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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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
农业社会属于熟人社会，工业社会属于陌生人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往往会混杂、重叠和胶合在一起，从而在社会治理上出现政策和行为选择上的困难。因为，在熟人社会中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主要是习俗、习惯和道德，而陌生人社会则需要通过健全法制和民主的途径去获得理性秩序。就近代法律制度是在熟人社会解体的废墟中产生的而言，它本身就是由于存在于熟人社会中习俗型信任的消失而用来填补空白的制度设置，随着法制的健全，信任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法制的完善往往潜在地包含着这样一重含义：一个社会即使没有信任也可以良好地运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信任的消解，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人们之间的交往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代价。正是这一点，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总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交叉重叠在一起。由于单位身份终身制的疏松化，以同事为特征的熟人开始朝着陌生化的方向转变。在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过程中，又把农村中固有的那种熟人社会中的习俗、习惯等带入到城市这一陌生的环境中来。从而在社会治理方面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习俗、习惯以及道德无法对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是不能够寄托于对习俗、习惯和道德力量的依托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要求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的时候，又受到习俗、习惯等因素的抵制，使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无法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考察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特征是有意义的。
一、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
托夫勒在谈到农业社会时，准确地指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小规模的地方性生产，培养人们非常狭隘的浓厚的地方观念。他们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而和他们的邻居和村庄一起排外。”[1]他们的世界只属于熟人，陌生人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地点，都是可疑的和受到排斥的。在农业社会，一切都是千古不易的，世界是那样的确定，熟人社会的格局是每一个人都熟悉的、习惯的和被看作为自然的，因而导向封闭，人们甚至在心理上不能接受陌生因素的侵入而打破他们习惯的世界。
可以说，在农业社会中，陌生人与熟人是非常容易区别的，是可以准确定义的，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熟人就是熟人，他们都在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整体性上属于陌生人或熟人。然而，在工业社会中，陌生人和熟人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了，陌生人之间可能会因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而具有熟人的性质，而熟人之间可能会相互猜忌而成为陌生人。人与人之间，某些方面是陌生的，而另一些方面又可能是熟悉的。吉登斯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前现代文化中，地方性社区总是更大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陌生人’在这里指的是‘一整个人’：某个来自外部世界并潜在地让人感到疑虑的人。当然很可能存在许多其
他因素，使这个从外部迁入某个小社区的人得不到这个社区内部成员的信任，甚至当他在这个小社区居住了许多年以后，情况可能仍然没有改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如此特别地与作为‘整体’的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在许多城市情境中，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或者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2]
当然，正如吉登斯所说：“在传统文化环境中，也充满了焦虑和不确定性。”[3]但是，熟人社会亲缘关系的确定性却足以抵御不确定性的风险，即使有风险，也不会长久地刻在亲缘关系之上，更不会冲击亲缘关系。因为，“传统文化的风险环境由物质世界的种种危险所主宰。”[4]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风险”只会更加强化亲缘关系和对亲缘关系的依赖。吉登斯描绘这种情景说，“用现代标准衡量，婴儿死亡率和妇女生育时的死亡率都极高。对那些有幸度过了童年时代的人来说，人均寿命仍然相当低，许多人还得忍受慢性疾病的痛苦，并容易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袭。……所有前现代的社会秩序都会程度激烈地受到变化无常的气候的影响，它们很难抵御诸如洪水、风暴、暴雨或大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5]这类来自自然的物质性风险根本不会对人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作出任何消极的暗示，反而会使亲人们更加紧密地结成共同行动的群体，去对付这类风险。
总的说来，农业社会虽然也会有陌生人出现，但这个陌生人主要是一个自然的陌生人，而且这个社会能够很快地消灭这个陌生人。可以想像，当一个陌生人在某一熟人圈内出现的时候，人们立即就会抱着充分的好奇心了解他，当发现他不怀敌意和不具有危害性时，他立即成了熟人；同样，在试探性的接触中发现了他的敌意和危害性时，就会立即做出驱逐甚至将其杀死的决定。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陌生人被消灭了，熟人社会恢复原状，一如惯常。工业社会不同，它不仅依然大量存在着自然意义上的陌生人，而且随时随地地把自然意义上的熟人转化为陌生人，这个社会无时无刻地不在制造陌生人，因为这个社会无法容忍熟人，它时时要求打破熟人圈子中的惯性、惰性和封闭性，它在何种程度上瓦解了熟人圈子，也就在同等程度上拥有了社会活力。
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之后，人们开始只关注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利益，“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6]因而，工业社会以及它的市场经济，把完整的个体的人的存在抽象化为“经济人”，使人只认识金钱和利益得失，时时处于计算与算计的行为谋划之中，这对农业社会的“亲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因而，农业社会熟人环境中的“亲情”也就不再能够发挥联结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然而，社会又必须以人的集合体的形式出现，而且，人的精心计算或算计所欲获取的利益，也需要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人们必须找到一种可以把他们联结起来而构成社会的中介因素，契约就是这种因素。所以，在工业社会，以契约为中介的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类型。在经济活动中，契约直接以合同的形式出
现，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交往与联系中，契约则以其他形式化的规则体系出现。正是这样，契约关系被确立了起来，并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能够赖以交往的基本性的社会关系模式。
我们经常把工业化与城市化并提，其实，城市化并不等同于工业化，工业化是体现在产业的属性上的，但是，城市化却造就了陌生人社会，从而为工业化所需求的人际关系、规范体系、制度环境提供了适宜的温床。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洗礼，在陌生人社会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亲缘关系是重要的，特别在核心家庭中更是如此，但是它们再也不是高度组织化的跨越时—空的社会纽带的载体了。”[7]
吉登斯通过创造“脱域化”这个概念而准确地描述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转变的特征，他说：“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8]这对于理解陌生人社会的复杂性和交往可能性，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吉登斯试图在陌生人社会中发现那种使熟人社会联系起来的因素，并指出这些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其实，吉登斯的所谓“脱域化”，在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开放，社会越是开放，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是频繁，陌生感就越强。这虽然与人们的感性知识不相符，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所在的陌生人社会并不是因为人们之间交往得少了，而是交往的多了。所以说，陌生人与熟人的区别并不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与次数，而是由社会整体上的开放程度决定的。在农业社会中，也许邻里因为某些事情而成为仇敌，相互之间并不交往，但是，他们之间却是熟悉的，属于熟人。在工业社会，商人们因商务活动而频繁地交往，但他们之间可能是陌生的，属于陌生人。可见，哈贝马斯等现代思想家以为人们之间的交往就可以改变社会，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在开放的条件下，仅仅是交往，无助于把陌生人社会改造成熟人社会。开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我们已经拥有的陌生人社会也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现实。我们只有承认陌生人社会的不可逆转性，才能自觉地去发现陌生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才会根据陌生人社会新的变动去思考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
二、习俗型信任与契约型信任
熟人社会中的信任是基于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展开的，首先是亲缘，其次是地缘，只有在此基础上，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关于熟人社会中的信任，吉登斯认为：“信任的第一类情境是亲缘关系，在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它是社会关系‘群’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得以组织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模式。亲缘间的联系通常是紧张与冲突的焦点。但是，无论包含了多少冲突并引起了多少焦虑，亲缘关系仍然是人们可以依赖的普遍性纽带，凭此人们才能在时—空领域内构建起行动。这一点，无论是从相当非个人化的还是更加个人化的关系层次上看，都是如此。换句话说，人们通常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亲戚们去承担各种义务，不管他们是否对被承担义务的具体个人有无同情心。更有甚者，亲缘关系的确还经常提供一种稳固的温暖或亲密的关系网络，它持续地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总体来说，亲缘关系所提供的，
是一系列可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既在原则上也（常常）在实践上建构起了组织信任关系的中介。”[9]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人们拥入城市，这种亲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群就基本上处于解体状态，既使没有完全解体，亲缘基础的社会关系“群”在规模上也日益缩小，事实上，工业化使有着亲缘关系的人被分解开来而安排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和不同的生产线上，从而使生产关系冲击着亲缘关系。有着亲缘关系的人由于联系和共同行动机会的减少而大大疏远和受到削弱。这样一来，亲缘关系在人们的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就越来越被排挤到边缘地带，甚至，那种由生产和交换而结成的陌生人关系取代了亲缘关系，并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
