落马前的公开职务，王永春和李华林都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冉新权与王道富都曾在长庆油田工作过多年。

而一些圈子和团伙还存在“交集”，如郭永祥的工作履历显示，其曾在石油系统内一步步走到副局级干部岗位，又担任过周永康的秘书。

【山西帮】“山西官场地震”成为2014年中纪委反腐的热词，不少落马的山西籍官员被通报接受调查时，都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而多名主政山西的官员与在外地从政的山西籍官员的落马，被媒体解读为“山西帮”。

山西籍官员落马者中，令计划引发海内外众多媒体关注。根据其工作履历显示，令计划曾在山西工作了7年。今年6月19日，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其兄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相继落马的一些中央部委官员，也因为祖籍山西或者在山西工作而格外引人注目。2014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而此前的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反对搞“团团伙伙”透露出什么信号？

“12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是现实反腐工作的反映与要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从不少落马高官案例剖析中都可以发现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利用自身高级干部的职务便利与在官场的‘影响力’，通过私下聚会等活动，聚拢了一批圈内人。”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以‘秘书帮’为例，虽然我们对于领导秘书等职务的选拔有着明确的规定，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秘书的选拔任用程序不规范，规定成了一纸空文，出现秘书由领导本人挑选或指定，秘书跟着领导得到快速提拔等现象。某些领导选任秘书存在‘私心’，不是出于工作能力，而是对自己是否‘忠诚’，助长了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

汪玉凯表示，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透露出来的信号值得注意：“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指明，并非空穴来风。严厉查处‘大老虎’，拔出萝卜带出泥，每个人身后都是一个‘圈子’，甚至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贪污网络。最终导致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塌方式腐败’。”

高波等廉政研究专家表示，“团团伙伙”和“拉帮结派”等现象的危害性和破坏性非常大。随着反腐进入新阶段，这个问题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一方面，严厉查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拉帮结派等违纪违法现象，体现了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规律认识的深化；同时，这也是当下对反腐败面临的突出问题做出的针对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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