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史读书笔记

【篇一：党史知识读书笔记】

学习笔记

——党史知识

通过学习党史，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党史知识。书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共党员的形象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他们的故事让我时而斗志昂扬、时而热泪盈眶、时而感慨万千??经过几次革命低潮，我们党都没有丧失信心，在每一次失败以后，我们党都认真分析原因，纠正过去的错误，确立新的方向。八十多年的历程，八十多年的奋斗，八十多年的期待，八十多年勇敢而艰难的承诺，当再一次回顾历史，我们不禁想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八十多年历史的变迁对于共产党人这不是序幕的结束，而是辉煌的开始。反思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我觉得我们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得起失败，并在失败中不断学习。

一、要敢于冲锋，敢于失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一种进步精神。要勇于向困难发起冲锋，失败并不可怕，失败是一种光荣，一个经常失败的人一定会比一个重不失败的人强，因为他勇于创新，勇于突破。

二、在失败中学习。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停的跌倒。如何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要学会在失败中总结，总结失败的原因，总结别人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重新改进我们的差距，然后再次向他们发起冲锋。要向失败的经验学习，我们每失败一次，就要提升我们自己一次。失败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失败中学习是人最重要的学习技能之一，过去我们的学习主要是从书本上来的，书本上带给我们的是基本的知识，但人最重要的学习技能是总结能力，这包括对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失败教训的总结。

三、在自我批评中进步。失败了，要勇于评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推托责任，出了事情捂盖子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每个人都要学会自我批评，要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敢于血淋淋的解析自己，分析自己的错误，总结自己的错误。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会犯 错误，只有敢于自我批评、善于总结经验的人才能进步。从泥坑里爬起来的就是圣人，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让我们相互鼓励，在失败中学习，在失败中进步。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这也是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们要运用它们来提高自己，不断增强大家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提高大家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本领。”他还提出要“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通过这次党史学习，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识，也深深明白了落

后就要挨打这句警世真理。今天的繁荣富强为祖国的昨日交上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锐意进去的浪潮为祖国的明天奏响了进军的乐章。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懂得：鲜血铸就了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汗水浇灌了神州大地繁茂的花蕊，拼搏托起了一个不羁的灵魂!我们会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而努力奋斗!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高中学生，认真学习党史，从中吸取我党80多年来所经历的经验与教训，以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好的贡献。作为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科学文化方面的能力固然重要，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我感到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在立足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多关心国家大事，多关心周边发生的事情，树立参政意识。通过这次学习，我深有体会的感到自身存在的差距。我必须树立学习意识，加强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加强党章、史党的学习，学习统一战线工作内涵，学习时事政治等，培养自己的政治热情，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祖国的建设增光添彩

【篇二：学习党史读后感】

学党史、谈体会

通过近半个月的学习党的历史，让我受益匪浅。读完这饱含深刻意义的党历史，知道党的思想是博大精深、实践是永无止境的，其次就是要更加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多方面充实自己，然后全身心投入银行工作当中。经过党史学习，让我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党，以及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即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继续前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又作出了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决定。这充分证明我们的党与时俱进。

建国初期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和谐发展的中国；面对滚滚前

行的历史车轮，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未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尊重历史、立足眼前、放眼未来，只有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学习党史使我明白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拥党、立志、向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应当拥护党，努力学习、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与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行为做斗争。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一切都在迅速发展，我们青年人必须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目标而积极努力。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我们应当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过硬的本领，同时要有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认识。我们平时不仅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要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社会注意荣辱观，用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也必须坚持，认真学习，善于运用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严守党纪国法，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另外，我们还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端正自己的行为，明确自己的目标。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我们的社会建设成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心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作为一名党员，应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勤奋、努力的学习，努力地培养自己创新精神，要甘于奉献，我清楚的知道自己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会在以后的学习与生活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本领、弥补自己的不足。

【篇三：党史学习笔记】

党史学习笔记之一

历史要真实

--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

（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诞辰，特撰此文作点辨析，以期引起讨论和求得专家们的指正。

问题的提起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

1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

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

2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

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20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

3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的出版，为研究这

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作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1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挂名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4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1

2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

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

2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又如后面一

节用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

3的种种困难。”这些话恐怕只能是很久以后的想象，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是确

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就谈不上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了。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作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还是近年来所看到的写得比较客观、公正、也许更接近实际一些的。它们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远的书就不用说了。看来，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固定论断，既成了陷于矛盾而无法解决的死结，大概也是难以通过的关口，就是说都得这样写。

由此可见，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其实，现在资料已相当丰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只在于要不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对待已有的结论（包括各种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反省和各种回忆），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呢，还是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帋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

1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如果属

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并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下面就利用20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1

2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面》第88，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52—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3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71页。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8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

2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

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周王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

3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几天后在讨

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

4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

导,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

5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

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和刘少奇、杨尚昆发电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做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

6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

78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所

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

9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出了草地以

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1

2 《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长征大事典》（上卷）：《长征史概述》 和《第一方面军长征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4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9，24页。

5 《张闻天在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谱）》第９，２４页。

6 《周恩来传》（一）第3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7 《周恩来传》第354—356，359页。

8 《周恩来传》第354—356，359页。

9 此系原件标题，日期署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义会议文献》摘录发表时改称《延安整风笔记》，此后被通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主要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40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关于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呢？下面就试举八条论据进行讨论。

1 一， 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 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由于创建红军和苏区，所以名气很大，与朱德并列，以“朱毛”著称，国内外以至苏区军民多把他看做红军和共产党的领袖，知道向忠发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反倒不多。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毛泽东，使“左”倾中央对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这也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并取代和代博古出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有的说是出于毛泽东的谦辞。这自然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说，“我是不让权的”，“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什么伟

2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成

为全党全军领袖以后，革命又处于危机关头，谦让就是推卸责任。例如会后张闻天提议让他出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就没有推辞。还有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先让张闻天“过渡”一下，是为了好向国际交代。这也是实在说不过去的。遵义会议既然敢于把国际派来的顾问和国际批准并一直承认的总书记拉下马，为什么对民主选举替代的人就这么多顾虑呢？而且此说至今并无任何足可证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录都没提到当时的什么人曾有此考虑。相反地，中央领导人倒是知道过去国际是支持毛泽东而不支持张闻天的。例如六届五中1 关于总书记问题拟另外讨论。这里先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第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恐无问题，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张自己在《反省笔记》中也多次提到出让总书记的问题，连刘英1937年去苏联治病也是用总书记夫人身份；第二，张任总书记系遵义会议上大家的推举，因他一再谦辞，才拖延到后来行军路上交接，这与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助手不同；第三，六届五中全会设书记处恐系事实，因为会后不久就不断以书记处名义发指示和向国际报告，长征中和到陕北后仍然如此，而书记处总不会一直处于无序状态。

2 转引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92页。

全会选张闻天为书记之一，国际回电就不同意，后经博古去电解释才予批准。而“左”倾中央会前还计划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不但不准，还力主把他选为正式委员。对于去掉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换成张闻天，中共代表团也来信说,“莫斯科很不满意”，还一再通报国际对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极为重视，说“国际已将毛同志

2作为中共和苏区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传和肯定了”。其实，在这之前对毛泽东的宣传就很多，

而无论以前还是以后对张闻天都没有什么宣传。

至于说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并非出于多数人的意愿，“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

3“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但是毛泽东说服了大家，“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这种

说法大约只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码也是延安整风以后，在遵义会议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而且事实上，所有这些，在延安整风中专门清算历史问题时都没有特别涉及，可见这些说法只是出于一些人事后的认识或某种需要。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却是当时各种具体条件决定的，带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

二，在遵义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4 按照毛泽东的定义，“为首”就是召开会议。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 毛泽东并没有

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一种抽象说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举行的，还说得过去，但谈不上领导，因为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 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向邓力群提出，“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

5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

6会议这段历史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这是讲求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

7题”。正是这一例外恰恰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而且当时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住在张闻天隔壁的李华生、也与张闻天为邻并列席这次会议的郭洪涛、开会时在场并作了简单发言的张闻天夫人刘英，都

8一再证明和坚持认为，13日会是由张闻天主持并在他的住处举行的。

1938年以前，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的会议，还不像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样，“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而是认真准备，确定会议议程和报告人，最后往往还要作总结发言，实为会议结论。因为自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就竭力发扬民主，1

21 张闻天１９４３年《反省笔记》。 赵蔚：《共产国际与遵义会议》，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4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0—2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其中讲“为首”问题说，“召集会 议，需要一个首……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就开不成会……为首同 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5 王震1985年6月22日在邓力群纪念张闻天文章上的批语。

6 《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

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8 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均见《回忆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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